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居下，奴才为尊》

阮华君

《中老年时报》2013年4月5日第3版

  在清朝入关之前，“奴才”一词是满族属下对上级的自称，属于民族专用词汇。入关后，一开始时有些汉人也学满人自称奴才。但是鉴于“奴才”在汉语中是贬义词，有一些汉族官员不用这个称呼。这样就使得一起面见皇上请安，或者满汉官员联名上奏折时难免出现混乱，所以清廷下令汉人不许自称奴才。后来，不同时期不同皇帝都有口头或旨谕规定，汉臣必须称“臣”，不许称“奴才”，满臣四品以下也必须称“臣”，不许称“奴才”，文官与武将有别，公事奏折与请安问候的私事书信有别等。清代文献中就有不少关于某人给皇帝的奏折中用错“奴才”和“臣”，遭到朝廷“严旨申饬”的记载。满族皇帝为什么对自己的满族嫡系亲贵要求称“奴才”，却不准汉族大臣自称“奴才”而必须称“臣”呢？

  这是因为一方面，相沿日久，已成为习惯；另一方面，满清入关以前属于“化外蛮夷”，文化程度有限，他们弄不清汉人儒家文化多如乱麻般的长幼尊卑，包括“臣”和“奴才”等一大堆乱七八糟称谓间的关系。再一点，在满人心理上，奴才是自己家里人，经常在家里走动，当然要比那些关内汉人大臣亲近、可靠。所以，在他们看来，“奴才”当然就比臣高一等了，那些汉人大臣是不够“奴才”资格的。汉臣如果自称为“奴才”就算“冒称”，往往要受到“严旨申饬”。例如乾隆三十八年，满臣天保和汉臣马人龙，共同上了一道关于科场舞弊案的奏折，因为天保的名字在前，便一起称为“奴才天保、马人龙”。乾隆皇帝看到奏折后大为恼火，斥责马人龙是冒称“奴才”。于是，乾隆规定“凡内外满汉诸臣会奏公事，均一体称‘臣’”。

　本文摘自《陈垣史学论著选》，陈垣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消融满汉之说出，于是有请满汉臣工一律称臣，不称奴才者。奴才二字何自出？陶宗仪《辍耕录》以为始于郭令公“子仪诸子皆奴才”一语，非也。骂人奴才盖北俗，中原无是语也。有之，自晋始。晋世五胡人中国，胡言遂载以俱来。《刘渊载记》(《晋书》于五胡及诸割据者，别为载记，附于卷末。刘渊、刘曜，皆匈 奴也，不得以汉姓而误为汉人)：成都王既败，元海曰：颖不用吾言，遂自奔溃，真奴才也。

　　一、《刘曜载记》：田崧骂杨难敌曰：若贼氏奴才，安敢希觊非分。二、王猛曰：慕容评真奴才，虽亿兆之众不足畏，况数十万乎！三、《水经注》：李特至 剑阁，叹日：刘氏有此地而面缚于人，岂不奴才也！四、《魏书》：尔朱荣谓元天穆曰：葛荣之徒，本是奴才，乘时作乱。五、凡此诸语，皆出自晋末六朝之间，在 郭令公之前。令公之为是语，盖亦久居塞外，习于胡言，犹今之操西语骂人者耳。陶宗仪以为此语始自令公，未之考也。

　　后于令公而为是语，则《五代史》：董璋反，以书诱姚洪，洪不听。城陷，璋责之。洪曰：汝奴才，固无耻，吾义士肯随汝所为乎！姚洪仕后唐，沙陀族也。 是亦习于北俗，晋以前无是也。奴亦作驽。《颜氏家训》(颜，北齐人)谓贵游子弟，当离乱之后，朝市迁革，失皮而露质，当此之时，诚驽才也。一、《五代 史》：朱守殷少事唐庄宗(李存勖)为奴，后为都虞候，使守德胜。王彦章攻之，守殷无备，南城遂破。庄宗骂曰：驽才果误予事。二、此亦出于北俗，译语之有出 入者也。而魏钞《稗勺》则曰：明代宦官，对上称奴侪，今人讹侪为才云。是不读书之甚者。

