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父母常常开玩笑说：你是我们捡来的。不傻的我，居然也信。不过，既来之则安之，我从不把自己当外人。奶奶说我是小刺猬；可见，我没受过什么大委屈。
 
我奶奶属于那种高情商、善良女人。小时候，我认为生日应该“以我为中心”。奶奶则教导我：你应该在你的生日，感恩母亲。在我远走高飞的日子里，我的确记得在我生日的时候给母亲写信、或打电话。
 
后来，妈妈拿出一张她自己当年的黑白照片给我看，说我像她。我并没有感到特别惊喜，因为我已不再是“丑小鸭”了。再后来，一位发小说：你的一举一动，非常像你妈妈。我开始认真了，因为发小在浙医大上过我妈妈的公共课。
 
虽然我常常和父亲“说理”，我不太“惹”母亲，即使我完全不同意她的观点。
 
2020年1月初，哥哥告诉我，妈妈情况不好。我问：需要我回国吗？他说暂时不需要。紧接着，疫情开始以“谣言”的形式出现。再后来…
 
一眨眼，三年过去了。虽然10年签证已经恢复，航班依然非常少。我朋友中，有的马上就回国探亲；我真心祝福他们。如果我父母还健在，我也一定会加入他们的队伍。扫墓，可以等。
 
疫情改变了许许多多的人和事。蜗居在家，加上半职、空巢，我开始养花草。从最容易养的肉肉开始，结果却非常悲催。我想问在天堂的母亲：你养死过植物吗？记忆中，小时候家里凉台上，花草不断。2000年夏天，我来檀香山工作；母亲也来小住。于是，大凉（晒）台上，一盆盆植物，鲜花不断。留给我“经营”的它们，连一滴眼泪都没有获得，因为我没有时间“葬花”。
 
在法国人民奋力抵抗总统“提高退休年龄”的今天，我居然没有半点同情心。因为“退休”对我来说，是挂在高高的藤上的甜葡萄，但跟我没半毛关系。我也毫无怨言，因为我不需要考虑“退休后干什么”。在万恶的资本主义美国，辛辛苦苦工作超过10年的老百姓，可以享受一定的养老金。所以，过了62岁生日的劳动人民，只需要认认真真过好每一天：活着，才能享受这份养老金！我周围的朋友们，很少在62岁开始领养老金。一般会熬到拿100%的养老金（比方说67岁），甚至熬到70岁（可以拿124%）。我当然也不急。
 
扯远了。在疫情中，我常常翻译一些东西。在选择搞卫生（必须干的活）、还是搞翻译（玩）时，我不会犹豫。在谷狗的帮助下，翻译轻松了很多。我似乎明白当初母亲为什么会在繁忙工作之余，翻译一些短文。这是一种爱好。再说，70年代的翻译稿费不低；如果拿到5元稿费，可以偷偷一笑。（如果你非常年轻，也许不知道那时工人的月收入常常是23元。）母亲一直对自己的英文水平非常自豪。也许因为这个原因，我从来不害怕学英语。（当然，语言是非常深奥的，我有自知之明。）
 
一辈子做科研的母亲没有想到我会改行，成为自由撰稿人，做润色、玩翻译。她当时非常失望。而我行我素的我，只是按自己的计划做事。只能说，我们这一代比起父母，幸运多了；至少可以选择“躺平”。不过，不想“复制”母亲的我，血管中始终流着她的血，直至永远。玩翻译，也许是为了让自己和母亲保持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