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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人人平等的遇罗克——读遇罗文的《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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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主回复（2011-8-30 16:55）：“恩，我依稀想起来是有遇罗锦这个人，但遇罗克我是一点都不知道。”我于是更正说“遇罗锦的是‘一个冬天的童话’、‘春天的童话’；遇罗克的代表作是‘出身论’”。
博主回复（2011-8-31 11:40）：“哦，代沟啊！怎么没人写写这些？我也很想了解一下。”于是，我觉得有义务把最近读到遇罗文的《我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做个介绍，因为那个时代对是我们这个民族没有理由遗忘的过去。
是的，遇罗克是谁？他有什么值得人们惦记事迹？他的那些东西为什么与那个时代格格不入（1970年遇罗克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年仅27岁）？事到如此，他的呐喊还有多少现实意义，或者说对祖国的未来还能产生影响吗？遇罗文的《我家》都能够有所解答。
说实在话，我至今还没有读过遇罗克的《出身论》（尽管发表《出身论》的几期的《中学文革报》现已被世界许多大图书馆珍藏），但我读过遇罗锦的充满辛酸的“两个童话”，也读过遇罗文的《我家》，不愧为书香门第。作为发明家的遇罗文，“多年从事技术发明，不与文字打交道，一经动笔却表现了很高的驾驭能力，他写一部分就给我看一部分。我的感觉是，他不但是一位苦难的承受者，也是一位十分到位的历史见证人。他的文笔准确而洗练，记忆力极好，丰富的历史细节从他的笔下从容地流出，展示出一幅广阔深沉的历史画卷。他从1999年初动笔，到秋天就完成了这本书，书名取了朴素而意味深长的两个字《我家》。”丁东先生在《我家》序言中接着写道：“《我家》可以说是中国50年代到70年代人权状况的一个缩影。中国当时发生的人权歧视不同于过去西方种姓歧视和印度的种姓制度，它不是以保守或宗教的名义出现的，而是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无产阶级江山永不变色的革命名义实行的。”
遇罗克的父母都是留学归国的，是两个老实、善良的知识分子，然而从“反右”开始，就一次次受到炼狱的煎熬。在“文革”中，遇家一家六口，除小弟弟罗勉外，其他五人包括罗克大弟弟遇罗文、妹妹遇罗锦，都遭遇了牢狱之灾。在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权在荒谬思想的指引下，大倡“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所有“右”派分子及其家属都被划成“黑五类”，因出身问题，遇罗克丧失了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命运的不公正没能挫折遇罗克，他坚持自学，文、史、哲等学科无不涉猎。1966年文革爆发，遇罗克先是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与姚文元商榷，8月写出《出身论》，驳斥了当时甚嚣尘上的“血统论”，《出身论》发在自编的《中学文革报》上。随后，遇罗克受到监控，1968年入狱，这个铁骨铮铮的书生誓死不向愚昧低头，最终落得了“既然改造不了头脑，那就消灭肉体”的后果。