　　虽然，昔称奴才，以骂人耳，未有以自称者，更未有以称诸大廷者。犹古之有臣妾其名(《易》、《书》皆有之)，亦以称宦官宫妾耳，未有以统称臣下也。 自司马相如、蔡邕、刘琨、韩愈诸文人，始以臣妾二字入章奏，然亦只务为谀词，未尝以书衔焉。至国朝，满洲大臣奏事，率称奴才，始以奴才书衔，为一朝之典 制；汉大臣且不得舆，盖亦循乎北俗也。

　　然国朝于奴才之称，亦屡经磨勘。乾隆二十三年谕曰：“满洲大臣奏事，称臣称奴才，字样不一。着嗣后颁行公事折奏称臣，请安谢恩寻常折奏称奴才，以存 满洲旧体。据此，则只分公私，不分文武也。然乾隆三十八年，凉州镇总兵乔照于奏谢折内称臣，为严旨申饬，曰：武员即官至提督，亦称奴才，此乃向来定例，乔 照岂容不知？虽臣仆本属一体，称谓原无重轻，但乔照甫加总兵，即如此妄行无忌，足见其器小易盈，着传旨严行申饬。此则不知乔照于奏谢折内称臣为违例乎？抑 武员称臣为违例乎？由前之谕，则乔照于奏谢折内称臣为违例；由后之谕，则以武员称臣，似亦违例。

　　道光六年，穆兰岱因陈奏青海蒙古事宜，折内称臣，亦为严旨申饬，曰：道光五年，曾经降旨，督抚藩臬之内，如系旗员，于请安谢恩折，着缮写奴才字样； 凡遇一切公事奏折，着写臣字：此特专指文职而言，并未指武职如此。原降谕旨，甚属明晰。穆兰岱前此会同陕甘总督奏事一折，自应缮写臣字。今伊自行陈奏青海 蒙古事件，亦写臣字，竟染汉人习气，殊属不合。况此际各省将军都统等奏折，并无一缮写臣字者。穆兰岱身任副都统，兼西宁办事大臣，而仿效文职，殊属非是。 穆兰岱着传旨申饬。此则武员称臣，果属违例矣。由前之谕，则请安谢恩折奏称奴才，公事折奏称臣；由后之谕，则武员公事折奏亦称奴才。

夫既分公事私事，又分文员武员者何哉？非分公私，非分文武也，分满汉也。内而部院，外而督抚，文职也；而满汉员缺各半，奏事会衔者多，故分公私。公 即会衔，私即请安谢恩折之单衔者也。若将军都统诸武职，有满缺，无汉缺；虽公事奏折，亦多不必与汉大臣会奏，故不分公私而分文武。一言释之曰：满洲大臣有 与汉大臣会衔入奏者称臣，其单衔人奏者称奴才。不必分公私分文武，分满汉焉已矣。

　　与汉大臣会衔，何必不称奴才乎？不与(与，许也)汉人之为奴才也。汉人求为奴才且不可得乎！乾隆三十八年，御史天保、马人龙奏监考教习查出代倩情弊 一折，折内书衔，因天保在前，遂概称奴才。上谕之曰：向来奏折，满洲率称奴才，汉官率称臣，此不过相沿旧例；且亦惟请安谢恩及陈奏己事则然，若因公奏事， 则满汉俱应称臣。盖奴才即仆，仆即臣，本属一体，朕从不稍存歧视，初非称奴才即为亲近而尽敬，称臣即为自疏而失礼也。今天保、马人龙之折如此，朕所不取。 若不即为指示，恐此后转相效尤，而无知之徒，或因为献媚，不可不防其渐。嗣后凡内外满汉诸臣会奏公事，均着一体称臣，以昭画一。如是，是皇上不欲汉人之称 奴才，而以满人迁就汉人也。故满人称奴才，有时可以称臣；汉人称臣，无时可以称奴才。

