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了几本关于郭嵩焘的书，很多感慨，不敢相信这位出生在200年前（1818年）的先人是怎样度过“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岁月的，他的很多观点放在当下也是切中时弊。说几个过目不能忘的重点吧。

一、战无了局

1859年，蒙古亲王僧格林沁在大沽口击沉毫无准备的英国军舰四艘、击伤六艘，击杀英兵数百人。面对这次大捷，郭嵩焘忧多于喜，他认为打了一次胜仗，并不能解决问题，还可能后患无穷。事后郭嵩焘认为：“其祸成于僧邸，而实士大夫议论迫之然也。尝叹京师士大夫不考古，不知今，徒以议论相持，贻误国家而不惜。”

想象一下当时的境遇：列强船坚炮利，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加上失败情绪弥漫，主战就是爱国，主和就是卖国。郭嵩焘理智清醒说出这番话需要多大的勇气啊！

多年以后，僧王感叹道：“其初击洋人，人皆歌颂，（郭）独力争以为不可。其后炮石如雨之中，无肯来营者，又独渠一人驰至。见利不趋，见难不避，天下安有此人。”

是呀，时局危急、环境复杂，更是只有少数老成谋国者，如郭嵩焘，才会看透：“不考事端之本末，不察事理之得失，以战为嘉名，以主战为伟论，恒然南宋以来之恒态，无足论者”。真的是一语道破我华夏大地的精神病根：自南宋以降，屡受外族欺凌的孱弱巨人，不思进取也不图自强，只有嘴炮风光！殊不知自身不够强大的时候最差的选择就是意气逞强，无异于飞蛾扑火，因为“战无了局”！

二、理、情、势

1876年，郭嵩焘出使英国前夕，在上《办理夷务宜以理、情、势三者恃平处理折》，提出处理对外关系的三原则：理、情、势。各个国家交往与人的交往是一个道理：晓之以“理”是基本态度，动之以“情”是主要策略，审时度“势”才能收放自如、达成共识！而我们则常常搞错，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郭嵩焘尖锐地指出：

“吾尝谓中国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中国尽多事。夷人尽强，一切以理自处，杜其横逆之萌，而不可稍撄其怒，而中国一味蛮。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伏，而中国一味蠢。”

这“怕、诈、蛮、蠢”四字真是一针见血！窝在一个极度内卷的社会里，全凭自己内斗练就的色厉内荏来处理对外关系，怎能不是一团糟？！所以，郭嵩焘说：“天下之大患，在士大夫之无识！”150年过去，我们现在恐怕不是士大夫无识的问题，是另外一个深层次的问题：郭嵩焘预测需要300年才能解决的问题。

三、300年之约

对于中国问题的出路，郭嵩焘也有他非常理智深刻的洞见：中国需要差不多三百年才可能走出秦汉以来累积深厚、流极败坏的政教，非这样漫长不能指望振兴。他说：武器、制造，有贤者担当，也许三五十年勉强能“望见其涯略”，百年树人，以百年之力或许可以“涤荡旧染”，磨砺出合适的人与人才，再以百年之力方可以累积成人心风俗，真正的改变在于人心风俗。

那天看到一个朋友问：我们现在处在郭嵩焘的300年之约的哪个阶段？

我觉得是处在第二个100年的起始阶段：

自郭嵩焘病逝的1891年算起，之后历经共和与战乱60年到新中国成立，我们总算在血雨腥风中摆脱了封建帝制的枷锁进入现代化社会的发展时期，建国到现在70余年，我们算是“武器、制造等勉强能望见其涯略”，完成了郭嵩焘所述第一个100年的基本目标；至于第二个100年的“百年树人”，我们从1977年恢复高考算起比较合理，到现在虽然50年过去，我们培养了大量的人却不一定算得上是人才—因为其中尽是制器之人、缺“不器的君子”。所以，我们还远远没有完成第二个100年“涤荡旧染磨砺出合适的人与人才”的基本目标，就更谈不上第三个100年累积成人心风俗。所以，我们当下或者未来所遇到问题都是发展中必不可少的跌宕起伏，不要急，要从涤荡旧染磨砺自己开始找解决方法，郭嵩焘早就说了：非这样漫长不能指望成功！

掩卷再思郭嵩焘，真的是拱手作揖敬先贤：中国从来不缺有识之士，他们的理智与情感是华夏五千年文明绵延不断的地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