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贾成祥，杨英豪. 阴阳五行学说的集成与中医理论体系的构建.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0，16（1）：10-12

摘要：古代中国由来已久的天人之学在汉代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盛行，董仲舒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完成了天人关系的构建，不仅使儒学政治化，而且还把儒学神秘化，而其中作为方法论的阴阳五行学说也于此得到了完善，并成为官方哲学，对整个中国古代学术思想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黄帝内经》用阴阳五行搭建了人体生理的联系，中医理论体系由此而形成。

古代中国由来已久的天人之学在汉代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盛行。董仲舒借助阴阳五行的框架进行了天人关系的理论体系构建，将儒家传统的政治伦理嵌套其中，最终完成了汉代经学的理论改造。并且以阴阳五行说的推论模式，建立了经学的方法论。董仲舒的学术思想中突出地表现了天人相应、天人感应和同类相感。这些对整个中国古代学术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古代科学的方法论。

1 阴阳学说的集成

阴阳之说源远流长，最初指山岗的南北，并不含有抽象的“阴阳之气”的意义，而只是对立观念，是两种属性的对立或事物的两两相对。阴阳作为抽象概念的出现是较晚的事情，但最迟在西周时人们便开始运用这对概念了。现在一般都认为阴阳概念最早出现在《国语·周语》：周“幽王二年（公元前779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用阴阳二气的变化来说明地震：“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老子提出“万物负阴以抱阳。”《周易·系辞》说：“一阴一阳之谓道。”战国时期的慎到在其《慎子》中指出：“气之揪敛而有质者为阴，舒散而有气者为阳。”阴阳的概念在古代思想家的阐释中逐步发展。尽管《庄子·天下》说“易以道阴阳”，尽管张介宾《类经图翼·医易义》说“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但真正进一步对阴阳进行最全面最系统最具体阐述，而且把阴阳与社会伦理联系起来进行论述的要首推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以“阴阳”命篇的就有《阳尊阴卑》《阴阳位》《阴阳终始》《阴阳义》《阴阳出入上下》《天地阴阳》等，此外还有《四时之副》《同类相动》《人副天数》《循天之道》等都论述了与阴阳相关的问题。论述了阴阳互根、阴阳平衡的规律，阐释了阴阳与四时、方位的关系，揭示了“二至”（夏至、冬至）和“二分”（春分、秋分）气候变化的根本规律及其与阴阳消长的关系，用阴阳解释治国之刑德、经权，用阴阳解释社会伦理三纲、人性，甚至用阴阳来解释男女交合之事。如他提出：“万物非天不生。独阴不生，独阳不生，阴阳与天地参，然后生（《顺命》）。”“天地之气，合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五行相生》）。”“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天使阳出布施于上而主岁功，使阴入伏于下而时出佐阳；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终阳以成岁为名，此天意也（《贤良对策》）”。“天之道，春暖以生，夏暑以养，秋清以杀，冬寒以藏（《四时之副》）”。“男女之法，法阴与阳，阳气起于北方，至南方而盛，盛极而合乎阴；阴气起乎中夏，至中冬而盛，盛极而合乎阳；不盛不合。”“是故阴阳之会，冬合北方，而物动于下，夏合南方，而物动于上，上下之大动，皆在日至之后，为寒，则凝在裂地，为热，则焦沙烂石，气之精至于是。故天地之化，春气生，而百物皆出，夏气养，而百物皆长，秋气杀，而百物皆死，冬气收，而百物皆藏。”“和者，天之正也，阴阳之平也，其气最良，物之所生也，诚择其和者，以为大得天地之奉也（《循天之道 》）。”“阴者阳之助时，阳者岁之主也。天下之昆虫随阳而出入，天下之草木随阳而生落，天下之三王随阳而改正，天下之尊卑随阳而序位（《天辨在人》）”。阴阳之间的各种关系及其与各种事物之间的联系在这里都得到了阐述。因此，我们认为董仲舒集阴阳学说之大成，使之最终得到系统完善。

