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 1965年，父亲搭建的那一间披水屋在张家堰旁，它堆满了我遥远的童年记忆。1983年秋，我和新婚的妻还专门去那里住过一夜，稻草上铺垫着的床单，以及薄薄的被子，她陪我一起重温了旧日时光。也仿佛宣告，支撑过苦难岁月的披水屋正式完成了它的光荣使命。

1966年十月二十七日（农历），奶奶去世了。在那间厨房兼客厅、饭厅的小房间里，我们一家人打地铺为她老人家送终。我不知道大人们当时如何判断她的临终时刻，就像吐出微弱火舌的煤油灯，等候油枯灯灭的那一瞬间。

奶奶“中风”（脑梗塞）偏瘫一年多，生活不能自理，主要由小姑姑照料。那时候，小姑姑还在缝纫社上班，没有发生肉疮应该是她全力尽孝的体现，但在那样的年代也谈不上像样的调养和护理。奶奶临终前最惦记的是我，记得他把父母亲叫到跟前，告诫他们要如何珍重我这个家族中的唯一传人（爷爷兄弟三人，各家只有一个男丁，到第三代却只剩下我一人）。

祖父辞世在1968年腊月初八，他和奶奶都是1893年出生，与伟大领袖同属“小龙”。虽然经历过中国近代最伟大的变革，也到过汉口和县城，尽管年轻时教过几年私塾，当奶奶陪伴我们在县城和马坪的时候，他却始终坚守在老家的田间地沟。直到那年夏天，一条木船载着他和父亲彻底告别一个叫“家乡”的山村，才来到马坪的这间披水屋。

那个冬天的雪下得非常大，我们学校的操场两个多月都可以自由溜冰，甚至还溜到铺满厚厚冰层的张家堰。爷爷“上山”的那天，抬棺材的叔叔们在鞋子上绑着几道稻草绳，踏着茫茫的积雪，喊着沉闷的号子，好不容易把他送到山上的墓地。我捧着老人家的遗像（父亲凭记忆画的），父亲在前面几步一拜，凝结着他对逝者的依恋，更重要是对抬棺人的感激。事后，他跟我们说出了自己的担心：万一有个什么闪失，伤及抬棺人，真不知道该如何交待。

祖父送上山后，父亲照例回农村劳动改造，母亲又去了学习班。不久后的春节，我们才又汇聚到一起，在吃年饭的祭拜中，父亲凝重的眼神透露出自己的深深愧疚，他捶打着胸脯低沉地呼号祖父，请谅解自己的不孝。那时候，虽然我们住在镇子上，但大家都从来不刷牙，全家共一个洗脸盆、一条毛巾。尤其在冬天的早晨，一家人共用小半盆洗脸水，而洗脸毛巾一丢下，水就变了颜色。既然共用一盆水，洗脸就有先后顺序，开始是老人在先，我们兄妹随后，父母亲最后。后来，父亲提出建议让我们兄妹先洗，祖父立马支持，而且坚持自己最后洗。他说：“我是半截埋在土里的人，孙子们来日方长，是我们家里的希望。”从此，每天轮到祖父洗脸的时候，就只剩下一点快冷的黑水。

多少年过去了，我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当年的那些情景，和很多家庭一样，大家艰难度日，虽然物质匮乏、精神极不自由，但在承受苦难的同时，仍然坚毅地怀着希望相濡以沫。我想，无论祖父母、父母他们，虽然不敢奢望前途有多么光明，但一定还是对成长中的后辈寄予深情厚望；他们在梦里，也一定无时无刻不在期望，自己的后人能够突破困境，摆脱屈辱，过上有尊严的平等日子。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一直惜财如命，可称之为吝啬。他常为节约5分钱而绕行山路十几里，为节约一把柴草吃未炒热的饭菜。1992年他去世前，因为妻子到广州学习一年，接他和母亲来照顾孙子。其间我们游了一次黄鹤楼，当时我们还没有相机，想跟他照个相却始终做不通工作。他的节俭，是长期被改造留下的后遗症。

1969年春天，经历了半年多的离校“紦松毛”“打草皮”（到山上打柴）之后，我们开始“复课闹革命”，六六、六七、六八三届小学毕业生一起升入初中。

为什么要“复课闹革命”？显然是曾经有过“停课闹革命”。这要从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算起，1966年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主席8次接见红卫兵，规模一次比一次大。其实，我们这些小学生还没有获得“大串连”的资格，真正实现“停课闹革命”。1967年夏天，我们五年级结束后，由于没有新课本，原地踏步一年熬到1968年夏天。

