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差住武汉大学医学院招待所，我借来该校哲学系彭富春教授的《漫游者说》，以打发无聊的夜晚。但是，当晚我只是把它当作一本流水帐翻了翻，然后继续看电视。第二天到机场，我重新从箱子里取出来，没想到一下子进入到他的“漫游”里，从候机厅到机仓，从机场大巴到公共汽车，进家门之前刚好读完。由于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环境，我第一次如此沉浸在一个漫游者的灵魂深处。
是呵，每个人来到世上，都要进行他从“0”到“0”的漫游。彭富春的《漫游者说》记载了他38年的经历，为什么突然把我吸引进去了呢？原来我们是同一代的学子（虽说我长他8岁），有同样自以为是而又头破血流的经历。不同的是他比我目标明确，比我信念坚定，他走出国门比我吃了更多的苦，那恰恰是我一个未圆的梦……
彭富春是个思想者，他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每一次受到委屈他就全力抗争，寻求自身的突破。尤其是德意志之旅，7年的漂泊和思念，伴随着孤独、焦虑、痛苦和耻辱，是每一个他乡游子的精神炼狱。最初的打工生涯，衣食没有着落，对于一个虔诚的哲学故乡的取经人来说，实在是极端的讽刺。但是，彭富春挺过来了，他不但取得了真经，也获得了资本（海德格尔弟子的弟子）。他三进武汉大学，最终证明了自己（虽然，对于一个思想者来说，世俗的一些名利、荣誉，最终是无足轻重的；但任何一个思想家，他们终身都在此追求）。如果说他是个成功者，他就遵循了成功者的必然逻辑：目标明确 + 信念坚定。
由于性格原因，我注定是个浅尝辄止、朝三暮四的人，一个十足的俗人。
记得小时候，当我上学不久就加入了少先队，当我一年级就评上了三好学生，当我的作文张贴到大街上，当我帮老师改同学的作业，当我的日记在同学中传阅，当我的成绩雄居榜首时，其实充当了那个时代的宠儿。后来随着文化革命的到来，母亲住进了学习班，父亲经常被游乡，我不仅最后一个加入红卫兵，而且作为第一名的成绩却只能徘徊在高中的大门外，但父亲教给我“将相宁无种，男儿当自强”的信念，教给我“立德、立言、立身”的理想，一直伴随着我，成为我最大的精神支撑。
那时侯，我们常常被任意抄家。有一天晚上刚刚入睡，突然被“嗵，嗵，嗵”的敲门声惊醒，红卫兵一进门就带走了父亲，我明明知道最近的日记里还记着自己对庄子“大盗盗国，小盗盗钩，盗国者侯，盗钩者诛”的感想，却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拿走。幸亏后来的检查者是父亲的一位学生，他悄悄毁掉才避免一场不小的祸事。
后来，因为下放知青点的房子尚未盖起，我和妹妹被招到工厂当了工人。虽说是童工，但我能从写稿到字、画，一个人办一个宣传栏，我能经常在县里和地区的小报上发表些诗歌、散文和新闻稿，能每年为厂里写写材料，参加参加文艺宣传，也在小伙伴里相当受宠。
6年半工人之后，碰上了考大学的机会。大学能够让考，我当时激动得废寝忘食。一边跟教育部写信，一定要按1：10的比例推荐考生，以免埋没人才（后来完全是自由报名），一边文如涌泉，写了一大堆有感而发的诗歌散文。我急急忙忙地找来高中的教材，埋头扎进“数理化”的常识里，弄不懂的放下来，一遍、两遍、三遍反复地搞。我那时有无穷无尽的力量，也根本不考虑一个初中生能否与别人竞争。第一年高考只有两个月时间准备，我虽然都看懂了书，但几乎完全没有做题，仓惶败下阵来。我没有气馁，终于在半年之后如愿以偿。
湖北中医学院，是我一个崭新的起点，尽管它不是个理想的起点。因为从此，我开始了22年、60余本完整日记的记录。今天，我已经不敢再去触摸那个记载着我生命历程的抽屉，虽说它们充满了幼稚，甚至更象是一本本流水帐，但留下了我天真的向往、挣扎的痕迹。可惜，4年前我已经“江郎才尽”，已经与希冀分手，与幻想告别，实在记不下去了。
刚上大学，那真是“充满阳光的日子”、“激情燃烧的岁月”，各种思想禁锢和精神枷锁一天天打开，那么多的新观念、新知识、新概念，一下子呈现在面前，让我们惊讶，让我们感慨：世界原来是如此绚丽多彩！什么“人才学”、“科学学”、“东西方文化比较”，什么“反思”、“寻根”、“范式”等等，无不叫人赏心悦目。记得1979年春天的一个星期天，武汉大学学生会来我们学校售买他们编写的《这一代》（当时北大、复旦等7所综合大学轮流主办的一种学生刊物），我买来1本如获至宝，一口气读完，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复。那时我第一次发现，可以爱自己的爱人超过热爱领袖，领袖也是普通的人；第一次知道国门之外还有一些现代化的社会，他们的学术探索遍布各个领域……
