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青囊志异，2023-02-16 12:12 广东

中国传统的药店药铺一般都是前店后坊的，既出售原料药材，也售卖成药，中成药历来都是手工制造，自产自销的，多为丸、散、锭剂型。民国时期，中西医学竞争加剧，西医药物服用方便易于保存携带等优势也引起了中医改革者的重视，中医界也开始了中药西制。所谓中药西制，主要是指生产“提炼药”（传统中成药是原质药）之新剂型；二是指药物的工业化机器生产。

1887年，清廷派驻新加坡领事左子兴就曾对来访的李平书提到改良中药剂型中药西制的设想，李氏颇为认同。清末民初实业家张謇在1921年4月的《拟集资订（中药经）征求同意书》中也有中药西制的设想。

史料中所见较早中药西制的，如1912年10月徐锡骥（留日学医）等人开设大生制药公司（上海南京路）生产千金汤、杏仁精、戒烟丸等。1913年，上海黄楚九接手的五洲药房，也出产过当归制剂“月月红”“女界宝”等。1915年，韦少伯的二天堂（越南西贡）熬制提炼本草药油，开始生产闻名遐迩的二天油，韦氏早年随法国药剂师工作，习得当时西式制药工艺。近代以来，药油的家常使用在港粤、东南亚一带已经成为一种医药文化传统。

徐锡骥在做药物研发

见有些医史文章提到，清末时期，北京同德堂药房就曾提炼中药材的流浸膏500余种，用于中药配方调剂，但这些文章都语焉不详，没有提供详细的史料出处，同德堂的史料网络上也难搜求，难辩真伪，只能存疑待考。

说到中药西制当然不得不提上海粹华制药厂。为了改良中医药剂型，“便救济而挽利权”，1921年12月11日，上海绅商领袖李平书与王祖德、任农轩等，联合中医药界人士，创办了股份制的上海粹华制药厂，董事长李平书，厂址为上海南市陆家浜中华图书公司原址，其生产发售主要为配方药水（浓缩）、丸散和参燕补品三大类，“以新发明之中国药水为大宗”。从“粹华”的名称就可知其主张以“提精”方式制造便于服用和贮存的中药制剂。该厂采用现代机械化工业方法，先将各种中药尊古炮制为饮片，再以粉碎加工、大锅煎煮、蒸馏、化学提炼等方法制成药水、药粉数百种，如杏仁精、贝母精、当归精、麻黄精、外感伤风咳嗽水、治疫五滴水等等，以供医生、病家持方配服，省去了中药煎煮之繁琐，另生产传统或新创丸散膏丹等中成药300余种发售，制造丸、粉、膏也多是机器生产。

遗憾的是，粹华制药厂仅维持生产经营了3年时间，因新药水处于不新不旧的中间样子，而当时时尚人士尚西药、老旧人士重旧法，粹华厂终因市场问题而无奈歇业关闭，昙花一现。据陈存仁《银元时代生活史》说，名医包识生也是粹华药物的“设计者”之一，大概是指制药技术顾问之类。

粹华的特别之处，在于其生产的丸散膏丹等中成药，都是“提炼药”，而非“原质药”，即以中药材的提炼物质为基础制造的，粹华制药厂招股简章第二条称公司营业规范：“专以中药用机器提炼精华，制成各种药水、药精、药粉、药膏、药丸等，并买卖关于药类之附属品”，如此医家、病家“可仍照习惯而旧方在”，“可不劳煎煮而服药，功力既宏，收效尤速，便利等于西剂”。所以粹华也是开发中药浓缩丸、中药颗粒剂（成药冲剂）、中药口服液这些剂型的先驱者，这一点很多近代中医药史文章都没有特别论及。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绅商领袖李平书

近代史上，大上海先后出现过粹华药厂、国华药厂和佛慈大药厂三所中药西制大厂，但只有佛慈药厂延续至今。1929年1月，太虚法师、玉慧观、郑平叔、冯明政、冯剑光、陈玉璋等人创建了“上海佛慈大药厂股份有限公司”，太虚法师为名誉董事长，玉慧观为厂长，总经理为冯明政。设厂在上海闸北区同济路164号，总发行所初设于仁记路（滇池路），四川路口。药厂的宗旨是“科学提炼，改良国药”“以国产药物之科学化为使命”，采取新式机器生产。佛慈吸取了粹华厂失败的教训，改为主产中药浓缩成药，浓缩浸膏丸即为其主打产品之一，浓缩丸此后逐渐替代了传统原质丸剂，发展成为了中成药的主流剂型。佛慈当年品牌产品有肾气丸、大黄丸、天天通、开胃灵、海藻晶、当归素、无量寿、人工太阳元、桔梗素、杏仁精、保婴片等，同时也经营旧式饮片和丸散之类。