我想，升初中之所以要到1969年开春，可能需要一段时间重新编写、印刷新教材。比如取代物理、化学的，是一门《工农业基础知识》，语文、数学、政治教材也得与时俱进。那时候，初中加入红卫兵，小学加入红小兵也是人人必须争取的“新生事物”。没想到，第一批在小学加入少先队的我，直到90%的同学加入了红卫兵，自己还徘徊在“组织“的大门之外。这时，班主任对我这个“可教育好的子女”进行重点挽救，鼓励我再写一份深刻认识的“思想汇报”（已经写过多次申请）。为了投入组织的怀抱，熬了一夜的我写了一份长达5、6页的向组织靠拢的思想汇报。

第二天一早，父亲出工前看到后勃然大怒，把我的思想汇报一把撕碎。我一看则痛哭流涕，一夜的心血，和浴火重生的希望都付诸东流。父亲想到的是“大鸣大放”，而我想的是脱胎换骨，冲突在所难免，但父亲软硬兼施终于让我败下阵来。

当然，老师并没有抛弃我，终于让我在最后一批投入到组织的怀抱里。

业信在《四毛的人生》中详细记载了1971年初，街道没有推荐他上高中的经历，觉得十分委屈。但这件事对于我来说，实际上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因此，我们没有做过任何努力，似乎一切都顺理成章。

多年之后，我的大侄子（大表哥的大儿子）讲到他小时候的经历：

那是夏秋之季的一个黄昏，小伙伴们都回家了，我一个人站在小街北头的稻场边上，看见舅爷爷从土坡路下走了上来。我拉着他去外婆家，他说要赶去林寨。见拉不住舅爷爷，我急忙从北头跑回去告诉了外婆。小脚的外婆和我追了好远，才把舅爷爷追回来。

记忆中，因外公木讷，晚饭时外婆还请来了小队的吴会计作陪。昏黄的煤油灯下，待在闺阁的小姨说到了叔叔在学校的成绩等，叙了好多家常----多少年过去了，我也恍惚，一个儿童怎么能有如此深刻的记忆？岁月荏苒，渐渐明白：舅爷爷为什么踽踽夜行，赶夜不进外婆家门？在那个落难窘境的时刻，听着小姨夸奖叔叔成绩，在一家子流放农村的岁月，他听着是怎样的心境？很多次，那个黄昏总像电影里的镜头：舅爷爷的身影一点点地从稻场坡坎下起来，他走到我的身边，带着慈祥，语调平静：你不去给家家讲，我去林寨找王木匠……

我告诉他：你记忆的时间可能有问题。我1972年7月11日到广水水泥制品厂了，在之前就听说此事。应该是1971年，你小姨那会刚上高中，听他们说我初中毕业的考试成绩还不错。但宋贤俊老师说：他的成绩考的再好也不能上高中。你舅爷爷听了这话心痛不已，从林寨回来后顿首捶胸，非常自责。其实那个时代，他也是受害者，完全不能支配自己的命运。宋贤俊老师是他的学生，即使想帮也无能为力。

侄子说：叔叔，我确实有印象。记得当晚舅爷爷坐在桌子的左东边，我的小姨坐在靠南边，她说你总考第一。

我连忙说：可能只是语文，仇非数学比我好。

当然，我们并没有躺平。父亲很快就把生产队一位1966届高中生的物理和化学课本借来让我学习。张家堰旁的披水屋与马坪高中隔畈相望，我就把桌子、椅子搬到门口，与高中的同学们展开了自学与听课的竞赛。竟然在1971年春天，将高一到高三的物理和化学走马观花地看了一遍，各做了两大本笔记。当时的学习肯定是生吞活剥，浮光掠影，但极大地培训了自己的自学能力，甚至有受益终生的感觉。

还有一件事，我当时非常惊讶。记不得什么缘由，父亲在用披水屋里用压抑的家乡话朗诵海涅“西里西亚织工之歌”。他一字一顿地咬牙切齿，眼睛里冒着火花，让人感到十分害怕。我想，那也许是他唯一能够发泄的形式——悄悄地朗诵无产阶级的战歌。

