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搜狐 2019-08-15 14:46

说到五行说，我们先要谈谈“五行”一词最早出于何时何处？

“五行”一词，最早出现于《尚书·甘誓》所记载的话，“据说是公元前2196年。时代太早，我们没有材料来证实它的可靠性，而且这篇所谓‘五行’指的是什么，也没有说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Ｐ54）

又“五行”为《尚书•洪范》九畴的第一项：“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火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这一篇所记载的，据说是周武王13年（公元前1122年）灭商后被俘的商朝贵族箕子与武王的谈话。”（同上）冯友兰认为《洪范》篇为战国时的“五行家”的作品，但“‘五行’的观念可能是西周已有的素朴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的萌芽。（同上Ｐ54－55）”

据郭沫若《古代社会研究》，“《洪范》九畴相传是禹治洪水的时候所得的《洛书》所谓‘九《洛》之事，’当然就是指的《洪范》九畴。”

“《洪范》九畴——这九条大法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天子’治国平天下的大法，是一个严整的神权政治的系统。

第一、五行：水火金木土。《甘誓》也说到五行，‘有扈氏威侮五行。’五行观念起源于殷代的五方，或五方的崇拜。《管子》中也有《五行篇》。”

《荀子•非十二子》：“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子思唱之，孟轲和之。”郭老认为思孟书中有痕迹可查的。（郭沫若《古代社会研究》第 146－147 页。）

《洪范》中没有相生克的事，但有五声、五色、五气、还有五事、五卜、五征。“在天为五行，在人为五事。”（同上）

“五行者”，“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以五气五声五色，眡其死生。”（《周礼·天官·疾医》）

周幽王时人史伯答郑桓公的话，论述五行：

“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韦昭《注》：‘杂，合也。成百物，谓若铸冶前烹之属。’），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出千品，具万方，计亿事，材兆物，收经入，行姟极。故王者居九畡之田，收经入以食兆民，周训而能用之，和乐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国语·郑语》P515－516）

“史伯第一个比较明确地把地上所能观感到的，具有固定形态的五种元素（金木水火土）作为构成自然万物的基础——‘和杂’。史伯言‘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万物。’显然不是史伯第一个把五行提出来，可见五行的观念当早于史伯。史伯是周幽王时人，是西周末期了。五行的观念当在这以前就有了，否则不能称‘先王’”。

殷南根以为，史伯之说还并非多种物质构成世界说。百物不等于世界。他认为“西方古代提出的元素论，着重思考的是世界万物的起源和统一性问题；而中国古代哲人提出的原始五行说，包括水火木金土的状态和属性的直观认识。这两堵塞在思维上存在着重要的差异，我们切不可轻易地在它们之间划上等号。”（《五行新论》第 8－9 页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3 年 10 月出版）

关于五行说的产生和发展，杨向奎在《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中指出：“五行学说，恰好先盛行于燕齐沿海一带。”（杨向奎：《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40页）陈梦家在《五行之起源》中也认为，“五行盛于齐。”娄良乐在《管子评议》中节述胡适《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齐学章》说：“故五行之说，盖为古代民族常识之一种概念。若印度之有‘地、水、火、凤’名为‘四大’；古希腊之以‘水、火、土、气’为四种原质；五行‘水、火、金、木、土’盖中国民族所认为五种原质也。”

因此，娄良乐认为：“五行说之盛于齐者。有由来矣！”（娄良乐：《管子评议》，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3年版，第948-949页）《史记·历书》中也说，黄帝时“建立五行”。其实原始的的五行起源相当早。它与古代社会的农业生产活动需要观察天象以制定历法有密切的关系。古人的历法是通过观察天象来制定的，而“五行”是来源于观察星象的变化。《管子·五行篇》正是如此论说的。

原始的五行就是指天上的辰星、太白、荧惑、岁星、填星（镇星），等五星，与金木水火土毫无关系。《尚书·甘誓》说：有扈氏上不敬天象，下不重大臣，是足以引起‘天怒人怨’大罪的，所以‘奉天命’讨伐他。后来人们觉得用两个字来命名天上的五星，麻烦和不方便，才把常用来称呼五材的水、金、火、木、土，来代替辰星、太白、荧惑、岁星、填星，这五星的称呼。这样才有了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之称。后来地下的金、木、水、火、土，五材，也借用天上的五行来称呼。这才固定下来，把金、木、水、火、土，称为五行。（参见刘起釪：《释〈尚书·甘誓〉的“五行”与“三正”》，《文史》第17辑。）到《淮南子·天文训》才把天上五星与地下金木水火土五行相合并与五帝相配：“何谓五星？东方，木也。其帝太皋，其佐句芒，执规而治春，其神为岁星(木星)。……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祝融)，执衡而治夏，其神为荧惑 (火星。)……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其佐后土，执绳而治四方，其神为镇星(土星)……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其佐蓐收，执矩而治秋，其神为太白(金星)。……北方，水也。其帝颛顼，其佐玄鱼，执权而治冬，其神为辰星(水星)。”

五行说的发展，也有它自己的规律，从排列顺序说，最先是《洪范》中排列的顺序：水、火、木、金、土。这里并没有相生相胜的意义。然后有相生的顺序，如《管子》中的《五行》《四时》《幼官》等篇的排列。《管子》中这几篇著作，当产生于田齐政权建立之后，或许就是在齐威王时期。这几篇就思想内容来看，都是主张五行相生说。他们以五行来配四时，春为木，夏为火、秋为金、冬为水，而又在夏秋之间加上季夏为土。

这里显得十分生硬的编造，表面看来是为了凑数，实际上则体现了稷下先生们为齐国当政者是黄帝的后裔，黄帝属土，应当居中央而成为天子制造舆论。

关于五行相胜的思想萌芽，早在《周书·周祝》就说：“陈彼五行，必有胜。”在《左传·昭公卅一年》有“火胜金”；《左传·哀公九年》有“水胜火”的记裁，邹衍的五行相生说与相胜说，就是在以上基础上发展而成的，而且又把阴阳说与五行说相结合，成为阴阳五行学说，还把历法与占星说相结合，使之为齐国和燕国统治者服务。

在齐国哲学中，孙武对五行说的贡献，我们也必须论及。他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故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孙子兵法·势》），这里所说的“五行无常胜”，对五行相胜说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它反对把“五行相胜”说绝对化，提出了符合辩证法的观点。不仅如此，他还将五行用于军事辩证法。《孙子兵法·虚实》认为作战的奇正变化，是无穷无尽的，就象乐音不过五个音阶，而五个音阶的变化，则听不胜听；颜色不过五种色素，而五种色素的变化，则观不胜观。他继承前人的思想把五行推广于五声、五色、五味等等，并且把它们的变化运用来说明军事上的奇正变化。这种军事辩证法的观点，在当时是十分可贵的。

晏婴对五行说也有贡献，他将西周末年史伯的“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的论点进一步深化，并与他的政论融为一体。他认为先王的调和五味，与五声，用来平静其心气，以成就其为政。……如果用水来调和水，有谁能去喝它？如果用一张琴，一个人，只弹一个调子，谁还愿意去听？”（参见《左传·昭公二十二年》晏婴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