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维特根斯坦如何理解科学革命？

虽然维特根斯坦本人并未撰写一部关于“科学革命”的专著，但他后期的哲学思想，特别是关于语言游戏、生活形式、世界观以及遵循规则的论述，为我们理解科学革命的本质提供了极其深刻、甚至可以说是奠基性的哲学框架。

可以说，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范式”理论，其哲学根基很大程度上就源于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以下是维特根斯坦理解科学革命的核心要点：

1. 科学是一种“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

对后期的维特根斯坦来说，科学不是一堆陈述事实的真命题集合，而是一套复杂的人类活动。它是一系列交织在一起的“语言游戏”（如提出假说、设计实验、报告数据、构建理论、同行评议），而这些游戏又根植于一个更广阔的背景——“生活形式”。

科学的生活形式：包括科学家共享的价值观（如精确、可重复、逻辑一致）、训练方式、仪器使用技能、公认的权威文本、以及什么算作“合理的证据”或“好的问题”等未经质疑的信念和行为模式。

在“常规科学”时期，科学家们都在同一个生活形式下，玩着同一种语言游戏。

2. 革命是“生活形式”的转变，而非单纯的信念修正

科学革命，在维特根斯坦的图景下，不是简单地用一个更好的理论替换一个旧理论（就像用更新的地图替换旧地图）。它更像是整个“世界图景”或“生活形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断裂式的转变。

世界图景：维特根斯坦在《论确定性》中提出，我们的一切思考和语言游戏都基于一个相对稳固的、非基础的“信念体系”，他称之为“世界图景”。它就像一条河的河床，命题之河在其上流淌。在常规科学中，这个“河床”是稳固的。

革命的本质：科学革命就是河床本身的移动。原来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硬核”或“范式”（如地心说、燃素说、绝对时空观）被动摇了，它们从“河床”变成了“河水”，成为了被质疑和抛弃的对象。

3. 新旧范式是“不可通约的”

这是维特根斯坦思想最核心的贡献之一。当生活形式发生转变后，新旧科学范式之间的关系是“不可通约的”。

意义在于使用：根据维特根斯坦，词和概念的意义不在于它指称什么对象，而在于它在特定的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中如何被使用。

概念意义的改变：因此，在科学革命前后，即使是“相同的”词汇，其意义也完全不同了。例如，“质量”在牛顿力学和爱因斯坦相对论中，扮演着完全不同的角色，遵循不同的规则，因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行星”在托勒密体系和哥白尼体系中，所指的对象和其在理论网络中的地位也是完全不同的。

没有中立的标准：由于双方的概念体系和评判标准都内嵌于各自的生活形式中，因此不存在一个超越于双方之上的、中立的事实或逻辑标准来裁决谁对谁错。一个哥白尼主义者和一个托勒密主义者，甚至在什么是“事实”上都难以达成一致。

4. 革命性转变类似于“宗教皈依”或“格式塔转换”

如果新旧范式不可通约，且没有中立理性的仲裁者，那么科学家是如何“转换阵营”的呢？维特根斯坦认为，这种转变不是通过一步步的逻辑推理完成的。它更像是一种：

“劝诱”或“说服”：通过展示新范式在解决“反常”问题上的惊人能力，以及其内在的和谐与美感，来吸引科学家。

“格式塔转换”：就像著名的“鸭兔图”，你可以把它看成鸭子，也可以看成兔子，但无法同时看到两者。从地心说到日心说的转变，就是一次“世界观的切换”——之前看到的“太阳东升西落”，现在被“看作为”地球自转的结果。

需要“再训练”：接受新范式的科学家，本质上是在学习一种新的语言游戏，进入一种新的生活形式。这需要一种类似于学徒般的训练，直到新的世界观成为他新的“河床”，变得自然而然。

5. 维特根斯坦与库恩

库恩几乎全盘接受了上述维特根斯坦式的框架：范式≈生活形式；常规科学≈在既定规则下的语言游戏；科学革命≈生活形式的转变；不可通约性≈概念意义随语言游戏改变。唯一的细微差别在于，库恩作为一个科学史家，为这个哲学框架填充了丰富的历史案例（从哥白尼到拉瓦锡到爱因斯坦），并将其系统化为一个动态的“范式转换”模型。

因此维特根斯坦会这样理解科学革命：科学革命不是知识的线性累积，而是从一个自洽的“生活形式”到另一个不可通约的“生活形式”的非理性跳跃。它改变了科学家所生活的“世界”，重塑了所有基本概念的意义，并且其转变机制更像是一种信仰的改变或视角的突然转换，而非纯粹理性的论证。

这种理解极大地挑战了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将科学重新置于人类历史、实践和社会的脉络之中，使其变得更人性化，但也更不稳定。

四、维特根斯坦如何分析语言的陷阱？

维特根斯坦将哲学家的任务视为“与语言本身的困惑进行搏斗”，他将语言的陷阱视为哲学困惑的直接根源。他的分析贯穿其思想前后期，但后期思想对此的阐述尤为系统和深刻。我们可以将维特根斯坦对语言陷阱的分析，总结为以下几个关键方面：