海涅的这首诗的确是“无产阶级战歌”——“德意志，我们织你的裹尸布/我们织进三重咒诅/我们织，我们织！”一下子被改造为无产阶级，父亲当时无法发泄的满腔怒火，都发泄在了这首诗里，就像十八世纪的德国纺织工人一样。海涅1843年结识马克思，1844年为支援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写作了这首《西里西亚织工之歌》，恩格斯曾撰文说它“宣传了社会主义”，并说海涅是“德国当代诗人中最杰出的一个”，他“参加了我们的队伍”。

当然，这间披水屋里也有值得庆幸的事情。2021年5月，我们小学同学有个聚会，在广水市中懋国际大酒店举行，同学们十分缅怀我们的班主任——姚大舜老师。

席间，袁宝蓉学妹讲起了我的一段“光荣史”，而我却忘得一干二净。她说：“你读书的时候很调皮，上课总爱讲话。姚老师把你专门一张桌子安排在中间的走道上，不让影响其他同学。你还是不老实，上课时把桌子从前面移到后面，又从后面移到前面，没有消停的时候。”她的话一下子提醒了，看来我并不是个好学生。

姚老师浓眉大眼，声音洪亮，讲起课来激情四射。对同学要求严格，不拘言笑。他一手好字，板书非常漂亮，好几个同学都模仿他的字，留下了他的书法的影子。我想，在他的课堂上我肯定不敢随便“搬桌子”，那样的自由放任他绝对不能容忍。

不过，我对姚老师的恩情终身难忘。他是我父亲的学生，1954年考进县一中，父亲带他到1956年因为受胡风牵连贬到二中为止。那时候，他也是全县“初考”前50名的学生，毕业后到黄石市读了一所中专的工业学校。至于为什么到马坪小学任教，似乎也是有点郁郁不得志。

我虽然有点调皮，但成绩还不错。记得四年级时，他把我的作文“摘棉花”弄到大街上的马坪小学的宣传栏上。那篇文章好像是以课文“拾稻穗”为模板，记叙了一次学生劳动的经历。当然，也在班上朗诵过，算是小小的范文了。

从三年级起，我这个学习委员还时常代老师改作业，可能周业信、仇非、吴继明也做过这样的事情。那时候，他的大女儿出生了，可能家务有点忙。我们虽然有点力所不及，但大家心里还是喜滋滋的。后来，他劝我不要搞学习委员，免得影响学习。尽管我上课不太听讲，当班干部还是热心负责，常常因为收作业本要等很久。不记得最后是否交出去，或者什么时候交出去的，但他的特别关照让我永远铭记在心。

他把我们从三年级带到五年级毕业，好像五年级以后就是“停课闹革命”，大家都在家里待了一年半，然后几个年级（五年级和两个六年级）一起上初中，就“复课闹革命”了。因此，我们的小学同学群名为“五一班”，因为革命把我们定格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班级。

尽管姚老师对小学生革命并不看好，但他仍然要从学校领来纸张和墨汁，号召我们写“大字报”，以呼应革命形势和造反气势。虽然我们的大字报没什么分量，但我们会非常热心地去看大街上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以及一场又一场的辩论会，那是中学生和革命干群的造反热情，和捍卫伟大领袖的坚定信念。随着红卫兵大串联，小学生也参与到运动的洪流之中，迎接最高指示、迎接芒果、迎接红卫兵、迎接红色宣传队等，让每一个人都意气风发。

我和姚老师的情谊持续到多年以后。1971年夏天，我初中（1969年3月-1971年元月）毕业后无所事事，他还借工作之便带我到武汉住了几天。那时候，他已经从小学调到马坪农机厂担任技术员，时有外出的美差。他和父亲商量，让我出去见见世面。尽管心有余悸，但仍然写了好几篇日记，似乎不写不足以表达大开眼界的种种心情。

再后来，我工作在湖北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姚老师1990年代初带他的大女儿来看过几次病。印象中是系统性红斑狼疮，但当时的医疗水平不高，尽管我帮他找了名医，也未能挽救那个小时候十分漂亮、聪明的大女儿的性命。我想，如果是现在，应该不成问题，只是需要长期服药（药物不贵），一样可以健康地生活。