1931年，佛慈药厂产品即开始出口销往东南亚、日本一带，广受华侨欢迎。1956年，为了支援大西北建设和利用西北丰富的药材资源，佛慈药厂整体从上海迁到兰州，更名为“兰州佛慈制药厂”。佛慈是我国中成药出口时间最早、出口品种最多的企业之一。

上海佛慈大药厂

20世纪20年代，中药西制的“提炼药”（或“提精药”）是一种时代新风尚。不但出现了粹华、佛慈这些较有影响的大药厂，其实各地还有很多此类中药西制的尝试。

施今墨是民国中医科学化运动的干将，在上世纪20年代就提出了“中药工业化，中医现代化”的口号，并且身体力行。施氏把中药剂型改革也列为中医科学化的重要内容，1924年，他曾在北京兴办合剂药房，进行中药提炼改良试验，试制过中药浸膏、蒸露、药粉、糖浆、浓缩成药等，以代煎药之繁。但商业上没能成功。叶橘泉在1934年也自制过祛痰镇咳的“保尔肺”浓缩药液和治痢疾的“敌痢康”提精药片，登报征求医界试用并反馈疗效。

1925年，辽宁名医牟世珍在沈阳大南关开设“改良中药店”，他以酒精为浸剂，以西药制剂方法，浸泡、蒸馏，提取中药成分，制成水剂，以便病人带回家后直接可以服用，不用煎煮，可知牟氏也是中药剂型改革的先驱。其后，辽宁名医马二琴的春雨堂药房也曾进行过类似的中药剂型改革的商业尝试，其产销的浓缩口服液“马氏调经甘露饮”就很受当地市场欢迎。

天津达仁堂制药厂虽然始建于1914年，但其早期还是传统制药。1928年，乐松生开始担任天津达仁堂药店的副经理，协助伯父乐达仁管理药店。年轻人好创新，他与乐肇基（乐达明之子）为药店购进了电动石磨、电动萝筛、冷冻机等新式机器，还打深井、建水塔，使得药店的生产能力大为提高，达仁堂益加发展壮大。但同仁堂系统在1952年才正式成立国药改进研究室。另外，号称天津最早开设的药厂之中西大药房（1902年创办），有些文章认为它很早中药西制，但我翻看资料，发现是1937年刘秉彝年老将药厂交给儿子刘霁岚管理后，刘霁岚才开始购进机器设备，中药西制，将坤中第一丸改制成干片剂，每袋装六片，改称“妇女幸福片”销售，所以其中药西制其实是发生在30年代末期，并不算早。

天津达仁堂

上海徐重道国药号是民国时期上海本帮药店的龙头。1920年初徐芝萱与同乡好友集资千元在派克路（今黄河路）合伙开设，因经营有方，创新服务，发展迅速，盛极一时。徐重道国药号的总经理是岑志良（徐芝萱的表弟，上海国药业主要领袖人物）。1935年，徐重道国药号另设新药部，聘请西药药剂师以及经验丰富的名医和药工，进行中药西制新式中成药，如糖浆、膏剂、露剂、溶剂、药水、糖衣丸、片剂等，并仿效西药包装，盒装瓶装时尚发售，多达五十多样品种。徐重道国药号将这些研制和改良的剂型，称为“福寿实验良药”（其实1935年之前，徐重道就已经有一些此类产品）。

徐重道国药号的经营创新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开创了“接方送药、代客煎药”的服务新方式。“接方送药”就是名医诊所或病人打电话将病人的药方、姓名、地址通知徐重道国药号，徐重道国药号则抓药送药上门，类似今日快递送药。“代客煎药”就是服务再进一步，可以代客煎好药，店伙身穿统一标注店号的黄马甲，骑自行车将汤药用小热水瓶每日送货上门，还分一煎二煎。徐重道开创的这种服务，后来风行全上海的中药店。如今快递业发达，中医院也有此类机器代煎送货上门服务，谁知百年前的大上海就早已普遍提供这种服务了。

