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去亚洲出差一个半月回来，这趟去了台北，首尔，香港，东京，新加坡，北京，长春，上海，苏州，杭州，广州，深圳等地。东西方文化的反差之大又一次触动了我的某根神经，颇有感触， 而感触最大的就是不同地方的人捕获机会的方法有很大的差别。

在美国，机会的获得显得更有序；而在中国，机会似乎很难把握。

举个例子，我之所以满天飞的一个原因就是为了使国际合作项目R10K能顺利进行（参考下面链接的相关博文），而该项目的关键就是找到手头有病人标本的合作者。在美国，我访问过匹兹堡大学，克利夫兰诊所，也去过Amgen, Novartis, Roche等国际大公司。联系合作者们都是提前一两个月，甚至半年前就确定好讲座的时间和地点，拜会的人等。比如我12月4日中午应邀访问洛克菲勒大学，Seminars in Clinical Research series, 讲座地点是Weiss Research Building, Room 301。这个讲座早在今年七月中就定下来了。

可是这次在国内访问，浙大医学院的一场讲座提前两个月就开始联系，可是直到我前一天晚上到了杭州还没有确定下来时间，地点，和人员。大概组织者把握当成厂家的高级推销人员了。多亏我到了浙大一院在走廊上碰到李兰娟院士，毛遂自荐，谈了几分钟后（elevetor pitch)她很感兴趣，于是叫停研究生汇报会，临时插入会场，让我讲了一个小时。

这样的事情在国内很常见，越是“级别”高的人，越难确认会面时间。在美国，我12月4-5日去纽约，已经安排好了3-4个会面，有在三个不同单位的科学家，还有投资者，还能抽空和在那里读书的女儿吃顿饭。可是在国内，因为堵车和“文化原因”，一天能办好一件事情都不容易。

不能预先安排好会面，效率不高不算，还可能给对方传递一个错误的信号：你不重要。比如这次浙江医大的安排迟迟不能确定，我也就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对我所能提供的科研合作机会不在乎，于是我也不会和他们有密切的合作。合作需要双方有需求，有互补，还要有友情，起码是尊重。我无权也不该对不尊重我的人产生记恨，但是我有权迅速地忘却那些不尊重我的人。

在守时，相互尊重（也可以是客气）方面，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香港等地的科学家们做得很好，几乎和美国一样。唯一让我感到“与众不同”的就是中国。这也是许多海归学者一开始不习惯的“水土不服”症状之一。在这样的环境下时间长了，我就会感到很浮躁，很不踏实。

感到不踏实的原因很简单：我对自己的每一天都无法去规划，而且会感到无时无刻不受控于他人。我们貌似很自由，其实，我们的时间在被别人浪费着，而我们却是那么无奈。

自由，就是高高兴兴地干着自己喜欢的事情；幸福，就是高高兴兴地干着别人喜欢的事情；痛苦，就是心不甘情不愿地干着别人喜欢的事情；悲剧，就是不情愿地干着别人都不喜欢的事情。

回到美国，人一下子就轻松了许多。除了空气清新，不堵车等原因外，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充分把握自己的时间和命运。有充分的时间干自己喜欢的事，也可以选择不干别人喜欢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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