忽然悟出一个看法：

科学的生产方式已经发生了进化。古典科学的生产方式是个体的和手工的，如牛顿与爱因斯坦，现代科学的生产方式是工厂化和企业化的。个体和手工时代，自己是老板，现代方式是众人为少数人打工。古典方式下能清楚哪个产品是谁生产的，现代生产方式下最多能说是哪个公司生产的。现代生产方式需要老板和总经理。

理解了这种生产方式的变化，就能解释现代出现的科学大佬体制，也能理解研究生为“老板”打工的现象。如此也能在一定意义上寻找合理的科学绩效评价机制。为此，对一篇论文数百作者也不奇怪。

当然，与一般产业不同，科学生产方式中的个体制和公司制在当代都很重要，于是就需要不同的评价方式。

“现在的科技奖励刨掉前五名，都没有到干活的人！”3月11日下午，全国政协会议科技界小组讨论会上，黄强委员对科技奖励的质疑掷地有声，引起了前来列席会议的科技部党组书记王志刚的注意。

“我们一评奖，就看经济效益，一评经济效益，就看近两年的。”黄强说，“那么以前干活的人就被扔掉了。”

在座的委员都不说话了，有的点了点头。黄强停顿了一下，王志刚示意请他继续。

“剩下的甚至有的没有参加过这个项目。”黄强的话有些隐晦，但委员们都明白了。他的意思是，在获奖人当中，有的没有参加过获奖项目的研制，只是因为接手了这个项目的领导职位而进入了获奖人的行列。

此时，王志刚表情有些严肃。

黄强继续分析：“这应该是人才评价出了问题。”他表示，和我们根据经济效益评奖的原则不同，国际上的科技奖励大多看重思想源头，“人家是找源头，我们是看结果”。

在诺奖委员会决定颁奖给屠呦呦前，开展了大量的文献和实地调研，走访了当年参与青蒿素研究的多名科学家。在传统上，西方的科学奖励源于对科学发现优先权的承认，即关注在重大的科技成果中，谁第一个提出思想或者方法路径。而在中国，科技评奖则主要是奖励项目。按照黄强的判断，颁发给集体的科技奖励，实际上最后落到了领导集体的人头上。

此前，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顾秉林表示，处理好个人和集体的关系是当前我国科技评价上的关键。“屠呦呦因为在青蒿素的项目中做了很大的贡献而获得诺奖，这并不能否认所有参与的科学家都有贡献。”

“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有一种追溯思想源头的奖励？”考虑到组织领导在科技项目中的重要作用，黄强继续问：“是不是还应该设立组织管理奖？促进科研项目组织者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别和科学家去抢。”

说到这里，黄强看了看大家，最后将目光投向了王志刚。

王志刚迅速整理了思路，开始回应黄强提出的问题。“人才评价确实是当前遇到的很大问题，科技部责无旁贷。”他说，“刚才你提到的问题，我们会认真考虑。”

王志刚还表示，“十三五”期间，科技部将着重抓好科技体制改革方案的落实。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便是改革评价机制，探讨分类评价，包括延长评估周期，变“数论文”为看实际贡献等。

“搞基础的、应用转化的确实不能混在一起评价，用评价这一类人才的标准套那一类人才，就会把那一类人才埋没了。”王志刚说，“也要按照共性的标准，鼓励一线科技人员多出创新成果。”

小组讨论会结束后，委员们对人才评价的讨论没有停止，会场内外依然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