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所写的《我家》，详细地披露了遇罗克遇害的前前后后，令人不忍卒读。他从遇罗克早年的个性发展写起，又写到遇罗克的宁折不弯，《中学文革报》创办的前前后后，直至遇罗克被害。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怵目惊心。批斗无止无休，酷刑无所不用其极，低劣的政治迷狂刮起邪恶的旋风，好人遭殃，恶人登台。为了争权夺利，派性斗争也此起彼伏，一个民族陷入了集体抽风的漩涡。遇难之前，有个狱友问遇罗克：“你为一篇《出身论》去死，值得吗？”遇罗克回答：“值得。我几次高考，成绩优异，都没有考上。像我这样的并不是一两个啊。可以说，从我们能奋斗的那天起，就是被社会歧视的。你不了解我们这些人的社会地位和心情。”
遇罗文的书能痛到人的心底，会让人禁不住潸然泪下。对遇罗克性格的勾勒非常鲜明。因为右派的缘故，班主任散布说“出身不好的学生就像有了裂纹的锣，敲不成音了。”遇罗克说，“我就是面破锣，也要敲一敲震震他们。”遇罗文在《遇罗克遗作与回忆》的跋中写道，“忘记历史，悲剧还会重演”，我却以为，问题不是忘记还是不忘记，更重要的是改善我们的文化。在几千年等级社会的熏陶下，我们缺乏“平等之人格，自由之精神”，缺乏“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遇罗克的《出身论》是在“人权”最匮乏的年代啼血呐喊出来的“自由平等”之声。时至今日，这种“自由平等”之声仍然没有得到全面响应，这才是我们应该弥补和学习的一课。只有真正从本质上尊重每一个个人，要给每一个人以表达的自由，历史的悲剧才不会重演。
附付瑞德：初冬北京寻觅遇罗克
在二十世纪中，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专制独裁政府，都被摧毁。问题在于，每一个专制独裁政府，毫无例外的，在被摧毁之前，总有一阵挣扎，所以，二十世纪的政治犯，数目百倍于往昔。
——柏 杨
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即将结束，而就在十年前——人类欢欣鼓舞的准备进入新的世纪的时候，几经波折后《遇罗克遗作与回忆》结集出版，书的封面赫然写着：“献给世纪末的最后思考”，也在这一年，遇罗克胞弟遇罗文的长篇回忆《我家》脱稿。
2009年11月28日，距遇罗克遇难40周年还97天，我独自踏上了前往北京寻觅遇罗克踪迹的旅程。上车应该在7点28分，之前我在秦皇岛火车站前徘徊良久，就在1967年9月的某一天，遇罗克就是在这里，启程同弟弟们踏上前往沈阳的火车。检票，进站，火车晚点，在北方海滨城市的早上，我感到一种刺骨的寒冷，我脚下的站台是否也是遇罗克当年曾踩下过的呢？显然，不是，秦皇岛火车站曾在八十年代彻底翻修，四十年风风雨雨，红色的血泪谁复记忆？
车上，在污浊的空气和嘈杂的声音中，我兀自读书，隐隐听到临坐的谈话，一个毕业不久在北京买房成家的年轻人和一个试图以“赐福”向年轻人传递“福音”的中年女人，年轻人说的他的同学，毕业后决然分手，这一刻，我突然发现，我，大概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临近中午，晚点的火车终于到站，时间不容耽搁，地铁2号线转乘地铁1号线转乘地铁8号线转乘公交938支9线，然后，我已然来到北京的远郊，在这里坐落着宋庄美术馆。今年初，这里安放了遇罗克的铜质上身雕像，还引出了法学博士不知道遇罗克的黑色幽默。而今天，不论如何，至少有一个知道并为之感动的年轻人赶来这里，看一看这中国唯一的遇罗克的雕像，对于一个尸骨无存又被人刻意遗忘的殉道者，这里是为数不多的可以纪念的地方。雕像瑟缩在美术馆的天井里，一个日照雨淋的地方，我进到里面三鞠躬，当完成第一个时，我的手机吵了起来，有人找我借西服，看来世俗在这时也无法放过我！平静下心情，重新行三鞠躬礼，然后走近雕像。很难想象这里已经被遗忘多久，雕像上满是灰尘和蛛网，下面的铁质底座已经完全生锈，我没有感叹，只是默默的将雕像擦净。这时管理员阿姨进来，因为她没见过直奔雕像的，也不了解雕像背后的故事，我略略讲了几句，阿姨离开的，把遇罗克单独留给我。仰望头顶四角的天空，我朗声读起了遇罗克的诗作：“攻读健泳手足情，遗业艰难赖众英。未必清明牲壮鬼，乾坤特重我头轻。”“遗业艰难”，“遗业艰难”，“众英”又在哪里？！离开时，管理员阿姨送了我一本小册子，她说为了我这般注重感情，我为着感动而来，阿姨则为着我的感动感动着，人心，总是有那么一种东西驱使着你。临走时阿姨告诉我她姓李。
