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9月1日，是刘建康院士107岁诞辰日，他的子女群里举办了追思会，看到他们放在《小红书》的视频，不由想到天堂里哪些逝去的老一辈，也想到已经年近古稀的我们自己，想到28年前去水生所参观白鳍豚时见到刘老的过往。这里选取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2024年07月15日 16:54 发自湖北的“刘建康先生科技报国、廉洁自律故事”，以为纪念：

初心不改，奋斗不息。202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是中国科学院建院75周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加快抢占科技制高点的关键一年。

当前，全党正在开展党纪学习教育。在党纪学习教育中，水生所深入学习贯彻中央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入挖掘我所科学家科技报国、廉洁自律故事。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学习老一辈科学家克己奉公、尚俭戒奢、甘于奉献、不计名利的高尚品格，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秉承“开拓创新、科学求实、团结协作、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大力传承弘扬科学家精神，践行“科技创新 报国为民”的初心使命。

今天让我们分享刘建康院士科技报国、廉洁自律的故事。

刘建康（1917-2017） 鱼类学家、生态学家，江苏吴江人。1938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生物系，1947年获加拿大麦基尔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1983-1987年任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1987-2017年任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名誉所长。

赴德考察节约四千马克全部上交

刘建康在实验室

1980年11月，刘建康应联合国“人与生物圈”委员会的邀请，前往西德进行考察、访问。在西德马普学会湖沼学研究所和康斯坦茨湖沼学研究所的三个月考察中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西德外交部提供费用7770马克。但是，刘建康在繁重的考察工作中，生活十分俭朴，坚持自己做饭，每天除了在外考察吃一顿正餐外，经常吃面包和干粮。在三个多月的考察中，他除了付房租、伙食费外，省吃俭用共节约了4270马克。他用1068马克为水生所购买了一套急需的细菌滤器、滤膜。剩余部分，回国后全部上交给了中国科学院。

不叫公车和自己贴邮票

刘建康（中）与孙鸿烈（左）马世骏（右）

“他跟鱼打了一辈子交道，又是长寿的院士，他不仅是一个传奇，更是我们做人做事的楷模”。水生所研究员、原所党委书记王丁说，所里给院士安排了公务用车，但有一次下大雨，王丁开车出门时，却看到年近90岁的刘建康院士一个人淋着雨走路。他赶紧把刘院士接上车询问情况。刘院士却轻描淡写地说，“上午省里开个会，想着不太远，不想麻烦别人，就没叫车，打算自己走回家”。

王丁还多次遇见近90岁的刘院士去邮局寄信。“凡是私人信件，他都（用自己买的信纸）自己贴好邮票，拿到邮局去寄，坚决不拿到收发室让单位出邮资”。有一次刘建康院士正要出门，“我看见他已贴好邮票，劝他放到收发室，‘省得您跑一趟’。但他坚持自己送到邮局，‘我怕说不清楚’”。

“增加了100元津贴，党费怎么交？”

2009年4月，刘建康与来水生所学术交流的施一公合影

上个世纪80年代第一春，63岁的刘建康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庄严举手宣誓时，从心底深处跳动这一段誓言，“我的一切，包括生命，都是属于祖国的”，浑身随之仿佛被注入青春的活力。

兴致勃勃，脚步生风，这是到哪里去？

“增加了100元津贴，党费怎么交？”

原来去了所党委办公室。1990年国务院决定向一批卓有成就的科学家每月颁发政府津贴人民币100元。

“津贴不是工资，不在交纳党费之列。”党办主任解释道。

不交吗？规定了一定不交吗？一而再，再而三的询问，仿佛是求得一个科学的论证。

“你拿证据出来，我就相信你！”

2016年9月1日，水生所为刘建康院士举办百岁华诞庆祝活动6位院士合影 坐者：刘建康；后排站立左起：桂建芳、朱作言、陈宜瑜、曹文宣、赵进东

刘建康一直强调要亲力亲为的野外调查、实地考察以及实验探究。

1971年，武汉钢铁厂淡水壳菜堵塞冷却管道出现问题，刘建康在接到问题的第一时间带领科研人员奔赴现场。钢铁厂的冷却管道狭小，空气稀薄，进入管道可能会面临窒息的危险，然而刘建康却毫不犹豫地钻进管道，进行现场采样。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刘建康又三番五次冒着寒风潜入冰冷的江水，只为取下船底的活体壳菜，研究壳菜的生物学特征。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些活体壳菜样本为发现壳菜的次氯酸钠灭杀方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定要亲自去看，年轻的时候都还能够跑，年纪大了之后就跑不动了，所以年轻的时候要去多观察实践，要深入到现场实际去了解情况。”刘建康曾这样教导学生和新一代的科研工作者们。

当然，只有亲力亲为的态度还不够，还要结合科学的实验方法，方能取得突破。刘建康始终认为，科学实验方法是科学研究的必须手段，科学实验方法得出的结论是支撑科学理论的重要基石。

在远渡重洋赴加拿大麦基尔大学攻读博士期间，刘建康的实验结果与世界生物学权威魏斯曼的“种质连续学说”产生了明显的矛盾。他没有畏惧权威，也没有对自身产生怀疑，而是在论文中果断针对“种质连续学说”提出质疑，认为“魏氏的理论过分着重于重演学说而所提供的事实根据太少”。观点一出，生物学界的同行们纷纷对他的勇气和追求真理的精神致以敬意。当他回忆起这段往事，曾这样描述实验在科学争论中的重要性：“你拿证据出来，你是对的，我就相信你，我就佩服你，我就接受你的意见。”

在晚年接受采访时，刘建康在回答“您提出的科学理论或建议不被别人理解时，您是怎么做的？”这样的问题时，他秉持同样的态度：“重复做实验，把新的结果一次再次的公之于众，相信终究会得到别人的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