2 五行学说的集成

五行之说同样由来已久。《尚书·洪范》说：“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其中，指出了五行各自的特性及其相对应的五味。战国时期的邹衍是力倡五行之学的代表人物，《史记》集解引刘向《别录》说：“邹衍之所言……尽言天事，故曰‘谈天’。”《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邹衍之术，迂大而宏辩……故齐人颂曰：‘谈天衍’。”然而邹衍不是为谈天而谈天，他以谈天为手段，以服务于当时的政治需要为目的，建立“五德终始”说才是他学说的核心所在。其最为重要的观点就是五德终始说。邹衍认为，每一个天子都有五行之一德，上天也会显现与这一德相应的符瑞，如果德运衰了，就必然会有五行中胜过这一德的另一德取而代之。按照五行的次序运转下去，便有了历史上的改朝换代。五德终始说建立了五行与政治的联系，认为朝代更替就是五行运转的结果，邹衍学说之核心为五行相克式的历史循环论。《吕氏春秋·应同》：“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蚓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 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汽胜，水汽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水汽至而不知，数备，将徙于土。”由此可见，从黄帝到大禹到商汤到周文王的历史演进，就是“土-木-金-火”四德的转运，继于其后的必然是水德。

上述所列，是汉代以前最具代表性、影响最大的五行之说。从中可以看到几个问题：第一，各种说法中五行的次序是不一致的。《洪范》所列次序是：水、火、木、金、土。后来的《汉书·五行志》也肯定说：“经曰：‘初一曰五行。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邹衍与《吕氏春秋》所列的次序是：土、木、金、火、水。第二，五行间的生克关系没有得到完整系统的阐述，或者说五行生克的规律并未完全确定，所以《墨子·经下》就提出“五行毋常胜”，破五行相克之论。对五行的论述是董仲舒《春秋繁露》一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五行”命篇的就有《五行之义》《五行相生》《五行相胜》《五行顺逆》《治水五行》《治乱五行》《五行变救》《五行五事》，此外还有《循天之道》《四时之副》《同类相动》《人副天数》也都涉及到五行。他在《五行之义》中首先明确了五行的次序，不仅给以序号排列：“天有五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而且明确其位置关系：“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终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次之序也。”如此规定五行次序的目的在于指出：“比相生而间相胜（《五行相生》）。”所谓“比相生”，就是 “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五行之义》）。”所谓“间相胜”，就是“木胜土，土胜水，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五行相胜》）。”这样，就使五行的生克关系得以明确。同时又进一步联系一年四季指出：“水为冬，金为秋，土为季夏，火为夏，木为春。春主生，夏主长，季夏主养，秋主收，冬主藏，藏，冬之所成也（《五行对》）。”进一步指出了五行与方位的对应：“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后，土居中央（《五行之义》）。”其中的“左、右、前、后”就是“东、西、南、北”。由此，董仲舒建立了五行与时间、空间和人间伦理的全面对应关系，成为五行学说的集成人物。

更有意义的是，董仲舒在《天辨在人》中指出：“金木水火各奉其所主，以从阴阳，相与一力而并功。其实非独阴阳也，然而阴阳因之以起，助其所主。故少阳因木而起，助春之生也；太阳因火而起，助夏之养也。少阴因金而起，助秋之成也；大阴因水而起，助冬之藏也。”意思是说，当阴阳之气运行到某一方位的时候，它们就与原来主持某一方位的某一行，合力并功，形成某一季节。这就把阴阳与五行两个独立的系统融入一体，阴阳是五行的内在动因，阴阳与五行“一力而并功”，共同作用，最终实现了四季的运行、更替以及万物的运动变化。