徐芝萱

说到20世纪30年代的中药西制，中央国医馆创办的中华制药厂为代表之一，首先它的创建与中医救护医院类似，完全就是为了支援国家抗战。1938年5月焦易堂与政府赈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庆澜协商同意，共同组建中华制药厂，厂址设在重庆江家巷18号模范师师部。1938年6月开设经营部，10月开始投入试生产。由于药厂的建设生产需要大量的资金，中央国医馆决定将中华制药厂改组为股份制，改称“中国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拟定为法币20万元，共分2000股，100元/股（后改为200元/股），由社会股东们认购，大概因为“不以盈利为目的”，后来仅被认购6万元，便作为先期股本启动药厂。

1939年1月18日中国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在重庆商会大礼堂举行创立大会。焦易堂为董事长兼股东主席团主席，总经理为焦叶书，冯志东为副经理兼研究制造主任。1939年6月中国制药厂被日军空袭炸毁，药厂只能易地到巴县新桥石梯重建，1939年10月恢复生产。1940年，爱国侨首陈嘉庚回国考察，想在重庆创办制药厂支援抗日，后见中国制药厂条件具备，于是改为投资200万入股，所以陈嘉庚应该是中国制药厂的最大出资人（大股东）。

中国制药厂创设的目的是支援抗战，首要任务是生产抗战前线急需的药品，所以它尽管是中央国医馆主办的，但依然是中西药物都生产的。中国制药厂内设制造、技术和事务三科。制造科下分三组：典制组负责按照《中华药典》或古今名方制造中西成药；精制组即中药西制，以中药材提炼精制新药；采制组负责采购药材。药厂的主要生产方针是“中药西制，人机参半”，有大量新式制药机器。主要工艺是对中药材经择验、烘焙、轧末、打粉、制片、蒸馏提炼等。制药方法有“国药国制”“国药西制”（即提炼精制）“西药国制”“西药西制”四种。简略而言，药厂主要业务其实就两种：中药西制和西药制造。前者原料多购自川康，后者原料少数为国产外，多为进口。

中国制药厂产品品种颇多，救急类有救济水、防疫宝丹、救急包、药棉、纱布等；内科类有止咳片、止痢片、补血片、头痛片、藿香正气丸、龙胆大黄片、肝素粉、戒烟丸等；外伤科类有痔漏膏、中国防腐消炎膏、马氏化脓生肌膏等，也生产多种西药注射剂以及生理盐水、牛痘苗等，产品“独价值廉而药品纯正，极见效用”，1940年8月，药厂已能生产出90多种药品。药厂销售方面，有订购、寄售、现售三种形式，订购者以政府单位如战时药品救济会、赈济委员会、军政部及补训处为最多，寄售与现售者均为各大私营药房或药庄。每月制成品一般值10万元以上，大量出产期可增至30万元以上。重庆解放前夕，该厂主要成员逃离四川，员工也自行解散。

1938年战火下的重庆

20世纪30年代，共产党红军根据地也开始自设药厂。1931年，井岗山根据地创办了中国工农红军医药卫生器材厂，生产根据地急需的药品和器材，主要为中成药丸剂、片剂及一些西药，还有一般外科器械、药棉、纱布、绷带等。后来各红色根据地大多都设有大小不等的药厂，以在封锁中满足自身的医疗需要。共产党的医疗卫生事业完全从实际需要出发，一开始就是中西医结合的道路。

1931年，方志敏建立的闽、浙、赣根据地苏维埃政府，出资收购了四家私人中药铺，合并成立闽浙赣总药店，内设办公室、门市部、种药队、采药队、制药厂，共80多人。后又在苏区各地建立30多家分店，注意这是一家完全公营的农工商一体，产供销合一的中药企业集团，红军长征后闽浙赣总店解散。

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的边区，在急需药物紧缺的情况下，也大力提倡中药西制的“提精药”，边区当时称为“土药西制”。《抗战日报》就有文章说：“土药西制就是把很多的药材经研究后，将其中最好的成分提出来，再和几种配剂药品综合好，轧成片或炮制成丸散类，这样使用既便利，又省钱，同时效力比临时配好熬下的药水还强。”如边区政府的西北制药厂生产的“黄芩碱”（解热）“麻黄素”“杏仁水（止咳）”“壮尔神”（强神滋补剂）。又如八路军利华药厂（晋冀鲁豫军区卫生材料厂）生产的柴胡注射液、消炎三黄片、汉防已素、连翘素、荆芥油、威灵仙素等。