陷阱一：被“表面语法”所迷惑

这是最根本的陷阱。维特根斯坦区分了“表面语法”和“深层语法”。所谓表面语法，指句子中词的顺序、结构等外在形式。从表面语法看，“我牙疼”、“我有一块钱”和“我有一个想法”结构相似。所谓深层语法，指这些词在实际使用中所扮演的角色、所遵循的规则。

陷阱如何产生？我们被表面语法的相似性所欺骗，误以为这些句子的深层语法也相似。于是，我们就像对待“有一块钱”一样，去追问“想法”存在于哪个“空间”？“疼痛”是一种什么样的“私有对象”？这直接导致了笛卡尔式的“身心二元论”等哲学难题。我们创造了一个“内心世界”来容纳这些看似需要“拥有”的对象。

那么，维特根斯坦的疗法是：他要求我们忽略诱人的表面语法，去考察词在具体生活形式中的实际用法。“牙疼”不是一个我们拥有的“对象”，而是一种我们表达痛苦、寻求同情、请假等行为的一部分。

陷阱二：对“本质”的渴望

我们有一种强大的形而上学冲动，总想为一切事物寻找一个统一的、本质的定义。

当我们问“什么是游戏？”“什么是知识？”“什么是时间？”时，我们期待一个能涵盖所有情况的精确定义。当我们发现下棋、踢球、单人跳棋之间找不到一个共同本质时，我们就感到困惑，并认为一定有一个“完美的、理想的”本质隐藏在现象背后。

维特根斯坦的疗法是：提出“家族相似”概念。他指出，各种游戏（或各种“知识”、各种“语言”）就像一个家族的成员，他们之间没有唯一的共同本质，只有重叠交叉的相似性网络。A和B眼睛相似，B和C鼻子相似，C和D步态相似，但A和D可能毫无共同之处。语言的功能也是如此，描述、命令、提问、祈祷……它们构成一个家族，服务于不同的目的。不要强行统一，而要尊重多样性。

陷阱三：忽视语言的“使用”情境

这是“意义即使用”原则的反面。当我们脱离具体的使用情境，孤立地追问一个词或句子的意义时，陷阱就产生了。

陷阱如何产生？我们以为一个词的意义是它对应的一个心理意象或一个对象。例如，认为“理解”这个词对应着一种特定的内心感觉或过程。但维特根斯坦指出，当你喊“板石！”时，你的意义不是心中的某块石头的意象，而是让助手把石板递过来这个命令的完成。

维特根斯坦的疗法：“不问意义，只问使用。”把一个词从形而上学的云端拉回到它具体工作的“语言游戏”中。要理解一个词，就看说话者用它来做什么，以及听者随之产生的反应。

陷阱四：追求“绝对精确”的理想

我们被科学的成功所诱惑，希望语言也能像逻辑或数学一样精确、稳定。

陷阱如何产生？我们认为日常语言是模糊的、有缺陷的，并幻想一种“理想语言”可以消除所有歧义。例如，我们觉得“游戏”这个词不精确，希望为它下一个严格的边界定义。维特根斯坦反驳说，这种追求本身就是一种误解。这就像一个人说：“我站在这里，但我不确切，因为‘这里’的边界不清晰。”但实际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站在这里”已经足够精确了。

维特根斯坦的疗法：“精确性的标准取决于目的。”对木匠说“大概这么长”和对工程师说“误差不超过0.01毫米”，都是精确的，因为它们符合各自语言游戏的要求。语言的清晰，就是足以完成其任务的清晰，而不是绝对的清晰。

陷阱五：误入“私人语言”的歧途

这是维特根斯坦最著名的论证之一，专门针对将内心体验“对象化”的陷阱。

陷阱如何产生？我们认为感觉（如疼痛）是纯粹私有的，只有我自己能真正“知道”。因此，我可以在内心为我的某种特殊感觉定义一个只有我自己懂的“私人指称”。维特根斯坦论证，这种私人语言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

维特根斯坦的疗法是“反私人语言论证”，语言的规则必须是公共的、可检验的。如果我给一种感觉定义一个名称“S”，我没有任何独立的标准来判定我下一次使用的“S”和上一次是同一个感觉。我可能记错了，但无法纠正自己。

因此，即使是“我牙疼”这样的表达，其意义也并非指向一个私有对象，而是依赖于我们公共语言游戏中关于疼痛的行为表现、同情反应和社会习俗。它的正确性在于在恰当的情境下做出了恰当的表达，而不在于“准确地指称了一个私有物”。

小结：哲学作为治疗

对维特根斯坦而言，所有这些语言陷阱最终都导致了一个结果：哲学家们像困在瓶子里的苍蝇一样，四处冲撞，陷入无休止的困惑和争论。

他的哲学，就是为这只苍蝇指出飞出瓶子的路。这条路就是：回到粗糙的地面上来！停止建构宏大的哲学理论，转而去做一种描述性的工作——清晰、耐心地描述我们的语言在具体的生活形式和语言游戏中实际上是如何工作的。通过这种描述，语言的陷阱会自行消解，哲学的伪问题也会随之失去其诱惑力。

所以，分析语言的陷阱，本身就是哲学的治疗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