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辅导孙女的作文，忽然想到孩子们更需要科学的启蒙。

生命科学是21世纪研究最活跃的一个科学领域，它深切地关联着我们的生命健康和日常生活。然而，在它一路走来的过程中，中国的科学家做出了哪些贡献，有哪些感人的事迹？他们取得的成就是处在什么样的起点，对后来的科学发展有什么价值？所有这些，只有让孩子们知道，他们才能获得激励，触发灵感，并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开辟未来。于是，有了这个构思——《生命科学的中国故事》。

个人觉得，爱国华侨伍连德的感人事迹当列首篇，并请教于各位博友。

20世纪初，随着细菌学和免疫学的诞生，世界性的现代公共卫生体系正在重新构建，中国医学也迎来了新变局。此时，如果选一个人物描述这个时代背后的风起云涌，最佳代表性的就是伍连德（图1，1879-1960）。

图1 佩戴双龙宝星勋章的伍连德（1911 年摄于天津小白楼山本照相馆）

有人这样评价他：“从1908年回到中国至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伍连德历经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三个时代。通过主持专业防疫机构、创办医院、组织学会、推广医学教育等一系列活动，伍氏深度参与了20世纪上半期中国医疗事业发展的历史进程，是我国现代公共卫生体系的重要奠基人。”哈尔滨抗疫成功，是现代医学“中国化”（或称之为体制化）的起点，因此有人将其称之为“中国现代医学之父”。

1910年10月25日，在中俄边境的小城满洲里，两名从俄罗斯归国的劳工，在旅店一夜暴亡，尸体呈紫黑色，死状可怖。10天之后，同样是两名劳工死在哈尔滨旅店，并将令人胸疼、咯血、呼吸困难的奇怪症状传给了同住旅店的4位房客。很快，瘟疫在劳工聚集的哈尔滨道外傅家甸地区大规模爆发。很多人全家死去，尸体随处可见，街道犹如鬼城，连前来处理的警察也纷纷倒下。

其时，清廷为时任大清海军总医官、毕业于美国丹佛大学的谢天宝博士准备了一个钦差大臣的头衔，统领东北防疫工作。但谢博士担心自己的安危，拒绝了任命，使得疫情一再蔓延。日俄势力借口清政府防疫无能，在外交上屡屡施压。因此，本应由民政部门负责的疾病防控，也落到了外务部的头上（那时候还没有专门的卫生部门）。曾在东北任职多年，刚刚擢拔的施肇基，便成为了外务部专管此事的领导。

无奈之下，施肇基找到报国无门的伍连德。他求学时的专业就是传染病及细菌学，疫病流行的东北正是他的用武之地。5天后，也就是12月24日，经过3天跋涉，伍连德带着还是医学生的助手林家瑞赶到了哈尔滨。

他的首要任务，是要锁定瘟疫的病原。伍连德决定直接解剖尸体做病理分析，但拿死人动刀与老祖宗规矩相悖，权衡再三，伍连德选择了一位死于瘟疫的日籍女子，在一处简陋的民居秘密进行。这是中国第一例有记载的病理解剖，显微镜下鼠疫杆菌暴露无遗（图2）。随后又确定了传染源——旱獭。

可接下来，伍博士陷入了矛盾之中。按最新理论，鼠疫主要通过动物媒介，只要做好鼠类和跳蚤的灭杀，就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而滴水成冰的东北严冬，动物活动困难，本应不利于鼠疫扩散，可鼠疫偏偏还在快速扩散。伍博士带着疑问，冒着生命危险反复深入疫区中心傅家甸。他发现很多家庭都是室内一人染病，很快感染全家，而室内捕获的家鼠身上并无鼠疫杆菌。于是，伍连德提出了一个前人未闻的大胆理论——这一次鼠疫，极有可能是通过飞沫，在人与人之间进行呼吸传播。这就是日后医学界熟知的“肺鼠疫”。这么快就取得了一系列进展，与伍连德的科学素养有关。

图2  伍连德博士在显微镜下工作

伍连德1905年在剑桥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曾经在利物浦热带病学院、德国哈勒大学卫生学院及法国巴斯德研究所实习、研究，并在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获得者罗纳德·罗斯、埃利·梅特奇尼科夫和著名细菌学家卡尔·弗雷恩克尔等手下工作过。显然，扎实专业技能是他成功的关键。

1月2日，朝廷派来的增援到达，是北洋陆军医学堂的首席教授迈斯尼（法国人）。因为年长伍连德13岁，以师长自许的他竟然通过北京方面及奉天总督，要求接管东三省防疫总指挥的职务。而伍连德因为防疫策略不同，在与迈斯尼争吵之后也上陈了请辞。但朝廷考虑再三，拒绝了这一请求。

1月5日，负气的迈斯尼竟然赶到俄国人主持的铁路医院，看视了4个病人，他坚信只有接触老鼠才能被鼠疫杆菌传染。没戴口罩的他，最终感染了鼠疫，并于6天后去世，为自己的防疫策略付出了生命代价。

值得一提的是，自从1894年法国年轻医生亚历山大·耶尔辛在香港发现鼠疫杆菌，1898年法国医生保罗·路易斯·西蒙德在印度发现老鼠身上的跳蚤叮咬人类的鼠疫传染途径以来，同是法国人的迈斯尼以牺牲自己生命的方式，验证了伍连德的猜想——肺鼠疫通过呼吸道的人传人感染途径。

