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把人格分为三个层次：原我（音译为“伊德”）、自我和超我。

    所谓原我，是一个人从出生时就有的各种本能冲动的总和，是人格中最原始的部分。原我不认道理，不懂法律，不明宗教，只接受快乐原则的驱使，一味的追求欲望的满足。那是一口混混沌沌的，充满各种冲动、各种激情的沸腾的大锅，那是一匹不受约束的，带着极其卤莽、极其粗俗的任性的野马，不问时机，不看条件，不顾后果，随时就可能爆发，随时就可以疯狂。然而现实生活是决不允许原我为所欲为的，人一出生就同外界接触，原我首先受到父母制约，接着遭受各种打击和失败，其中一部分被迫分离出来，也就形成了自我。

    所谓自我，从原我分化而来，是人格中受到教化的那个部分。自我尊重环境，尊重欲望，也尊重思想，它接受现实原则的指导，努力追求和谐和协调：又要得到快乐，又要不受痛苦；又要顾住眼前，又要放眼未来。一方面，它像一个勇敢的骑士，借助野马提供前进的力量，借助思想寻找远大的目标，还要认清现实并选择可行的道路；另一方面，它像一个尴尬的仆人，必须同时侍奉三个严厉而又专横的主子，既要满足原我的冲动，又要服从超我的监督，还要面对现实的考验。

    所谓超我，从自我中分化出来，是时代的道德准则，它形成人格中最文明的部分。超我能够观察自我，评价自我，并监督自我，从而充当“检查官”的职务。超我和原我处于直接的冲突之中，它的职责就是压抑原我的冲动，使其欲望不能实现。

    可见，在原我、自我和超我的三重人格中，自我对人生起着重要的决定作用，即协调和控制作用。协调、控制得理想，人生就会感到幸福；否则，人生就是不幸。弗洛伊德从“仆人”的角色来理解自我，必然是幸福的悲观论者。他说：“我想神在创造天地时并没有设计‘幸福’这个词。一般人所谓的‘幸福’并不是真正的幸福，它只不过是意指一种‘暂时的’、‘过渡的’比以前较好的情况而已。因此，‘实现幸福’实在是一种乌托邦心态。”因为他认为，自我是虚弱无力的，“有句谚语告诫人不得一仆同事二主。可怜的自我境况却更糟：它要服侍三个严厉的主子，并要竭力把他们的要求和需要做得彼此协调。这些要求总是参差分歧，常常还似乎水火不容。无怪自我经常不能完成其任务。它的三个暴虐的主子即外界、超我和伊德，……它感到三面被困，受三种危险的威胁，如果它受压太紧，就产生焦虑做反应。由于它起源于知觉系统的经验，它就专门代表外界的需要，但它也力求作伊德的忠仆，同伊德维持和睦相处，……另一方面，它一举一动都受严格的超我的监视，超我给它的行为规定明确的准则，丝毫不考虑伊德及外界方面给它带来的困难，而假如它不遵守那些准则，就让它有强烈的自卑感作为惩罚。因而这自我，受伊德的驱使，受超我的约束，受现实的排斥，为掌握作用于它的三大力量，能协调一致的有益工作而大费力气；于是文明便能够理解，何以我们经常无法压抑的一句呼声：‘生活实不易’！”

    然而，我们更倾向于把自我理解为一位骑手和艺人。因为无论欲望多么难以满足，思想道德多么高尚，现实多么严峻，但生活总像有位睿智的长者，教会我们去理解、把握、调整和理顺各种关系。只要我们有信心、有毅力，自我就能够在现实的条件下，把原我和超我调谐在某一适当水平，幸福就会从容而至，并源源不断、绵绵不竭；只要我们努力学习，刻苦操练，自我就能够成长为一位勇敢的骑手和高超的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