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知识分子？有许多不同的说法。我倾向的观点是：生产和传承知识的人。这个，可以从知识分子的渊源获得印证。

最早的知识分子是社会需要的产物。从最粗线条的看，他们是普通百姓与统治者之间，扮演一定角色的中间阶层或一批组织体系。正如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说的，在新石器时代，这种人就出现了，他们的原型（archetype）是巫和觋。许倬云先生关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从巫到士的历程，讲的非常透彻，学习后颇为钦佩。他说：

“巫”是男巫，“觋”是女巫，都是通灵者。这些人除了打猎、捕渔、采集果实、种植庄稼外，也许由于有特别的禀赋与志愿，使他们会在观察之中钩玄提要，想到吃饱外的事情，甚至自己也认为是通灵者。在人类文明初起阶段，世界各地区都可以发现这种人的存在。

巫和觋这些人慢慢转移分化，成为最初的知识分子。像中国的“祝、宗、卜、史”，即是掌管祭祀、占卜、记录之人。祝、宗、卜、史，从巫、觋这个专业阶层分化而来，他们既是世俗性的，也可能是通灵的。

商代卜辞中的国王顾问──“贞人”，一方面替国王解释占卜得来的答案，另一方面会对自然现象提出理论。商代的贞人们，既解释人事，也解释自然。他们用占卜的结果，集合许多应验或不应验的经验，因而提升了智慧。

《西周史》一书讨论过周代“史”这个职务的各种各样分工，包括：记录员、历史的编撰者、规劝政府……显示周代单单从管文字记录的“史”，已分化成更多的细项。

这些从事“史”职务的人，从历史往事与人事现象中，归纳出许多原则。这些原则，不是为了专业实际的工具性，而是为了提升智能的水平。他们从历史中找到一些道理，找出哪些政治现象会引发哪些后果。

“史”这些人在《左传》中有史墨、史朝……等，他们已经远远超过专业的技术性工作，从知识中勾勒出许多智慧。这些提升知识到智能的人物，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批知识分子。

事实上，重要的文明系统中都有类似情况。犹太教中有几类人有专业的意义，如《圣经》中称之为“法利赛人”、“利未人”者，前者是律法师，后者是礼节师。另外还有些人被称为“先知”。伊斯兰教的系统中的乌拉玛（Ulama），可称为“教士”、“教师”，权力很大，可管理人生、指导政治、订出礼俗与法律。

还有，印度教中的婆罗门，以及基督教、天主教系统中的天主教神父、基督教牧师、东正教僧侣等亦然。表面上，这些人的性质，都跟刚刚谈到的知识分子类似，但他们和政权的关系、和社会其他人的关系，在其各自的文明系统中其实都不太一样。也就是说，各个不同文明系统中的这些知识分子，有着类似的身分与角色。

到了春秋时代，礼坏乐崩，封建制度倒下，很多知识分子从“王官”被释放出来。当时，亡了一国，就有一批公务人员被释放出来；一个贵族的领地被占领时，这个贵族的家属被灭掉，但贵族手下一大批祝、宗、卜、史会被释放出来。

孔子是其中之一，他本身虽没做过祝、宗、卜、史这类职务，但他从许多掌握知识的人学到许多学问，成为当代著名的大学问家。孔子的弟子、同事，有很多是直接、间接从专业工作中被释放出来的人。这些人已不具备公务人员身份，不再由官方供养，为了重新获得长久扮演的角色，他们游离待雇，进而向世人提示所知所闻，警世告人。从春秋开始一直到秦汉，这些游离的知识分子，被人们称之为“士”。

士人，古时指读书人，亦是中国古代文人知识分子的统称。他们学习知识，传播文化，政治上尊王，学术上循道，周旋于道与王之间。他们是国家政治的参与者，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者、传承者。士人是古代中国才有的一种特殊身份，是中华文明所独有的一个精英社会群体。

士的阶层很早就出现了。西周、春秋时代，士，在政治上居于卿大夫与庶民之间，处于贵族的最低层，几与庶人相接；在宗法上，大夫臣士，士依附于卿大夫，不得有僭越之举；在经济上，士有一定数量的“食田”，禄足以代其耕，可以不劳而食；在文化上，士受过礼、乐、射、御、书、数等多种教育。他们的社会职业因而是多样化的，或充任武士，或作卿大夫的邑宰、家臣，或在天子、诸侯的宫廷和基层行政机构中担任一般职事官。春秋中后期，士作为一个社会等级逐步解体。由于礼崩乐坏、宗法制松弛以至于瓦解，士失去了生活保障，除了六艺知识，已经一无所有；另一方面，士在失去“铁饭碗”的同时，也摆脱了宗法制的束缚，不再受卿大夫的役使，获得了较大的人身自由。而大国争霸的政治需要，使得各诸侯国争相“尚贤”“使能”，从而刺激了社会对智能、知识的需求急剧增长；以传播文化与政治知识为主的私学在这一时期大量涌现，不仅培养出大批文化人，而且形成“不争轻重尊卑贵贱，而争于道”的文化理念。种种历史机缘的遇合，促成了士人的崛起。