迈斯尼的去世，是对伍连德防疫策略的充分肯定，这一下子让伍连德获得了空前的身誉，得到了朝廷与地方官员的高度肯定。随后，伍连德争分夺秒的提出了一整套预防方案，为防控之战奠定了基础。

一是管理传染源。士兵挨家挨户搜寻感染者，一旦发现马上送到医院，按重症、轻症、疑似进行分级处理，避免交叉感染。病人房屋用生硫磺和石炭酸消毒。在此过程，最难啃的骨头是尸体处理，而中国人入土为安的观念根深蒂固。伍连德反复做工作，1911年1月31日，在朝廷支持下，傅家甸2200具病人尸体被浇上煤油，付之一炬。

二是切断传播路径。政府从长春调集1160名士兵，对哈尔滨疫区进行严格的封锁和交通管制，疫区被分成红黄蓝白四个区域，每个区的居民佩戴同色证章，只能在本区活动。而且，伍连德提出的“疑似”概念，以及疑似患者每天测量体温、检查症状，连续七日正常方可解除隔离的处置原则，一直沿用至今。可能成为传播载体的疑似者，被伍连德安置在由120节火车车厢改建的隔离营中，营中设置医护人员和巡警，严防交叉感染。中国由此开始建立最初的现代防疫管理体系。为避免疫情扩散，到1911年1月21日，东北全境被封。

三是保护易感人群。伍连德认为，易感人群包括疫区附近居民，特别是抵抗力低下的老幼，在一线与病患频繁接触的医护人员和警察。他要求医护与军警严格佩戴口罩。帝国工业基础孱弱，口罩库存很快告罄。于是，他发明了一种纱布口罩，双层棉纱夹一块吸水药棉，称为“伍氏口罩”。这种口罩成本低廉，防护性能虽不如现代产品，但相比暴露面部毕竟是巨大进步。

与此同时，东三省地方政府和帝国高层，竟迸发出超乎寻常的行政效率，迅速调集资源，付诸实施。在三管齐下的策略之下，形势开始逆转。1月31日，傅家甸疫区死亡人数掉头向下。2月20日，所有采取防疫措施的疫区，死亡人数均开始下降。3月1日，哈尔滨首先实现了零死亡。4月，鼠疫彻底扑灭。事后统计，这次鼠疫死亡人数超过六万，相当于东北1400万人的0.4 %左右。但这比起事之初人们的估测，又是个巨大的成就。当时外媒认为，如控制不当，很可能又是一次世界性灾难。

当然，东三省总督锡良在瘟疫中的表现可圈可点。他没有出于对红顶落地的恐惧，封锁消息，欺上瞒下，而是反复向朝廷上书，奏报疫情。他发电中东铁路各州县，要求把每天鼠疫在各地的流行情况及时用电报进行汇报，并且防疫电报一律免费。他给予了伍连德充分信任，伍连德所有的专业建议，都不可缺少锡良治下东北行政系统的高效支持。当伍连德提出焚尸动议，各界反对纷纷，几乎无法推进的时候，锡良力排众议，支持他上书陈情，最终获得摄政王载沣支持，求得一道“奉旨焚尸”的宝贵圣旨。在伍连德倡导下，锡良在吉林等地组建防疫总局，形成了中国最早的卫生防疫行政体制。

在东北鼠疫被扑灭的4月，在朝廷和总督的支持下，万国鼠疫研究会在沈阳成立。这是中国本土举办的第一次全球学术会议，32岁的伍连德当选为会议主席，与各国专家共同完成了500页的《1911年国际鼠疫研究会会议报告书》，为积贫积弱的大清帝国，赢得了最后的国际声誉。

之后，他又分别组织扑灭了1919年、1920年、1926年、1932年在东北、上海等地爆发的肺鼠疫和霍乱。而且，在他的推动下，中国收回了海港检疫主权，先后创建20多所医院和医学院，包括哈尔滨医科大学和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并参与协和医院的建设。他创立的东北防疫总处很快成为国际知名科研和防疫机构，而且培养出一代防疫精英。1915年，他与颜福庆等发起建立中华医学会，并任第一、二届会长，创刊《中华医学杂志》，还参与发起创建十多个科学团体，包括中华麻风救济会，中国防痨协会，中国公共卫生学会，中国微生物学会，中国医史学会，中国科学社等。直到1935年，他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中国人。而且，他的“旱獭（蒙古旱獭）与鼠疫关系之调查”，是中国人首次在国际著名杂志《柳叶刀》的论文。1913年出席伦敦医药会议，发表《关于肺鼠疫的病理》。1926年秋，伍连德的专著英文版《肺鼠疫概论》由日内瓦国际联盟卫生组织印行出版。该著作对“肺鼠疫”的流行病学、病理学、临床特征等进行了精辟的论述。后来，伍连德出版《霍乱概论》。今天，这两部专著仍被国际同行引为经典。

早在1924年，一代巨匠梁启超就作出了中肯评价：“科学输入垂五十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伍连德）博士一人而已！”此话并非虚言，它代表了现代医学在中国落地生根过程中，伍连德的先驱者形象。

图3  因为梁启超的这个评价，伍连德有了“国士无双”的称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