平定县药岭山八路军利华制药厂旧址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医药界的中药西制风尚中，出现中药注射剂是不足为奇的，最早可能是出现在一些科研机构的药物实验室，用于动物实验。

史料中用于疾病治疗的中药注射剂，目前所见最早的大概是20世纪30年代李健颐发明的二一解毒注射液。闽地医家李健颐曾长期专注于研究鼠疫的中医治疗，著有《鼠疫治疗全书》（1935年5月初版），据此书下篇记载，大约在1930年代初，李健颐将自己长期实验研发显效的治疗鼠疫方剂二一解毒汤改制成二一解毒注射液。因为鼠疫一旦发病则险危，中药汤剂有服药不及之弊，学过西医的李氏则有变注射剂之思。“经过若干试验，幸得告成，命名为二一解毒注射液”。书中称，该注射液“能治鼠疫、癍疹、麻痘、猩红热、脑膜炎、狂犬病、霍乱、瘟毒等症，用法简单，奏效灵敏，又无副作用，与西药注射无相轩轾。”注射方式可静脉注射，也可肌肉注射，李氏实际治疗中一般还要配合服用汤药。注射注意事项，“注射此药之前，注射部位，须消毒清洁；注入药液，愈缓愈妙；药液新制为宜，陈久变质，用之有害。霍乱用时，药液宜炖热，与体温相等。”

李氏二一解毒注射液的制法：以二一解毒汤原方，将“方中脑片、雄黄末、生地黄三味取出后炖，其余各药研为粗末，贮入磁砝煎罐中，加灭菌蒸溜水40.0瓦（克），在温室中浸一夜，微火熬四小时，用布包绞榨，得浓汁药液，约20.0瓦，去其残渣，以滤纸滤过，即得清净黄色透明液体。再贮入大玻璃化药量杯中，加入梅片、生地黄、雄黄末，杯面以玻璃片盖覆，放在砂窝里，外用冷水煮沸，连炖至玻璃杯中药液沸腾为度。再以滤纸滤过，去其不溶化之残渣，照前炖三四次，复以滤纸反复滤过，得清淡黑色透明液体，加温消毒，乘微热倾入玻璃瓶中，封塞固密，以供注射。”从描述可知，李氏注射液仅是一种粗陋的多次过滤灭菌汤液，并没有精炼提纯，但依然是引领时代之先。但这种多用途的注射液并没有得到推广应用。

李健颐（左一）与同事在交流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的利华制药厂（黎城县仟仵焦龙洞药厂）研发生产的柴胡注射剂才是第一个大规模推广应用的中药注射剂。利华制药厂研发柴胡注射剂其实是被逼的，1939年，八路军中流感和疟疾流行，因为被敌人封锁，奎宁奇缺，难以有效治疗，严重影响部队战斗力，八路军医药部门只能就地取材设法解决问题，太行山一带野生柴胡资源丰富，煎成汤药治疗效果很好，但柴胡浸膏的治疗效果反而不好。1940年，钱信忠建议将柴胡进行蒸馏提炼制成针剂，由韩刚和李昕等人负责研制，他们克服各种困难，几经努力，终于用二次蒸馏法，获得了透明柴胡提炼液。他们再通过大量的临床退热实验，证明该注射液肌注治疗疟疾及一般外感热病，其镇痛退热效果显著，且没有明显的不良反应，能代替奎宁治疟。由是开始大规模推广应用，初名“暴泼利尔”，因为疗效很好，很受欢迎，当时一个药厂每月就要生产10万盒左右的“暴泼利尔”才能满足部队需求。

1941年5月1日，“暴泼利尔”受到晋冀鲁豫边区大会的奖励，韩刚被八路军卫生部授予“创造发明家”的称号。后来此药正式命名为柴胡注射液。利华制药厂后来还研制了苍术油注射液，其发汗、解热功效，堪与阿斯匹林媲美，吞服亦可获相同的功效。1943年3月17日，《新华日报·华北版》盛赞这两种注射液的研制成功是中药西制的重大创举。在战火纷飞医药紧缺的年代，这两种中药注射液为抗日军民的疾患救治做出了巨大贡献。建国后的1954年，柴胡注射液在武汉制药厂进行重新鉴定后投产，成为我国实现工业化生产的第一只中药注射剂品种。