　　然亦有不尽然者，要在皇上之意何如耳！乾隆三十五年，周元理会同西宁(人名)等奏到搜捕蝗孽一折，折内列名处，西宁、达翎阿称奴才，周元理则称臣。

　　上谕之曰：臣仆本属一体，均系奉上之称，字义虽殊，其理则一。满汉臣工自称固有不同，然遇部院章奏，虽满洲大员，亦一例称臣，而满洲督抚奏地方公事 亦然，并非以奴才之称为卑而近，称臣为尊而远也。即如满洲大学士在朕前亦自称奴才，而汉人虽丞簿末秩引见亦皆称臣，岂丞簿汉员，因此遂得谓尊于满大学士 乎？朕抚御臣民，并无歧视，而朝廷体统，本自尊严，又岂因臣下之称奴才而尊崇有加，称臣而体制有减乎？朕于此等事从不计较，即汉人中间有于召对时称奴才 者，亦并无嘉赏之意。而折奏列衔，则不宜参错，止当论首衔何人，或满或汉，皆可以一称贯之(马人龙折即依此旨)。此次三人会奏之折，西宁名列在前，既称奴 才，则达翎阿、周元理自当连名直写，又何事妄生区别于其间耶？若谓周元理不屑随西宁同称，有意立异，是视周元理身份太高，谅彼亦不敢萌此念。但此等节目， 必拘泥若此，又何其不达事理耶？可笑之至。将此传谕周元理知之。夫马人龙之随天保称奴才也，即依此旨办理也。上既以周元理为可笑，又以马人龙为不合，则臣 下果何措何从也？且乾隆二十三年，既谕令满洲大臣于公事折奏称臣矣，而西宁于奏报捕蝗事宜，仍称奴才，是违制者西宁。乃皇上不责西宁，而反笑周元理者又何 也？盖皇上知汉人中有以奴才二字为自昔北俗骂人之词，而不甘为满洲奴才也，故借周元理以警惕之。在马人龙则恐其冒认奴才焉，在周元理则恐其不服为奴才焉， 操纵臣下之术亦神哉！

明清时，奴仆常被称为“奴才”。清人梁章钜《称谓录》有别解，释为“奴仆之所能”，即奴仆的能耐。“奴才”一词，本是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一句骂人话，意为无用之人，只配为奴，故又写作“驽才”。今人骂某某人奴气重、是走狗，常称之为“奴才”。

　　鲁迅先生一生憎恶奴气，屡屡说到中国人的奴性重，他在小说《阿Q正传》中，就对当时国民性中的奴性作了某些揭示。图为《阿Q正传》的日文版书影。

　　“奴才”一词，虽含鄙意，却在清朝典章制度上有着一个特殊的位置。清朝规定，给皇帝上奏章，如果是满臣，便要自称“奴才”;如果是汉臣，则要自称“臣”。汉臣如果自称为“奴才”就算是“冒称”。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满臣天保和汉臣马人龙，共同上了一道关于科场舞弊案的奏折，因为天保的名字在前，便一起称为“奴才天保、马人龙”。乾隆皇帝看到奏折后，大为恼火，斥责马人龙是冒称“奴才”。于是，乾隆帝做出规定:“凡内外满汉诸臣会奏公事，均一体称‘臣’”。这个规定，目的就是不让汉臣称“奴才”，为此，宁肯让满臣迁就汉臣也称“臣”。

　　清朝皇帝何以要在奏章上做出上面这些规定呢?本来，满族统治者是一向严求汉族人与自己保持一致的。他们强迫汉人剃头发，易衣冠，搞得血雨腥风，都是为了让汉人归化于自己，臣服于自己，但惟独不肯让汉人也与自己一样称“奴才”。这是为什么呢?