谢过李阿姨，告别美术馆，我要返回北京市里了，在东四地铁站——遇罗克故居附近，J先生在等着我。遇罗克故居是东四北大街519号，就在东面不足100米处，一批老房子已经拆毁，老北京正在消失，其中包括遇罗克儿时的家水獭胡同12号。这里，43年前，《出身论》问世的地方，不知道还能撑到何时。现在，这里还住着人，不方便进去，当然住在这里的人并不知道遇罗克是何许人也，更不知道黑暗中的人权书就是诞生于此。J先生告诉我，这所老房子是翻修过的，就是地基，也不是当年那个，唯一的旧物就是那扇门，我有幸不用进屋就能看到。我跟J先生半开玩笑的说，我若有钱便会买下这件院子，在拆迁的时候去做钉子户，然而中国可有一个成功的钉子户？我们也唯有求上苍庇护这里了。
J先生将我带到对面的麦当劳，双方落坐后，J先生请出他收藏的宝贝，整套的《中学文革报》，讨论遇罗克死刑的文件••••••我们谈到了文革资料的收集和炒作，谈到了令人痛心的资料的破坏和销毁，对此，我们无能为力。
在夜色的北京中，街道已经颇为安静，我们走过王府井附近遇罗克与人辩论“出身论”和“血统论”的地方。然而这一切，已经没人注意，我们已经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历史的负重也交给了万恶的“四人帮”，而不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反省。每一个人都成为纯粹的受害者，红卫兵和文革情调已然成为商业的噱头，于是开起的一个个酒吧和饭店。J先生给我展示了他手机收到的这些店铺的广告，有一句我记得特别清楚：“让今天的年轻人感受当年的浪漫。”我想起了那部电视剧的名字，血色“浪漫”——如果无视人性，放纵罪行也可以称之为“浪漫”的话。
这便是残忍，对死者的残忍，也是对生者的残忍，然而人们还浑然不知，浑浑噩噩的以此为乐。“乾坤特重我头轻”，这是遇罗克对苍生怎样的深爱，但是1970年3月5日那天，就是他深爱的天下苍生，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起七万支“革命义愤”的拳头将遇罗克送入魔鬼的杀戮机械中；今天也正是市井苍生开着这种风格的餐厅，“享受”着餐厅的服务。今年的那位法学博士，以至于千千万万的大学生却不知道，他们以自己的努力进入高等学校，但有一个叫做遇罗克青年为了争取这点基本的权利在27岁那年死于暴戾？
遗忘意味着背叛，意味着历史的灾难可能重来，遇罗克们在八十年代初出于政治需要短暂出现在公共视野后，即刻被打入冷宫。今天暴戾的言论一次次出现，为文革翻案的声音甚嚣尘上，这一切又使人如何能够安心？
带着疲惫，我在午夜时分踏上再次晚点的返程火车。
2009.11.29
附明日天涯：《一个冬天的童话》与遇罗锦离婚案来龙去脉
遇罗锦：结束没有爱的婚姻吧 / 丈夫：我为她做了很多
1966年，受遇罗克影响的北京女青年遇罗锦“因言获罪”，被判劳教三年。劳教农场解散后，遇罗锦到河北省临西县插队落户，因生活所困，嫁到一个富裕的农村，和一个毫不相识的人结了婚。据她的说法，“由于没有感情基础，在忍气吞声中过了四年没有感情的生活，我终于离了婚”，离婚后的她迫切想要回到北京，于是通过关系认识了一个叫蔡钟培的、有北京户口的工人，并与其结婚，从而回到了北京。
然而，她的第二段婚姻与第一段并没什么不同。“由于缺乏精神生活、由于生活情趣不同，由于我不喜欢他、不佩服他，甚至厌恶他，因此在夫妻生活上，也始终不和谐。”“我一直在犹豫：离还是不离？”终于，忍受着“女陈世美”、“忘恩负义”等非议，认为婚姻完全没有爱情的遇罗锦再次提出了离婚申请。然而这第二任丈夫不同意离婚。蔡钟培认为遇罗锦亏欠他很多，他给遇罗锦上户口，给她找工作，还为遇罗克的平反跑了许多地方，而遇罗锦却对他变了心，并且存在欺骗行为，“没有爱情”只是一个借口，根本是忘恩负义，只拿他当一个在北京落脚的跳板。
《一个冬天的童话》：不相信爱情，不相信幸福和未来
考察各自的言辞以及基本的事实，不难发现，蔡钟培所说都是基于他为遇罗锦实际做了哪些事情，而遇罗锦表达的只是主观上在精神领域自己对蔡钟培的不满，这两者其实并不矛盾，但“婚姻有爱与否”与户口、工作、平反等更“实际”的内容比较起来，“亏欠说”无疑让当时的人们更同情蔡钟培。尤其在案件广为报道后，各地都有人谴责遇罗锦的做法，“为什么非要自己的爱人与自己同等的文艺欣赏水平才觉得够味呢？”