那时候，我梦想过大学二年纪就考研究生，经历过一边上课一边写论文，整整一个暑假埋在图书馆的书海里不回家，我发表过多篇反思中医的论文，而且是国内中医院校本科阶段发表论文最多、争议最大的学生。然而，我还是个不懂事的毛小伙子，完全不知道经营一下毕业后的工作问题，分配时不得不回到家乡，一个小县城的医院。幸亏妻子—— 一个教授的女儿、留在学院附属医院的高年级同学，在最关键的时候嫁给了我，她的纯情值得我一辈子报答。
由于两地分居，我只能考研究生和妻子团聚。研究生的学习生活是愉快的，我做研究生会的学术部长，一边兴致勃勃地组织编书，写论文（我每年发表20篇论文），搞讲座，报课题，成立学生学术团体。当时正是学生团体最活跃的时期，我参加过几次武汉地区高等院校研究生会主席联席会议，那时候的大学生不可一世，特别是文科院校的，谁也看不起，都以为自己能够开出救世良方，可以轻易地改变世界。几年后的一场腥风血雨，终于全面地教育了大家。
研究生毕业时，好几个同学都进一步开拓自己，我却满足于小家庭的乐趣，顺理成章地留在了母校的附属医院。光阴过得真快，一晃十几年过去了。我继续发表论文、出版著作、承担课题、晋升职称（破格），慢慢地与医院有了越来越紧密的联系。可是，我突然不知不觉地陷入了“路线斗争”的旋涡。学院的党委书记年初退休，院长在年底退休之前来了一次清洗运动，我和75岁的老所长一起被卸了任。这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我一下子懵了。不过很快，我要通了深圳朋友的电话，他们马上同意收留我，给我很大的安慰。
来到深圳，是我人生的重大转折。我不久前还是母校的“小字辈”，混混沌沌而又忙忙碌碌，可一到深圳却成了不折不扣的“高年资”，时时需要大家的照顾。我曾经是个充满幻想的人，不乐意按部就班地循序渐进；我总感觉有些梦想没有实现，有些心愿没有完成，不肯就此罢休。比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课题，重点实验室、重点学科的申报，重点杂志的文章，比较有影响的专著等等。但是，现在工资高了，房子大了，安逸多了，有时候又想条件这么好，何必要自我折腾，一切随缘吧！
是呵，年龄大了，幻想少了，反思多了，内心的矛盾和冲突依然如故。事实上，我是个充满幻想而又眼高手低的人。如果说，我在大学和研究生的角逐中有点小小成功的话，研究生毕业后的16年却是看起来在望上走，实际上顺着思想消沉而下滑的道路。我深知，人生的道路虽说漫长，最关键的却只有几步。“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往往在性格上的一点点差异，就会发挥它极大的惯性作用，导致你在事业、生活上的巨大落差。尽管这种落差，相对于社会、历史只是个小小的点缀，但对于个人的命运来说，却是异常鲜明和生动，而且是一去不复返的。这些年，我亲眼看到一些同辈成长为院士、学者，成长为政客、儒商，曾几何时他们还是被世人藐视的丑小鸭；我亲眼看到一些同辈妻离子散，生活没有着落，甚至沦落街头，曾几何时他们还是名门望族的高干公子。
古人曰：“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我早已过了“不惑之年”，今天却依然十分迷茫：我该不该再拼搏一番，让退休前的岁月更加充实一些？我已经到了“知天命之年”，却总惦记着某些难以实现的梦想，不能“惯看秋月春风……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我知道，在学术的金字塔上，挤满了密密麻麻的人；他们都在攀登，为了那辉煌的塔顶。但是由于重力的原因，登上塔顶的人总是那么稀少，而最密集的大多数都处在基底部和中部。这是必然的，只有庞大的根基，才能构筑高耸塔顶，尽管绝大多数只是陪衬。
陪衬有陪衬的原因，陪衬有陪衬的理由：我们除了运气不佳，就是三心二意。是呵，人生每时每刻都有那么充分的多项选择，我们随时可以退求其次，“退一步海阔天高”；我们随时可以“这山望着那山高”，“何必一棵树上吊死”。正因为如此，我们普通人往往不是缺少才能，也不是缺少机遇，而更重要的是缺少意志；只有意志坚定者才能成为伟人。当然，并不是说普通人不好，伟人就如何了不起，但我们毕竟留下了很多遗憾。是呵，也许我过早地瞻前顾后，过早地三心二意，许多事情只能半途而废，我不知道以后的岁月是否还会为我带来更多的遗憾？
2003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