3 官方权威哲学地位的确立及其影响

董仲舒把儒家学说推上了经学的宝座，同时也确立了自己“虽无鼎足之位，知在公卿之上”和“虽古圣之言，不能过增”的至尊地位，尤其是他作为阴阳五行学说的集大成者，以阴阳五行解释自然现象和社会伦理已经形成了为官方认可的学术思想和方法论，阴阳五行学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地位和影响力，成为引领中国古代学术导向的一面旗帜，对当时和中国后世的学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阴阳五行学说实质上就是依据阴阳或五行的属性试图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事物和现象归纳到阴阳或五行的系统，然后根据阴阳之间和五行之间的联系去构建整个宇宙的大系统。其中同类之间往往存在着相互的感应关系，其思维逻辑就是“先验小物，推而大之”，以至无穷。这样的思维逻辑在中医理论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如王冰在《素问·五藏生成》“五脏之象，可以类推”条下注云：“象，谓气象也。言五脏虽隐而不见，然其气象性用，犹可以物类推之。何者？肝象木而曲直，心象火而炎上，脾象土而安静，肺象金而刚决，肾象水而润下。夫如是皆大举宗兆，其中随事变化，象法傍通者，可以同类而推之尔。”《素问·脉要精微论》：“阴盛则梦涉大水恐惧，阳盛则梦大火燔灼，阴阳俱盛则梦相杀毁伤，上盛则梦飞，下盛则梦堕，甚饱则梦予，甚饥则梦取。肝气盛则梦怒，肺气盛则梦哭，短虫多则梦聚众，长虫多则梦相击毁伤。”神奇梦境的出现与自身的阴阳之气是相通应的，阴盛则梦水，阳盛则梦火。而中医的用药则是在同类相感基础之上的取象比类。清代名医徐灵胎在《神农本草经百种录》中对中药功效的由来有一段精辟的说明：“凡药之用，或取其气，或取其味，或取其色，或取其形，或取其质，或取其性情，或取其所生之时，或取其所成之地，各以其所偏胜而即资之疗疾，故能补偏救弊，调和脏腑。深求其理，可自得之。”这就是所谓“同气相求”。

《黄帝内经》被公认为中医理论的鼻祖，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它以阴阳五行构建了中医的理论体系。阴阳五行是中医的理论基础和说理手段，是中医的方法论。对于这部托名黄帝的古代医书，其作者不可考证，成书年代也说法不一，或认为成书于战国时期，或认为成书于西汉时期，或认为自西周经春秋、战国、秦、汉而定型，又经六朝、唐、宋医家学者修订补充而成书。从其完备而系统的思想和理论来看，它是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而形成的一个独立而完整的中医理论体系，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它应当是成书于阴阳五行学说基本完善之时。至于其中关于阴阳五行的论述比董仲舒有所差异，也有更为深广之处，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作为全部科学的方法论的哲学与具体科学门类之间的互动和相互促进是科学发展的基本轨迹。抑或可以说《黄帝内经》与《春秋繁露》共同促使了阴阳五行学说的发展，因为《黄帝内经》中关于阴阳五行的说法与董仲舒相比，的确是同中有异的。如《脏气法时论》：“一行者，金木水火土也，更贵更贱，以知死生，以决成败，而定五脏之气，间甚之时，死生之期也。”《阴阳二十五人篇》：“言木火土金水五形之人，又析而为二十五形之人。”《黄帝内经》自身存在着五行次序的不一致，这与董仲舒关于五行的次序确定是有差距的。还有《素问·金匮真言论》曰：“中央黄色，入通于脾……其味甘，其类土。”指出五脏的脾是与中央土相对应的。《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说：“脾为牝藏，其色黄，其时长夏，其日戊己，其音宫，其味甘。”《素问·藏气法时论》说：“脾主长夏，足太阴阳明主治，其日戊己。”这就是“脾主长夏”说，持这种说法的篇章较多，如《素问》的《金匮真言论》《平人气象论》以及《灵枢》的《本神》《五音五味》等篇，都有 “脾主长夏”说的内容。其中的“长夏”，现在一般都认为在夏末秋初。但《黄帝内经》中关于五行与四季的相配，还有另一种说法，《素问·太阴阳明论》说：“帝曰：脾不主时，何也？岐伯曰：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时长四脏，各十八日寄治，不得独主于时也。”其中把与脾相应的中央土的具体时间界定为 “各十八日寄治”，即言长夏是春、夏、秋、冬每个季节（3个月）中的后 18天之和。就是说一年分为四季，脾土无时可配，就分属四季，于是形成了“脾不主时，脾主四时”的说法。这种自相矛盾的说法，其根源也在于董仲舒对五行学说论述的不尽严密。据此我们认为，中医理论体系的构建与董仲舒确立的阴阳五行的认识方法存在着密切的关联，中医理论体系也有待于后世哲学思想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