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人文武汉 2023-11-22 发表于湖北

武昌城基本定型是在1371年（明洪武四年），明朝开国功臣、江夏侯周德兴增拓武昌府城时。

武昌汉阳门外

城墙不仅体现了封建统治秩序，而且具有军事防御以及防洪的作用。其实，城墙抵御外来入侵者的功能有限得很，武昌城就多次被攻破。明末被张献忠农民军攻占过一次，清咸丰年间太平天国农民军三进三出。农民战争使武昌城内建筑受到极大破坏，居民的生命财产也遭受巨大损失。1926年9月5日至10月10日，北伐军围困武昌城的四十天，在部队损失惨重，城内居民亦受尽苦难的情况下，终于攻克武昌城。

北伐军攻下武昌城后，10月19日，湖北省政务委员会开会，鉴于围攻武昌城战役牺牲惨烈，郭沫若等人提议拆除武昌城垣这一“封建堡垒”，获得多数与会者支持。10月下旬，作出了拆除武昌城垣的决定，并任命政务委员会军政股长万声扬为拆城委员会主任。

武昌古城墙被拆除的命运是必然的。美国学者周锡瑞曾写道：“如果说传统中国城市是以四面环绕的城墙定义的话，那么近代城市则是以拆毁城墙为开端的”。在1912-1932年间，中国城市掀起了一个拆除城墙的高潮。

高大的城墙限定了城市的边界，形成不规则的方形城池。由于城墙防御性功能的需求，往往高于城内大部分建筑物，使得城市空间无论在水平面还是垂直面上，都呈现出封闭的形态特征。近代以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突破城市空间的活动一直在进行。为了修筑粤汉铁路，早就有人提议拆去城墙。只是由于粤汉铁路的搁浅，城墙才保留下来，只是在宾阳门和中和门之间拆了一段建了座通湘门，并在通湘门外修了通湘门车站。

武昌劝业场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张之洞奏请在武昌城北十里外沿江地方设立自开口岸。为此，划城外沿长江三万余亩荒地建商场，设武昌府商场局，江夏县令兼任经理。此前，武昌城外已开设布纱丝麻四局。由此，武昌城区突破唐明以来的城垣范围，沿长江向城南、城西拓展。

1919年，湖北省议员陈士英倡议，萧树仁、何炬新、吴兆廷等六十二人附议，向省政府提出拆城修路以推广商业、发展经济的建议，倡议“拆除武昌城垣”，通过拆城修路将城内城外连成一片，从而解决当时经济之困。

他们提出城垣存在有“五害”：“不拆城则交通阻滞，行旅视为畏途；不拆城则检查繁琐，人民出入不便；不拆城则内外隔阂，有碍治安；不拆城则空气闭塞，瘟疫易发生；不拆城则城内商务冷落，居民谋食甚艰辛。”

拆城则有“五利”：“拆城修路之利”“开山填湖之利”“繁荣商业之利”“预备善后之利”“维持票本之利”。由于拆城工程浩大，民国初年局势动荡，物力财力条件尚不具备，当局反复研究未果，使拆城之议搁置下来。

上世纪70年代王炎生在起义门前。关耳制图

1926年10月作出拆除武昌城垣的决定后，当政府官员到城垣各段实地勘查时，一些辛亥耆宿纷纷建言力保重要遗址。当巡查到起义门时，张难先愤怒地说：民国三年(1914年)段芝贵(时任湖北都督)拆毁起义门上城楼，仅留一门洞，并改起义门为中和门，这是痛恨辛亥革命，为北洋张目，这座城门无论如何不能动！巡视到奥略楼时，石瑛说胜像塔一段城墙决不能拆，此为元代遗址。张、石二公系辛亥望人，工务局亦不敢硬抗，于是此二处终于保存下来。

1927年7月，仅将城楼和恒善堂到万年闸一段城墙拆去，为了加快拆城进度，武昌工务局或招商人包拆，或动用军队拆卸，或允许营造厂自行拆卸。所拆之砖就地发卖，因明清城砖块体颇大，运输不便，因而多为城内外店铺所购，用于修围墙、建店舍。

长街扩宽

至1929年，除了起义门、望山门等少数城门尚保留外，城垣均被拆除完毕，护城壕也被填平。所拆的城基除主道留作修建马路（今中山路）外，僻塞处以官价处理，当年文华中学的教务长、留美硕士卢春荣就购地建宅于城北，宅名“梅园”；辛亥元老石瑛亦建宅武胜门城垣下，此处今尚留100余米的古城墙。城墙虽然拆去，然而城基尚未拆完。

1931年，工务局又招商拆除，同时也允许老百姓自行挖拆，所得砖石归己所有，故武昌沿城一带民宅多有城砖建屋。至此历史悠久的武昌城，不复存在。

武昌城垣从公元223年孙权建夏口城算起，至1929年全部拆除城墙，共存世一千七百零六年，望山门在1935年在改造长街为“中正路”的时候拆除，仅有起义门作为武昌首义的纪念物保留供后人凭吊。

汉阳门

王葆心在《续汉口丛谈》卷二中写了武昌拆城后的观感：“武昌省城自丙寅围城之役，居民饱受荼苦，而拆城之议起，皆以不拆城，城内即以不开市相要。于是，首夷去汉阳门。余以戊辰冬至武昌，则无复旧闉。自冬迄次年春，则马路平治，与汉市无异。并旧藩司署改作省政府，而气象迥殊矣。”

当时有一位学者易忠箓，搜集城砖后将砖上字画做成拓本送给他，因此也记叙了易忠箓搜求城砖的故事。

武昌城墙砖打捞江城记忆  钩沉三镇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