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石老人有句名言，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现在这个题目，与那句话正好“在似与不似”之间。“同”不等于似，不同当然也“不似”。似与不似都有点儿“似”，没有界线；同与不同，是两个极端，大概有界线的吧？

 

这个话题是看启功先生《论书绝句》引出来的。先生论《张猛龙碑》和《瘗鹤铭》说：“梁刻瘗鹤铭在镇江焦山，魏刻张猛龙碑在山东曲阜，书刻时正两政治集团对峙，‘岛夷’、‘索虏’，讦詈不休之时，而书风文笔，并未以长江天堑有所隔阂。乃知中华文化，容或有地区小异，终不影响神州之大同也。自拓本观之，瘗鹤铭水击沙砻，锋颖全秃，与张猛龙碑之点画方严，一若绝无似者。自书体结构观之，两刻相重之字若鹤字、禽字、浮字、天字等等，即或偏旁微有不同，而体势毫无差异。乃知南北书派，籍使有所不同，固非有鸿沟之判者。今敦煌出现六朝写经墨迹，南北经生遗迹不少，并未见泾渭之分，乃知阮元作‘南北书派论’，多见辞费耳。”南北碑刻没有泾渭分明的派别，但我以为不能以书体结构和体势来归一，那本非书法的标准。

 

先生是鉴赏大家，有“透过刀锋看笔锋”的锐眼，他认为《张猛龙》之难在于“书丹笔迹在有合有离之间，适得生熟甜辣味外之味。”不过在我看来，学碑不是学碑刻隐约留下的“离合之间”的笔锋，还要学“锋颖全秃”生成的韵味。先生的书法尽体势之妙却少笔墨变化，正是因为他的眼光太剧，能从不同处看到相同，而且格外分明，没有模糊，所以他的字少变化，也少了趣味。对艺术创作来说，更重要的也许是从相同看出不同，也就是认识别人的个性，然后形成自己的个性。

 

从不同看透相同，在相同中分辨不同，在科学里同样重要。显然，做理论的关心“同”，发现不同事物背后的统一法则和原理；做应用的关心“不同”，用相同的原理处理不同的现实问题。而在发现的过程中，两家都需要分辨同与不同，这有点儿像辩证法，但我想它并不是那种“万能的”辨证思维。我们寻常不太从这个角度来思考科学，如果自觉这样想了，那么在同于不同之间游移的心情，大概正是艺术家徘徊时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