然而，也有很多的人被遇罗锦“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说法触动，认为这是真实人性的回归，特别是在看过1980年3月号《当代》杂志上发表的《一个冬天的童话》之后（离婚诉讼前一个月）。遇罗锦在这篇纪实文学的题记上写到：“我写出这篇实话文学，献给我的哥哥遇罗克”，描述了文革期间她的第一段婚姻的不幸与精神上的苦闷，对真正爱情的热切盼望，以及为什么自己要离婚——“怀疑第一次涌进了脑子——究竟他有多少优点？有什么值得钦佩和学习的长处？如果我们真的在一起生活会幸福吗？……我在他身上寻求的是爱情吗？究竟是什么？”；“我不相信”，“不相信父亲，不相信爱情，不相信幸福和未来”，“我一点儿也不相信今后会再有幸福”—— 遇罗锦把她的不幸归结到文革及极左思潮，哀伤的笔调引来了无数的同情。
给遇罗锦当代理律师的李勇极就认为，要讲责任的话，责任主要在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左”的政策和“左”的思潮影响下造成的不合理的婚姻关系。遇罗锦本人虽然对婚姻失败不是没有责任，但是为时近三年的没有爱情的婚姻本身，已对她作了严厉的惩罚。人们如果能设身处地地想一下，就会寄予同情和谅解。
审判员党春源借恩格斯的话为遇罗锦辩护：我为什么要判决他俩离婚
对遇罗锦离婚案和《一个冬天的童话》的讨论不断升温，负责判决此案的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判员党春源甚至在正式判决还没有下达的时候，就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我为什么要判他俩离婚》，许多报纸争相转载。文章充分介绍了遇罗锦的遭遇并支持了她的观点，并引用了恩格斯的话为遇罗锦辩——“如果说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道德的，那么只有保持爱情的婚姻才是道德的”，还说“我作为本案承办人，不忍再用封建主义的‘道德’和‘法律’绳索去捆绑他们”。1980年9月，党春源作出了让两人离婚的一审判决，理由即感情不合。
同时，报纸上对此的评论也愈加炽热，观点也针锋相对，例如《美满的婚姻应以爱情为基础》、《“感情确已破裂”就是离婚的正当理由》、以及《感情不合就离婚不是通往幸福的大道》、《理想的天国代替不了现实生活》等等。这既是针对遇罗锦案，也是针对婚姻法如何实施的讨论。
发回重审：仍判离婚，但强调是遇罗锦见异思迁才导致婚姻破裂；对原审判员提出批评
遇罗锦案到此还不算完结，蔡钟培感觉一审判决结果不公平，于是继续上诉。上级法院发回重审，1981年，更换了审判长的法庭重新审理了此案，对蔡、遇的“婚姻基础”和“感情生活”案件改判了。拟了一份新的协议：
遇罗锦与蔡忠培于1977年7月8日恋爱结婚，婚后夫妻感情融洽和睦。后由于遇罗锦自身条件的变化、第三者插足、见异思迁因此使夫妻感情破裂。……经本院审理中调解，双方达成协议，自愿离婚”。
这个新的判决实际结果没有任何不同，但措辞上对遇罗锦作出了严厉的批评。同时，法庭还对上一任审判员党春源提出了严厉批评。认为他没有深入探求，草率结案，还违反了判决书不许提前公布的规章制度。同时，舆论界的风向也主要转向为对遇罗锦的批判。
新华社内参：《一个堕落的女人》
法院为何改判，或许原因不完全出自于法律领域本身。事实上，在思潮冲突激烈的八十年代，这种受到万众瞩目的事件往往会受到政治上的影响。从《一个冬天的童话》在文艺界评奖的一些情况，或许能看出点端倪。
《一个冬天的童话》曾参加作协1981年报告文学评奖，落选。在获奖者座谈会上，获奖者黄宗英要将自己的笔转送给遇罗锦，以示声援。黄宗英说：三十年代，人们尚能够支持上官云珠（著名电影演员），到了八十年代，我们为什么还容不下一个遇罗锦呢？
同年，《当代》也评奖，当时遇罗锦已经遭遇舆论的道德批判，新华社内参甚至以《一个堕落的女人》为题，谴责遇罗锦的私人生活。但评委会依然准备将“当代文学奖”颁给遇罗锦。直到一个电话来质问：“《花城》要发《春天的童话》，《当代》要给奖，是不是有预谋的行动？”这时，《当代》才紧急取消了颁奖。
《春天的童话》遭遇集火批判，出版杂志被迫自我批判
电话来自何人不得而知，但对遇罗锦遭受的压力显然又增加了。
