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齐桓公（姜小白）当政的时候，曾建立让人们议论朝政的制度，取名叫“啧室之议”。“啧”，现代汉语词典中解释为：争辩或形容咂嘴声；“啧室”指多人集议之处。

出处

《管子·桓公问》记载：齐桓公问管子曰：“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忘，为之有道乎？”对曰：“勿创勿作，时至而随。毋以私好恶害公正，察民所恶，以自为戒。黄帝立明台之议者，上观于贤也；尧有衢室之问者，下听于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谏鼓于朝，而备讯唉；汤有总街之庭，以观人诽也；武王有灵台之复，而贤者进也。此古圣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桓公曰：“吾欲效而为之，其名云何？”对曰：“名曰啧室之议。曰：法简而易行，刑审而不犯，事约而易从，求寡而易足。人有非上之所过，谓之正士，内于啧室之议。有司执事者咸以厥事奉职，而不忘为。此啧室之事也，请以东郭牙为之。此人能以正事争于君前者也。”桓公曰：“善。”

译文

桓公曾经问管仲：“我想常有天下而不失，常得天下而不忘，能办得到吗？”管仲回答说：“不急于创始，不急于作谏，等到条件成熟再随之行事。不可以个人好恶损害公正原则。要了解人们的厌恶，以便自身为戒。”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仅凭帝王的一阵冲动，一阵心血来潮，一时的招贤纳谏是不够的。必须设立一种机构，建立一种制度。管仲引经据典，追溯历史，向桓公说：“黄帝建立明台的咨询制度，就是为了从上面搜集贤士的意见；尧实行衢室的询问制度，也是为了从下面听取人们的呼声；舜有号召进谏的旌旗，君主就不受蒙蔽；禹把谏鼓立在朝堂上，可以准备人们上千；汤有总街的厅堂，可以搜集人们的非议；周武王有灵台的报告制度，贤者都得以进用。这就是古代圣帝明主能够常有天下而不失，常得天下而不亡的原因。”桓公说：“我也想效法他们，实行这项制度，应当叫什么名字呢？”管仲想了想说：“可以叫‘啧室之议制度’。就是说，国家法度要简而易行，刑罚要审慎而无人犯罪，政事要简而易从，征税要少而容易交足。老百姓有在这些方面提出君主过失的，就称之为‘正士’，其意见都纳入‘啧室之议’的制度来处理。负责办事的人员，都要把受理此事作为本职工作，而不许有所遗忘。这项‘啧室之议’的大事，请派东郭牙主管。这个人是能够为正事在君主面前力争的。”桓公说：“好，就这么办。”

意义

管仲建议齐桓公设置“啧室之议”这一机构，是为了便于“下听于人”、“广询天下”及“观人诽”，并号召、鼓励人们“非上之所过”，“以正事争于君前”。这样，近臣对君王的过失可尽力进行规劝，内亲外戚对君王未察之事可加以弥补，百工小民可以将下层社会对朝政的种种议论传递上来，然后君王对大家所提供的意见和建议进行斟酌，修正以往政策的错误，或制定新政。可见，“啧室之议”的主要作用是议论时政，为君主提供咨询服务。

那么，管仲设计的这项“啧室之议”制度，为何产生在齐桓公时期？与赢得春秋首霸地位的关系如何？对300年后的另一位齐桓公（田午）创立“稷下学宫”有什么关联？

话说到了春秋时期，社会的变革导致了知识智能阶层——“士”的产生，他们日益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具有敏锐政治眼光的齐桓公率先注意到这一新动向，意识到霸业能否实现，关键在于能否得到新兴的士阶层的支持。于是他在管仲的辅佐下，采取种种措施，开始了具有开创之功的国家养士事业。

养士的第一步是把士吸引到自己的周围。据《说苑·尊贤》记载，“齐桓公设庭燎，为士之欲造见者，期年而士不至。于是东野鄙人有以九九之术见者，……乃因礼之。期月，四方之士相携而并至矣。”《三国志·刘廙传》裴松之注引了一条《战国策》佚文言道：“有以九九求见齐桓公，桓公不纳。其人曰：‘九九小术，而君纳之，况大于九九者乎？’于是桓公设庭燎之礼而见之。居无几，隰朋自远而至，齐遂以霸。”隰朋是同管仲一起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人物，足见“设庭燎”确实对齐桓公成就霸业颇有帮助。东野鄙人以九九之薄能造见桓公，说之以“太山不辞壤石，江海不逆小流，所以成其大也”的道理，并引用《诗经》中“先民有言，询于刍荛”的话，认为施政应当广泛征求意见，包括向那些割草打柴的人（刍荛），这样才能成就大事。“庭燎”，见《诗·小雅·庭燎》：“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疏云：“庭燎者，树之于庭，燎之以明，是烛之大者。”《周礼·司烜氏》曰：“凡邦之大事，共坟烛庭燎。”庭燎乃是古代邦国在朝觐、祭祀和商议军国大事时才在大庭中燃起的大烛。桓公始以公爵僭用天子之礼待士，其礼节在当时是非常隆重的，无怪乎“四方之士相携而并至”。