士人不同于士大夫。士大夫的称谓是战国中叶才流行开来，指的是士人与官僚的合二为一。从士人到士大夫，显示了士人介入政治，进入政治中心地带的历史动向。

许倬云先生认为，士一方面是礼乐制度下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礼乐传统的维护者。士人作为社会的精英阶层，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追求目标。显然，这是汉武帝以后，“独尊儒术”给士人价值观带来的影响。

另一方面，要时时锚定自然而然的天人大道，便必须要有一批后来发展成各种之士的人们，去干一系列的观察揣摩、记录整理、体悟研究、揭示彰明等方面的事；于是乎，天文历法、符号文字、巫占预测、甚至早期中医等，就都基于我们早熟发育的农耕生产及其相关谋生技能（水利、手工业等）纷纷应运而生。

中华史前时期的巫文化提示，当年主管天象、历法、祭祀、占卜的巫，在中华大道传统与传承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中医起源于巫者或巫医，天文历法的测定总结也乃巫师们所为，表明在文化聚落和文明事务托起一个坚实紧密之文明共同体的事业中，巫是最先的、总摄一切文化文明的主导者以及大道的最初发现者、守卫者。

《左传》有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一国之王，无疑是戎事的权力拥有者和核心主导者；而祭祀、测占之事呢？必然会在早期未加细分化的、最有文化文明事务发言权的大巫师手中。可见中国非常明显地经历过一个从天神崇拜到靠着人间占卜礼敬、逐渐重心下移和踩实于人道的天人合一文明，就更有理由相信：主管测占与祭祀之立国安邦大事的巫师们，在那个漫长的转变期内，不仅做大了巫占祭祀文化文明的事务与事业，也一定会大大提升和强化着自己在整个国家生存发展中的话语权、甚至在全部决策权中的份额分量的。

从这个意义上，士起源于巫！就像中医、教师、天文学家、气象观察者们，都起源于最早的巫师群体一样。

另外，还有一个必须特别提到的，就是文字体系的出现对士人群体的贡献。首先，文字是由符号图画转化来的。即便最初的符号与图画不一定是出自巫师之手，但被国家社会的强大力量所重视、总结提炼、乃至推广运用，却肯定少不了巫师们的力量、甚至主导。这一点，从甲古文本就出自占卜记录，便知至少在那个时代巫师们是文字的直接运用者、甚至不排除是主要的掌握者。

其次，从简单的象形、走向道化的生象文字（薛英俊同士的研究结论），由于汉字要直接对接自然，且要以最难以分割的相通相连方式反映自然人事，所以，这就必须有大量的人来做各种各样的观察、思考、总结与提炼。大多数人都认可，汉字系统，是一种长期积累总结、不断集体努力的产物，而不像西方等其他民族的拼音文字，创造起来容易，公布后也好掌握，无需太多专业人员不断地勘校完善。

而汉字系统呢，创造起来就不容易，需要有长期大量的观察、生象化处理、不断地与天人事务很好对应；创造出来后，又因为八卦文化、符咒文化、史官文化、铭文文化、民俗文化等繁多系统的长期广泛使用，需要非常多的识字人群、也就是读书人维持整套体系的有效运行和不出偏差。不仅如此，文字被必然地赋予“文以载道”的社会与文明建设功能后，也就同样必然地大量地会为我们这个国家源源不断地贡献着各行各业的士人。

到了发育出较为成熟的汉字系统后，我们这个文明体国家的文化文明事务及其主导权，是否才由巫师们的手中，历史性地转交到了新型的读书士人们的手中？从而实现了巫师阶层渐渐退场、士人群体以新面貌集体登上历史舞台的现象呢？-----周朝出现的礼乐文明，可以看做是这种转变的一个关键过度期。

秦国，为什么能在出了个秦始皇以后，便大搞起了统一历法、法律、文字、货币、度量衡的事呢？要知道，这些事在西方，几乎全是到了工业时代才办到的。难道仅仅只是中国人聪明、早慧吗？其实，我国先祖之所以那么早就开始有这样先进的思想理念，更根本地是因为，我们早就发育了自己文化文明，在秦朝之前各个领域行业与整个人道文明体系下的社会与人们，已经通过大量的生产社会实践、来到了这样相当于西方工业革命时期的高度，所以才能产生出那样堪比今天现代化的思想。

从文明各大主要重要体系与事项的角度考察，士人在中国的出现，一是与脚跟转立于人道后的巫占测度直接相关；二是与长期积累、不断孽生、分工精细、世袭传承的技能和事务密不可分（其中当然也包括政务）；三是与真正“文以载道”意义上的生象文字体系的创造与支撑密切相关；四是与感应自然、天人一体、平衡阴阳、呵护生命的中医之道日益发育成形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