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是侄子胜明数年前写的一段文字，刚才从过去的文件夹里发现，就贴了出来。

我奶奶生于民国初期湖北广水的一隅乡村。那个萧索凋敝的乡村是二十世纪初期整个中国乡村的缩影。

在兵荒马乱、极度贫困的那个年代，加上疾病肆虐，我外曾祖父母生养长大的孩子只有四个。我奶奶是长姐，底下有二妹（早年夭折）、三妹、小妹和一个弟弟。奶奶的姊妹我叫姨奶奶，弟弟就是我舅爷爷，排行第四。作为姊妹当中唯一的男丁，舅爷爷承担着中国20世纪初期乡村小户人家顶立门户的重担与责任。

我父亲在世的时候讲，舅爷爷年少敏慧，依托在族人捐设的乡塾借学，打下了坚固的文章基础。一次，族中考上“孝廉方正”的聂老太爷（美籍华人作家聂华苓的爷爷）从汉口归梓避难，一日召集所有的族童出题作文，曰“多难兴邦说”。结果，舅爷爷得到了聂老太爷的极大赞赏，连说“入了！”“入了！”（意即可以考上“秀才”）。后来，他资助二块现大洋，跟着族亲们跋山涉水去了重庆，少年时节便走上坎坷的谋生求学之路。也自此命运多舛，在人生最好的年华饱受磨难，一生理想终生抱憾。

我对奶奶的身世知之甚少。包括我父亲也对她不会有太多的记忆的。因为我奶奶走的那一年，我父亲才5岁。我的爷爷作为地主，也抽鸦片，属于“罪大恶极”之人，在我父亲来到人间十几天前便被新四军带走，而一去不复返。据我母亲说，父亲出世后，我曾祖母发狠要将襁褓中的我的父亲扼死，还要将我奶奶卖掉。在那个男权和宗族势力一统天下的社会，我的奶奶能往哪里逃呢？只有娘家才是唯一的逃命之处。

“嫁出去的女仔泼出去的水”。我的外曾祖父母却怜悯，收留了我奶奶及父亲这对无处可逃的母子。回到娘家后，可能是我奶奶的主意，也可能是外曾祖父母的合计，将我父亲由父姓的“汪”姓改成了母氏“聂”姓。也由此，由我父亲起便断了我爷爷那边的一切联系。直到2006年随州《聂氏族谱》重新编辑时，由我父亲起，以及我们兄妹顺理成章地上了聂姓的族谱。

在余后不长的几年里，奶奶寄寓在娘家，带着我父亲——她唯一的骨肉在乡关漫道里守日，度着惨淡的光阴。在生命最后的几年，我想，也应该有她人生最好的慰藉。因为，我父亲这个她用“命”抢来的遗腹子，不仅暂时有了一个安身之处，而且，在外曾祖父母这个大家庭里，有了她的父母、弟妹给她人生最后的亲情和暖意。当然，在那个旧式家庭里，仍然承受着习俗的影响。听大姑姑（三姨奶奶的大女儿）过，奶奶也被舅奶奶（舅爷爷的第一任妻子，但舅爷爷高中毕业后一直在外地教书）所排斥。

我无从知道她生命最后几年的心境，是忧苦郁结，抑或是心如死水。因为她所有的选择，是不能选择的。她只有认命。她在正当好的年纪，做了长姐该做的事情；在及笄之时，遵从长老之命，去填房给了我那个“罪大恶极”的爷爷；在短暂的纸婚期内，又承受丧夫之痛，沦为寡妇；在宗法势力要戕杀她孩子的时候，她为了那个寄托了她生命希望的儿子，却做了人生的第一次选择，也是她穷尽一生所有的选择：拼尽勇气，去逃命。“认命”和“逃命”之间，她肝肠寸断，耗尽了力气，也耗干了眼泪，在女人最好的年华里，郁郁了却了自己年轻的一生。

在我的印象里，我的父亲一次也没有在我的面前提起过他的母亲——我的奶奶。他甚至像忘却了母亲曾经的存在。

记得我十一岁那年，我们兄妹从外婆家转迁到小镇，住在舅爷爷那间空置的临塘的斜披在别人山墙的石头房里。那时候有临街的三姨奶奶和另一小镇的小姨奶奶可以经常走动。每间隔几月，我父亲从百里外的工作地辗转回来探亲，第一时间一定是去他的三姨、小姨和不久被“平反”后安置在小姨奶奶同镇教学（注：地区财校）的舅舅处走走。我每每在场，都看见他像一个虔诚的学生，认真听着他们的的教诲。他汇报自己工作的所见所闻，讲述生活的苦闷以及日常。他谦和地笑，有一种后生对长辈的自然恭卑。

很多年后，我才理解，作为一个遗腹子和年少失母的孤儿，在他少年长成的每一阶段，他内心的惶恐和孤单，是无法用语言可以形容的。是否可以说，一个缺少父母慈爱的孤儿，就像断了根的浮萍，从他记忆的那一天起，他就已经找不到回家的路了。所以，他惟有把失母后抚育他长大的三姨、小姨、舅舅当做依靠，视为自己最亲近的人。他从他们那里不仅得到人生的经验，更重要的是，他心里的苦，只有这些长亲能体恤或懂得。

那些年，无论是工作和生活，他都活得小心翼翼，诚惶诚恐。在那个以“阶级出身论”的年代，他不仅背着“恶霸地主崽子”的贱民身份——尽管出生就断绝了一切关系，还添上一个“右派”的舅舅，受尽歧视自然难免。

我想象我的奶奶一定长有好看的模样。她的某些基因也一定遗传了我的父亲，尽管他极尽卑谦，仍然是堂堂一表。我的父亲他总着装着得体，哪怕穿着补丁的衣服也显干净、整洁（待续）

家史的结尾是这样一句：看人间，似烟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