齐桓公意识到，坐等贤士上门是远远不够的，为了得到更多的贤士，他采取了主动出击的措施，“为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车马、衣裘，多其资币，使周游于四方，以号召天下贤士。”仅为之四处做宣传的游士就有八十人，可见其养士之多。

齐桓公求贤若渴，他除了采取以上方法招徕四方之士外，还善于发现人才，有时为了得到一位贤士，甚至三番五次亲自出面顾请。《新序·杂事》记载了齐桓公邂逅因穷困而“饭牛于车下”的宁戚，发现他是一个难得的人才，连夜举火“授之以为卿”。此外，他路遇麦丘邑人，“扶而载之，自御而归，礼之于朝，封之以麦丘，而断政焉。”“齐桓公见小臣稷，一日三至不得见也。从者曰：‘万乘之主，布衣之士，一日三至不得见，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之傲爵禄者固轻其主，其主傲霸王者亦轻其士。纵夫子傲爵禄，吾庸敢傲霸王乎？’五往而后得见。天下闻之，皆曰桓公犹下布衣之士，而况国君乎？于是相率而朝，靡有不至。桓公之所以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者，遇士于是也。”

求贤士必以高爵厚禄相辅之，这给后来创立稷下学宫的田午提供了仿效的榜样。田齐君主“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崇之”，“皆赐列第为上大夫”，“受上大夫之禄”。他们千方百计地收罗四方之士，给以优厚的政治和物质待遇，实质上这些措施均未超出齐桓公。

齐桓公养士除了招徕和发现人才外，还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措施，培养和训练士，以保证有更多人才源源不断地为己所用。鲁僖公九年，齐桓公召集了有名的葵丘之会，与诸侯会盟的第二条是“尊贤育才，以彰有德”。那么，他是怎样培养人才的呢？据《国语·齐语》载，他采纳了管仲的建议，“处士也，使就闲燕……令夫士，群萃而州处，闲燕则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为士。”这就是说，让“士”成为一种职业，让他们集中居住，从小就受到特定的训练和教育，通过这样的方法，使“士之子恒为士”，让他们安于本行，世代相传，这样就可以为国家源源不断地培养出大批的士。齐桓公这一措施为齐国开辟了一条由国家独立培养士的新路，对于齐国文化的繁荣昌盛和齐国国势的长盛不衰，特别是对于稷下学宫的最后出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稷下学宫的创立，可以说就是这一措施的继续，就是这一政策的最终产物。

战国之世，由于官僚政治的发展，士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迅速增强，社会对士的需求量大增，因此各国君主都争先恐后地“礼士”，千方百计地收罗人才。田午由于继承了姜小白的宝贵经验而具有与众不同的战略眼光，他们认识到富国强兵、统一天下的目标不是短期内可以实现的，而单靠社会上私家培养士一条途径又难以满足自己对人才的长期的、大量的需求，因而他们并不着眼于短期的“效益”，而是在收集人才的同时更注意培养人才，为自己的长远目标服务。稷下学宫的一个重要作用就在于，它在一个半世纪内为齐国源源不断地培养和输送了大量的人才，使得齐国在人才来源和储备上处于领先地位。稷下学宫中有一批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著名学者——“先生”，他们每人都有众多的门人弟子——“学士”，学士学成后经先生推荐就可以踏上仕途，成为齐国的各级官吏。这些人才在齐国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齐之强盛同稷下学宫培养人才的活动是分不开的。显而易见，稷下学宫培养人才的活动乃是田齐政权对姜齐桓公“育才”政策的因袭和扩大。

应当指出的是，稷下学宫具有政治和学术双重性质，而齐桓公时代诸子百家还没有出现，“设庭燎”“育才”设“啧室之议”等乃是单纯的政治性举动，而与学术思想基本无涉，因而并不能简单地同稷下学宫的活动划等号；同时，稷下学宫的某些职能和活动也是前者所没有的。然而田齐政权创立稷下学宫，虽然在客观上促进了百家争鸣和学术思想的繁荣发展，但其动机归根到底仍是政治需要。透过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相隔三个世纪之久的两者之间的历史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