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我参与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云南思茅亚洲象栖息地保护项目时结识了王增华，一位纯朴的思茅农民，靠着自家的2亩稻谷地和后山上100多篷竹子的收入供养着年过七旬的母亲和2个正在思茅城里上学的儿子。1996年，野象重返思茅后王增华的竹林就成了象群取食的“伙房”。刚栽的竹苗被大象用鼻子掰两下就弄死了；刚挂果的菠萝成了大象们可口的水果……眼看着自己几年的勤苦就这样被野象一晚上糟蹋殆劲，王增华一气之下在被野象掀掉了房顶的自家墙壁上写下了几行打油诗：“象灾一年又一年，只见采访不见钱。何时等到圣旨到，宰了老象好过年。”象王增华这样被大象毁了房子、踏坏庄稼的农民在思茅还有很多。在这种情况下，保护大象在思茅群众中间成立众矢之的，而不被理解。思茅市野生动物保护部门的干部下乡宣传的时候经常被老乡围在村里要“讨个说法”。相同的一幕二十年前在贵州草海也曾经发生过。当时还在草海自然保护区工作的邓仪（后来成为阿拉善保护协会的项目主任）和他的同事们怎么也没想到，他们到村子了去宣传鸟类保护，没收非法捕鱼的网具，这本来是保护区正常执法的事情，却被草海边的老百姓围攻；一百多条装满石头的渔船把保护区的十几个人围在湖中……自然保护在中国农村真的就搞不下去吗？

我也经常听到有人说：环保是一些吃饱了饭的人没事做才做的。自然保护的重要性我想就不必多说了，但我想应该反思一下我们的工作方式。现在在草海也好，在思茅也好，人与鸟争地的困扰依然存在，人与象的冲突依然存在，也就是由于人口的压力、人们的生存需求和自身发展与动物保护和自然环境保护的冲突依然存在，而且可能一直存在下去。但是，现在的情况不同了，由于我们工作方式的转变，草海的老百姓主动地参与到保护黑颈鹤的工作中来了，思茅的王增华们也参与到保护亚洲象的工作中来了。原因何在？就是因为我们的工作方式转变了。以前，我们自己总是作为专家或是自然保护者的身份出现，总是在农村社区中以这种身份出现。对于当地的百姓来说，我们就是吃饱了饭才来做保护的外来者，是给他们找麻烦来的。现在，我们的工作方式转变了，我们虽然还是外来者，但我们是来与当地百姓一起想办法、出主意、找门路来保护他们每天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而做决定的是老百姓自己。这种保护者自身角色的转变，也就是自然保护工作方式的转变我们起个名字叫做“参与式保护”。所谓“参与”我个人理解就是外来者与当地人的共同参与，政府、民间组织、社区群众的共同参与，生态学家、环境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的共同参与……我们只是参与者，而保护的主体是当地的群众。后来我的项目组来到西双版纳开展亚洲象的研究保护工作。我发现当地百姓很清楚村寨周围砍了天然林，种植了橡胶林后村子里的吃水成了问题，大象也不在林子里面呆了，更多地跑到农田里来吃庄家…….这些朴素的生态系统服务或称功能(Ecosystem Service/Function)对人们生产生活的影响，百姓其实是知道很多的。

同时，我们的保护工作也要换一个角度来考虑，那就是如何才能赢得当地百姓的参与。我们以前要做的可能就是把国家有关保护的法律法规广泛地宣传好、认真地贯彻好、严格地执行好，而现在看来是远远不够的。除了做普法宣传和严格执法的同时，我们还要开始分析当地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这对矛盾的冲突根源，再来考虑如何依靠当地的力量和引入外来的帮助来解决矛盾的根源。只有我们开始考虑如何调动当地社区百姓以主人的身份参与到自然保护项目中来的时候，我们的工作方式才开始转变，而这个转变在草海经历了10年，在思茅经历了5年。这种转变就是我们在开展自然保护工作的同时还要考虑到当地百姓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只有保护与发展相互协调并举的时候，保护在可能是有效的保护，发展才可能是可持续的发展。

 

记得一位朋友给我讲过一个他帮助贫困地区扶贫的小故事叫：“你的猪死”。故事说的是这位朋友为了帮助某贫困地区扶贫就买了几头小猪仔送给当地贫困的老乡，希望他们能把猪养大了买钱以贴补家用。几个月后他再去访问那农户的时候，农户对他抱歉地说：“你的猪死了”。朋友听了此话非常诧异，怎么是“我的猪”明明是我送给你的猪呀。这个故事又引出了一个新的思考，就是我们怎么帮助当地百姓搞发展。这仍然是我们应当重新思考的问题。我们同样应该认识到，对当地社区来讲，我们是外来者。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可能是资金上的支持，技术上支持，或是新观念的支持。但是，我们需要尊重当地的传统知识，需要认识到只有依靠当地人自己的力量，需要认识到当地人才是保护的主体，只有当地人的真正参与，才能让我们所提供的这些帮助产生长远作用和效果，才不会再出现农民说出“你们的猪死了”这样的话。可见，我们在从事保护和发展相结合的这种综合项目的时候，如何调动当地社区和群众的真正的参与，也是值得探讨和推敲的。

自然保护传统的工作方式可能在有些地方仍然有效。但是，在中国的广大边远农村，也就是那些自然环境仍然保持较好的地方，我们还要面对贫困的问题、教育的问题等等看似与自然保护无关的社会性问题。事实上，如果我们不能在自然保护项目中考虑到这些问题的话，就会出现20年前邓仪们在草海边被群众围攻的场景，而且这种情况目前在我们很多的保护区还仍然很普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对自然保护的工作方式进行重新思考。只有这样，我们的保护工作才能有效地开展，我们这些从事保护工作的人才不会被老百姓说成是“吃饱了饭没事做才来搞环保的人”。我们是在为自然环境，也是在为人类的未来而工作的人。

 

（注：本文是我2001年在思茅开展亚洲象保护项目时候的工作随笔，现在翻出来看看并做了一些补充，觉得还是有必要让更多关注保护的人们，特别是让刚刚开始参与具体保护项目的我的学生们和青年朋友们再次思考如何做好保护工作的方法和如果评价保护的成效。照片是）

 思茅何家寨的村民帮我们把野外工作车（一辆15岁的老丰田巡洋舰）抬出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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