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因为没有强大的集权分配系统，社会财富，资源，工作机会，都是私人掌握为主，所以恰恰是最讲圈子，处关系（人际信用），社群互助的。

你的美国教授给他投行里的老同学写一封推荐信，比你自己求职应聘成功的概率高得多。一个菲律宾裔的清洁女工不干了，很少会轻易把这个扫厕所的工作让给一个墨西哥裔。往往也是介绍她老乡来应聘的。

海外高华，恰恰是相对最不抱团的族群。为什么？

​因为中国有2000年的法家集权公权分配历史。利出一孔，社会上的很多机会，是掌握在权力手里的。然后设计一套竞争制度（科举），让社会公众广泛参与。养成了中国人不用报团，光靠自己个人能力，加制度公平，就能混的很好的幻觉。

海外高华群体，都是从这个幻觉，条件反射区理解美国的。把美国社会定义为一个竞争公平，只要自己能干，肯干，就能混的很好的社会，这个恰恰搞反了。美国是非常宽容社会自由议价的。自由议价，必然导致相同利益的群体互相抱团。也就是马克思说的有组织的必然战胜无组织的。高华，基本性格被动，指望自己好好工作，获得老板赏识，提拔。

印度裔，积极主动，互相拉帮结派，高华谋身，印裔谋势，马上就显示出中国人的劣势的。而且法家治世，最大的缺陷，就是一定要社会原子化，不希望任何人与人被组织起来。包括法家对待自己政权的工作人员（官僚和胥吏），都是严防死守的。希望他们老死不相往来。

而竞争的逻辑，一定是让对方得不到，自己才能得到。长期法家制度配合竞争制度的结果，就是人与人之间互相不信任。而且还有一个卑劣的心理。最忌讳自己的熟人，比自己混的好。公司里走了一位副总，高华高管想，我国内读大学的时候一位老同学，在硅谷有十年的管理层经验，最近刚辞职，挺合适的。但就怕他真的成为副总，以后又在朋友圈炫耀比我职位高。算了，还是不推荐了。

过了些时日，那位硅谷辞职的高华，真的成为了公司的副总。来公司上班第一天，发现当年国内的老同学居然是他的下属，于是副总想，这家伙知道我的底细太多了，会不会乱说话？找机会给他弄走吧——这些心理，不是我编的，最早是钱钟书的《围城》里的编的。我只不过把场景换成海外公司，把人物换成高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