　　鲁迅先生的杂文《隔膜》里有一段话，实际上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满洲人自己，就严分着主奴，大臣奏事，必称‘奴才’，而汉人却称‘臣’就好。这并非因为是‘炎黄之胄’，特地优待，锡以佳名的，其实是所以别于满人的‘奴才’，其地位还下于‘奴才’数等。”

　　满洲人入关前，大体处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虽然占据了中原，但奴隶制的胎记并未完全退去，“严分着主奴”，就是一个明显的表现。即使到了晚清，满洲人内部仍保持着很浓厚的奴隶制习气。坐观老人《清代野记》记云:“每有旗主，贫无聊赖，执贱役以糊口，或为御者，或为丧车杠夫，或为掮肩者。若途遇其奴，高车驷马，翎顶辉煌者，必喝其名，使下车代其役，奴则再三请安，解腰缠以贿之，求免焉。故旗奴之富贵者，甚畏见其贫主也。”这就叫“严分着主奴”。“严分着主奴”的习惯反映到典章制度上，便是满臣奏事时要自称“奴才”。满臣自称“奴才”，不仅表示自己是皇帝的臣子，更表示自己是皇帝的家奴;而汉臣则没有满洲人传统的主奴关系，所以也就只有臣子的身份，也就不能称“奴才”。正因为这个原因，马人龙奏事时自称了“奴才”，便被认为是冒称。

“奴才”称谓今考

王友福

《西安晚报》2013年10月20日第10版

 在清宫戏里面，“奴才”一词算是使用频率很高的称谓，它给人的印象仿佛是：臣对君、下级对上级、仆人对主人，甚至晚辈对长辈，都可以使用的第一人称称谓。而这实际上是大错特错的。

 奴才一词，也可称作奴，原本是指古代犯罪的人，还有一个是指战俘。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说：“奴婢皆古罪人也。”清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则说：“今人为奴、婢，古之罪人也。”奴是通称，实际上男奴才可以称作奴，女奴则称作婢，唐人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三十五引用《周礼注》说：“男奴女婢”。随着时代的发展，奴才一词的含义变得丰富起来了，但都具有鄙视、谩骂的意思，是对人格的侮辱；而且，用于他称的情况较多，用于自称的则很少。历史学家陈垣《释奴才》一文说：“奴才一词早已有之 ，昔称奴才，以骂人耳，未有以自称者。”在《三国演义》第五回里，张飞骂吕布是“三姓家奴”，惹得吕布大为光火，在虎牢关下和张飞拼起命来。有时候，父母对不争气的子女也可以骂做奴才，比如《红楼梦》里，贾政动辄以“奴才”称呼儿子贾宝玉。宋代，奴一度成为妇女的美称，北宋朱翌《猗觉寮杂记》记载：“男曰奴，女曰婢，耕当问奴，织当问婢。今则奴为妇人之美称，贵今之家，其女其妇则又自称为奴。”明清两代，宫中的太监在帝后面前自称为奴才，清代旗籍家庭中的奴仆也自称奴才。需要指出的是，清朝皇宫中的女官在帝后面前也自称为“奴才”，而并非影视剧里自称的“奴婢”。

 奴才的身份是极其低下的，他们和工匠、乐户、仵作、兽医、娼妓等一起属于贱民阶层，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其人身生命财产安全是不受法律保护的，《红楼梦》里面王夫人逼死了使女金钏，赔了几件簪环了事。班固《汉书·王莽列传》中记载，王莽的儿子杀了一个奴才，王莽就逼着儿子自杀赔罪，这明显是一场政治秀了。一旦成为奴才，要想变成自由人（即农民）就非常困难了。西汉名将卫青就是奴才出身，他本是平阳公主的家奴，因为姐姐意外做了汉武帝的皇后，卫青才摆脱了奴才的地位，得以飞黄腾达。除了因犯罪或被俘而成为奴才之外，也有因生计问题而自愿为奴的。东晋干宝《搜神记》中《汉董永》的董永就是因为家境贫寒无钱下葬亡父，而自愿卖身为奴，用所得为父亲料理后事。这个故事后来列入了二十四孝，影响极大。在清人吴毓昌所著的长篇弹词《三笑姻缘》中，明代苏州府的解元唐寅为追求太师华洪山家里的婢女秋香，而跑到华亭镇卖身为奴，借机混入华府，最后抱得美人归。此故事在中国更是家喻户晓。

 作为动词，臣的本意是臣服、供人驱使。《说文解字》说：“臣，事君者，象屈服之形。”而作为名词，臣的本意指囚俘，也就是奴隶，但仅指男奴隶，女奴隶除了称为婢，也可以称为妾。战国时期，“臣”成为了广泛使用的第一人称称谓。汉代以后，这个词固定地成为君主制时代官吏的自称。