新华日报华北版对利华注射剂的报道

20世纪50、60年代，中药注射剂以单味中药为主，多以水煎法和水蒸气蒸馏法制备。70年代发明水煎醇沉新精炼方法，使得中药注射剂品种骤增，复方中药注射剂也渐多。这也为后来中药注射剂的不良反应问题恶化埋下了隐患。

无独有偶，基本同一时期，同样原因，国统区也在研发替代奎宁的国产药物。1941年9月，民国中央政治学校医务所所长程学铭开始对陈果夫提供的一张常山复方开始临床抗疟研究，结果大获成功。陈果夫将此事报告给蒋介石，蒋介石当然也很感兴趣，于是拨款下令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开始是由冯志东、姜达衢负责，集中于研究常山的抗疟作用，他们提炼常山药液精华，做成片剂、注射剂，1942年6月，对中央政校207例学生患者进行疟疾临床验证，治愈198例。后来又进行了一个1250例的大样本临床实验，治愈1170例，证实常山治疟的效力远超奎宁。后来又有不少医药学家加入了常山抗疟的深入研究。1943年，中央卫生实验院的张昌绍首先发表了中药常山治疗疟疾论文《国产抗疟药常山之研究》，是常山碱的发现者。1945年中国特效药研究所发布了《常山治疟初步研究报告》一书。

但常山提取物有一个巨大的缺点，就是容易导致病人恶心呕吐，并有肝毒性，这个问题至今没有解决，所以常山碱也一直没能成为疟疾治疗的推广药物，但是国际医药界一直都没有放弃研究常山碱，据说西方已有科研机构开发出没有副作用的常山碱类似物，准备以抗疟新药推向市场。由此可知中国人研究抗疟药物，近代以来不仅仅是发现了一个青蒿素，而是曾经两度领先世界，这些都受益于传统中医药丰富的历史经验。

药理学家张昌绍

受西药胶囊剂的启发，民国中医也曾尝试将中医药粉末装入胶囊中服用，主要是一些气味难闻药物、名贵药材以及一些峻猛药物。这样既便于病人服用，也可减少药物的不良反应。

总结：在不断的论争和自救探索中，民国的中医先驱者们共识确定了中医生存发展的科学化道路和创建“新医学”的远景目标，进行了深入的自我革命，否定了自身传统中一些虚玄的理论，接受了近代科学有关人体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方面的基本知识，普遍提炼出了象八纲、辨证论治、方证相应、整体观念、顺势利导等这些中医传统学术精华，为新中国初期的中医现代理论体系的建立做好了充足的学术准备。在民国中医界的团结争取下，民国政府设立了中央国医馆、卫生署中医委员会、中医教育专门委员会，这是中医行政管理开始体制化的标志。民国《中医条例》《医师法》的颁布，从法律上确定了中医药职业和中医学校教育的合法性。民国中医界的先驱们创办了现代的中医院校教育，改变了中医传承的传统师带徒模式，制定了响应中医科学化的中医药教材，奠定了中西医兼授的现代中医教育基本学科模式；民国中医界建设了很多现代化的中医院，积极采用现代的诊断技术和管理、服务制度，开始进行中西医结合的医院尝试；中药制造也进行了工业化改造，引入机器生产，提炼药兴起，创新了多种现代剂型，更加便利于医生和病人。所有这些，都表明民国中医已经建构了现代中医的雏形，为现代中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和规范。

我们来看看民国中医先驱们的基本政治诉求，《任应秋医学全集》中有一篇写于1949年的《自力更生》，文中反映，在民国政府的首届行宪国民代表大会上（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中医师公会出席代表向大会提出“发扬我国固有医药案”，提案主要目的有三：一，行政院下独立设立中医药委员会，与卫生部平行（即不想西医管理中医）；二，在各省市设立国立中医药研究院及专科学校。三，政府普设中医院、中药厂。而政府行政院的函复基本都给予拒绝。仅仅几年之后，新中国建国初，中医界的愿望，除了第一条外，其余都很快全部实现了。1954年10月29日叶橘泉先生在《新华日报》上撰文《数十年来的愿望实现了》，表达了中医界的欢呼喜悦之情，号召全国医药工作者团结合作，相互学习，共同来整理与发扬祖国的医学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