1982年《花城》杂志刊出遇罗锦的长篇小说《春天的童话》，这是《冬天的童话》的姐妹篇，仍属于作者自传性质的纪实文学。讲女主人公与有妇之夫萌发感情，以及与自己的丈夫闹离婚的故事。小说人物事件几乎完全与现实对得上号，甚至连“内参”发《一个堕落的女人》的情节都一模一样。
小说刊发后，遭到了《北京晚报》、《文艺报》、《文汇报》、《中国青年报》、《南方日报》、《新观察》等一批报刊的集火批评，指出这是一篇有严重错误、发泄个人不满情绪、趣味低劣的作品，是一部宣扬资产阶级腐朽个人主义伦理道德观的作品，是一部攻击社会的作品。《花城》编辑部为此遭到极大压力，被迫刊登了自我批评《我们的失误》。
从此，遇罗锦基本消失于文艺舞台。第二次离婚后，她再一次结了婚，然而第三次婚姻也没给她带来幸福，于是她又再一次离婚了。如今，遇罗锦辗转定居在德国。
遇罗锦的《童话》在山西某城引起震动
山西作家毕星星介绍了遇罗锦离婚案及《一个冬天的童话》在其老家某小城引发的巨大震动。小城干部相当一部分属于旧式婚姻，男人读书工作，女人在农村，没文化，这种情况下要闹离婚就属于无过错离婚，没有正当理由。自从遇罗锦的作品传播过来后，他们就不在隐讳自己的离婚诉求。有些人拿着《当代》杂志，在单位逢人就说起《童话》。去法院，还拿着遇罗锦的离婚判决报道去。遇罗锦案一波三折，小城的男人心理也随之浮沉，遇罗锦受批判，自由离婚派便垂头丧气，守旧派则欢呼雀跃。
令人不寒而栗的王永贞自杀事件
阻碍《婚姻法》“感情破裂即可离婚”规定实施的，不光有来自有思想、法律乃至政治等领域的阻力，另一类阻力来自传统婚姻伦理影响最严重的地方——包办婚姻中弱势的一方坚决不肯离婚，甚至不少地方的妇女组织了“秦香莲上访团”，告妇联、告法院、告公安局，坚决不同意离婚。这其中，最为骇人听闻的是河南郑州王永贞当庭自杀事件。
本案原告王本立是河南省委宣传部一位处长，被告是他的妻子王永贞。王本立第一次到金水区法院起诉，要求离婚。其理由主要有三条：王永贞在“文革”中曾写材料揭发他，对他进行政治陷害；平时在生活上不关心他；拒绝与他过夫妻生活。而王永贞则以王本立有“第三者”插足为理由不同意离婚。法院进行了长达两年的调查，尽管王本立的离婚理由是充足的，法院在一九八二年九月还是判处不准离婚。当时，王永贞十分感谢法院对她的支持。
可是过了一年法院得知他们仍然过着分居生活，王永贞始终无法拿出王本立搞婚外恋的证据，而王本立再次提出离婚诉讼时。法院准备改为支持王本立的请求。当法院宣读判决时，王永贞当庭从手提包里掏出一个棕色的小瓶子，嘴对嘴喝下药，结果服毒身亡。
事件发生后，该法院一年多时间再未判过一桩离婚案。可见有些地方想离婚的阻力之大。
大趋势：中国离婚数量逐年增加
从总的趋势讲，改革开放后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次离婚潮。上海地区一年的离婚数量已经抵得上十年的数量。而从1978年到1982年，全国离婚人数从一年28.5万对增长到了一年42.8万队，增长了50%。这一方面有为特殊年代不正常婚姻还债的因素，也有新婚姻法以及遇罗锦离婚案等“思想解放”因素的作用。自由恋爱、自由婚姻的观念已经几乎成为社会主流认识，遇罗锦案时发生的一些事在今天看来已经相当可笑。然而在今天全国一年离婚人数接近200万对的时候，或许我们也该开始忧虑“婚恋自由”的边界在什么地方了。
资料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争论》编辑组：《哲学争论 1980-1982年初》 - 1984；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争论》编辑组：《1979-1983文艺论争集》；
黄传会著：《天下婚姻——共和国三部婚姻法纪事》 -2004；
党春源：《我为什么要判决他俩离婚》；
纪树翰方成志：《党春源同志应该严肃对待自己的错误》；
邓加荣，陈卫国著：《童话里的冬天：一个结过三次婚的女人遇罗锦生活纪实》1988；
毕星星：《书里书外：遇罗锦童话在小城》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279293-4815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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