姚老师去世的时候，我已经来到深圳，没有及时得到不幸的消息，也没有表达自己的心意。他的两个儿子，似乎过得也不太好，小儿子“星桥”还是父亲帮他取的名。

[29] 1978年，我们家迎来了三大喜事。第一，虽然不出意外地在1977年12月高考落榜，但父亲仍要为已经定亲的我修建房子，先是在础德叔叔的帮助下，弄到了菜园子旁边的地皮；再就是父亲从马坪运来了檩条、大门、家具等，可能也是叔叔帮忙找的汽车；春节后就联系本厂的工人一起到采石场拉石头。大约个把月就完成了工程，对住房并无严格要求的那个时代，俨然是一件锦上添花的事情。第二，那年应山县高考只录取了60几名，初中毕业的我竟然忝列其中，而且是带薪学习。一时间犹如“鲤鱼跳龙门”，成了众人瞩目的传奇人物。第三，父亲的右派问题也得到了彻底解决，1979年初就恢复教职，分配到广水镇中学。整体的情况是：1978年4月，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其余右派分子的帽子；1979年9月，对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进行全面复查；1980年5月，曾经被划为右派的55万人绝大部分平反昭雪。

那真是咱家的一个幸运年，从此弥漫在头顶上的乌云一下子散开了。父亲离开我们已经32年，他老人家在逆境中努力奋进的精神一直支撑着我，尽管我离他的期望还差得很远很远……

[30] 父亲给我写过很多信，一共三个阶段。1972-1977年是我从马坪到广水水泥制品厂当工人期间；随后1978-1983年我考上大学到武汉读书，而父亲落实政策到广水二中复职；再就是1985-1992年我考上研究生以及留校工作到父亲去世（1991年父母到武汉和我们一起住了1年），当时联系方式主要靠通信。

父亲的信，多已流失。刚从故纸堆里翻出这一封，让人回到1990年的那个春节之后。我研究生毕业1年半，夫妻两个人都选择年三十值班，把儿子带到病房，然后乘初一上午的火车回广水。离开之后，收到父亲的来信。如今，睹物思亲，彻心彻肺：

凡凡好，你们工作忙，念念。走的那天晚上，雨雪菲菲，你们到武昌站时，可能已积雪盈道了。这更加深了我们的依门依闾之念。

春节，这个中国人普天同庆的佳节，你们很孝顺地回家团聚（那年，我和妻大年30晚上分别值夜班，把儿子带到值班房里，初一一早赶火车回广水老家——今注）：祖孙三代，欢聚一堂，天伦乐叙，其乐融融。只是世俗未能脱尽，又以时日短暂未能畅谈，实属美中不足。所谓天伦，是以最具有凝聚力之家庭——这个人群基本单位为基地的。人的一生，分为童年、青年、中年、老年几个阶段，而家庭成员都分别由儿童、小伙子、中年人、老翁几个层次的人所组成，他们就近取材，取长补短，螺旋式地前进着、发展着，从原始的人群走过了两千万年人类的历史长河。

李白的“春夜宴桃李园序”中有云：“宴桃李之芳园，叙天伦之乐事”。“天伦乐叙”一词，即由此而来。天伦乐事当然很广泛，老一辈的，少一代的，此地的风情，彼处的别致，成功的，失败的，高兴的，抑郁的……，都可以畅叙一番。谈之愈多，则别后的挂念愈少。

人各有志，不必尽同。但彼此的心机仍是契合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是每个人所必须具备的意念。

你们走后，你母亲睡了一两天才起来。年纪来了的人承受生活的能量是愈来愈小了。初七，聂平和小邹才走，义达夫妇初八来广水，说他们打算全家搬到郑家河去。

十五这天，黄氏父子三人来拜年，主要是耀宇小弟兄二人去武汉上学。席中他对目前形势的一些看法，谈话的基调基本上与你们相同。看来耀宇比较深沉冷静，代表了学生界的主流。

你们现在进入中年，当然仍与青年人有较多共同之处，不过你们却多了层阅历，肩上多了点负担。而事业进入到中途，郁郁沉重之感更显得突出。中年是人生中的主要关键，希望你们把握住它，机灵地、细心地去调整它，让它的全部软件都发生作用，起到储藏资料最多，而成为大型的计算机。我们在遥远的家乡为你们祝福，特别为凡凡一代祝福。我今年六十七岁了，身体显著地倒退，你妈的脑筋也很不行，都在向人生打退堂鼓。鼓声仍在殷切地期望你们，锻炼身体，认真工作，搞好三个人的小家庭生活，精诚无间团结一致地教育好凡凡。

我正在读一个美国人写的毛传，受益不少。作者是从宏观的角度上看的，一个朝代，一个英雄的人物仍不过是沧海中的一滴水，与以往一些从微观角度看其朝代和英雄的人，把一根毛发也膨胀得比撑天柱还粗是大不相同的。

          父字正月二十一日（1990）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