 有清一代，有两个荣誉是不允许给予汉族官员的。第一，汉族官员不得授予王爵（包括亲王和郡王两级）。清朝入主中原之初，作为权宜之计，曾封明朝降将吴三桂等为王，但不是定制。清朝统一后，明文规定汉族官吏的爵位最高为公爵，不得封王。康熙雍正期间，战功赫赫的年羹尧仅封为一等公，这已经是有清一代汉员的最高爵位了。为清廷定鼎中原、平定三藩之乱而立下奇功的陕西名将张勇也只被封了个一等侯。当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和清廷形成对峙之势时，咸丰皇帝曾表示：如有汉族官员拿下南京，则可以打破祖制，赐予王爵。然而，当曾国藩赔上了弟弟曾国华的性命而扑灭太平天国后，却仅仅被封了个一等毅勇侯，远低于王爵，堂堂的中央政府公然耍起无赖来；第二，汉族官员在皇帝面前，不论口头自称还是书面奏事自称，都不得使用奴才一词，必须用臣这个词。

 在清代，奴才这个词的含义不同于汉语中的奴才，它是满语阿哈的汉语意译，阿哈一词是家奴、奴仆的意思。清朝规定，满洲旗籍官员（包括满八旗、汉八旗、蒙古八旗）使用奴才一词，汉族官员不得使用。从今天可见的文献来看，最早使用“奴才”一词自称的是旗籍出身的山东巡抚佛伦，时间是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有资格使用奴才一词的八旗官员，其身份也是十分特殊的：他们不但是皇帝的臣子，而且是皇帝家里的奴仆，在皇帝看来，他们是信得过的自家人。而自称为臣的汉族官员，他们的身份仅仅是供皇帝驱使的臣服者，是不能被放心大胆使用的。清代的汉族名臣，刘墉、纪晓岚、张廷玉等人，虽然身份极高，但实际上不过是皇帝身边的弄臣而已。清朝之所以在称谓上区别对待满汉官员，主要原因还是歧视汉族官吏，同样品阶的官员，汉员的地位、权利远远低于满员。满员中等级最高的亲王一年的俸银为一万两，而汉员中最高的一等只有七百两，相去甚远。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中的《隔膜》一文中说得很精辟：“满洲人自己，就严分着主奴，大臣奏事，必称‘奴才’，而汉人却称‘臣’就好。这并非因为是‘炎黄之胄’，特地优待，赐以嘉名的，其实是所以别于满人的‘奴才’，其地位还下于‘奴才’数等。”

 汉族官员如果自称为“奴才”就算是“冒称”，是要受到惩处的。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满臣天保和汉臣马人龙共同上了一道奏折，联合署名时称为“奴才天保、马人龙”，结果搞得乾隆皇帝很不高兴，把马人龙狠狠地训斥了一通。在尔虞我诈、到处充斥着潜规则的官场里，谁也不愿意被抓住小辫子，所以这个称谓上的差别对待制度，得到了比较好的遵守。1857年7月，以署理兵部侍郎的身份与太平军作战的曾国藩在给咸丰皇帝的奏折中说：“以臣细察今日局势……臣处客寄虚悬之位……”而1860年9月，在京津之间率领清军主力抵御英法联军的是蒙古八旗出身的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他在给咸丰皇帝的奏折中则有这样的话：“若奴才……”不过，这个规矩也不可一概而论，汉族官员如果担任武职中的提督或总兵的话，也可以和满员一样使用“奴才”一词。清人徐珂《清稗类抄·称谓·奴才》就说：“汉人之为提督、总兵者，称奴才。虽与督抚会御，而称奴才如故，不能与督抚一律称臣也。”

 清朝晚期，汉族官员已经成为官僚阶层的中坚力量，清政府也不得不改变祖宗之法。《清史稿·宣统本纪》记载：“（宣统二年正月，1910年）诏：自今满、汉文武诸臣陈奏事件，一律称臣，以昭画一而示大同。”这时候，清朝的灭亡已经进入倒计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