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刘文先，董竞成. 经典照耀下的中西传统医学模式与道路——基于《黄帝内经》与《希波克拉底文集》的比较. 医学争鸣，2021，12（3）：

中西方传统医学真正摆脱巫神思想、纯经验主义，从而跨入具有独立的医学学科特质和体系特征的历史时期，都不约而同地集中于公元前5世纪左右，其标志就是《黄帝内经》和《希波克拉底文集》（简称《希氏文集》）的问世。这两部经典分别开创了中西方传统医学的新纪元，奠定了中西方医学发展的深厚根基，而其中各自内含的中西方文明特征、不同区域文化和民族呈现的不同行事风格、对古典哲学的不同依赖程度、不同的话语体系和表述方式等孕育了中西方不尽相同的传统医学，这些内含在经典中的差异，影响了中西方传统医学的发展并使其呈现出差异化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

1  经典基因孕育下中西方传统医学个性差异

中医注重整体观念下功能与关系的动态变化，西医注重还原论思维下实体与结构的静态观察。中医凭借着经验“稀里糊涂”地看病治病，西医凭借着放大镜“精准”地看病治病。诸如此类的说法虽不尽准确，却道出了中医、西医作为不同医学体系的巨大差别。而这种差别，可能并不是在现代医学诞生之后才有的，中西方还处在传统医学为“唯一”医学形态的时候，可能就已经体现出各自“基因”的差别，以及与生俱来的差异。

1.1 不同文明气质下的医学气质

趋于内敛与趋于外向是中西方文明呈现的整体气质，而任何一门传统学科的产生发展，都是一定文明形态和文明发展的产物，这种关系在各大文明还未有交流或者规模性的交流之前更加明显。文明的进程决定着科学的发展，同样科学的发展反过来推动文明的进程。不管是《黄帝内经》还是《希氏文集》，都是当时中西方文明模塑的结果。

《黄帝内经》是中华文明气质在医学上的集中体现。社会经济方面，受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滋养，加之水资源和土地资源丰沛，使得黄河、长江两大流域逐渐形成了以农业为主，具有自给自足、安土重迁、相对封闭特点的农耕文明形态。地理环境和对外交流方面，中国东南狭长的海域、西北难以跨越的沙漠戈壁以及更西端由帕米尔高原、天山山脉、喜马拉雅山脉等天然的组合屏障，使得中华民族拥有一个相对封闭且相对稳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交流融合程度不够高的特点。纵有一条接连东西方的著名丝绸之路，因为线路太长和路途艰难等原因，这种“点”的交流可能并未带来中华文明“面”上交流的繁盛并触及对中华文明“质”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中华文明稳定性、保守性以及由此带来的独特性特点，使得中华文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处于“自信的保守”之中。自《黄帝内经》以来，中医理论体系牢不可破和中医实践的绵延繁盛，无疑也是这种自信与内敛文明特征的体现。

而享誉西方的地中海文明则与中华文明相对内敛的特点不同。地中海在亚、欧、非三大洲之间，有一片宛如水槽的海域，有人称它为“上帝遗忘在人间的脚盆”。以克里特岛为代表的爱琴文明作为地中海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古希腊文明的起点。爱琴文明，作为一个气候宜人的西方最早的海上贸易中心和丝绸之路的最西端，各种文明特别是周边的“文明圈”及东西方商品在此汇聚，这种文明形态造就了希腊文明外拓的特点。从古希腊医学的诞生来看，其汲取了两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共同文明圈”的影响，甚至汲取了通过古丝绸之路输送过来的东方文明的思想。“如果还像数世纪以来那样，认为希腊医学的黄金时代是在希腊本土自生的就错了；希腊医学反映着许多民族的影响，这些民族由于不同的原因，在不同的情况下曾影响了希腊文化，把思想和实际的宝贵遗产传给了希腊[1]。”所以古希腊医学从某种程度看，是富于冒险和外拓特点的古希腊人兼容并蓄并加以提升的产物。

1.2 对哲学不同依赖程度下的医学特点

爱因斯坦说过：“如果把科学理解为在最普遍和最广泛的形式中对知识的追求，那么，显然，哲学就可以被认为是全部科学研究之母[2]。”作为富集人类探索和认识世界的规律、方法、逻辑和思想的学科，哲学往往被视为传统学科之母。人类的众多学科，都是探索和发展人类知识体系的某一支系和门类的知识总结和实践，均有可能从哲学这个庞大的体系中汲取营养，犹如参天大树撑展开的支系。医学作为研究人体及其与体外世界（宇宙、自然、社会）关系，人类治病防病的理论与实践，其发展无疑受到了哲学的滋养和影响，特别是在医学发展的幼年时期，故我们一直认为“传统医学往往是古典哲学、区域性文化、群体性信仰、临床经验、原初的医学基础知识等的混合体[3]”。综观中西传统医学，《希氏文集》受古希腊朴素自然哲学的影响，《黄帝内经》则深深打上了黄老哲学的烙印。

在中国有着群经之首、大道之源之誉的《易经》，把自然界的发展规律融入于其创建的预测理论体系，孕育了中国式的先哲智慧，对中华文明产生了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其中对医学的影响更甚。《易经》表面看是一部占卜、预测之作，而事实上其中却大有摆脱迷信而趋向科学合理的成分，《易经》占卜和完全迷信类的占卜不尽相同，其基本原理是通过数字运算，预测天道。天道就是自然秩序、自然本来的规律，是世界或事物原本初始的样子，自然而然的状态。但是，《易经》中的自然不是静态不动或消极被动的“无为”状态，而是一种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自然状态，这种状态包含着恒常和规律，这种恒常和规律聚焦于一两个字，就是“道”和“阴阳”。故《易经》云：“一阴一阳谓之道。”《黄帝内经》云：“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4]。”这貌似不可名状的大道，实则为参透宇宙生命的至理。这种一脉相承的“阴阳”之“道”，是中华文化的重要体现，也是中华医道的深刻内涵。

希波克拉底医学学派（简称希氏医学）的产生，也受到古典哲学的直接影响。希腊古典哲学最早的米利斯学派代表人物泰勒斯认为构成宇宙的基本元素是水，而阿那克西美尼认为是气，赫拉克利特认为是火，齐诺弗尼斯认为是土，而毕达哥拉斯认为万物的本原是数，是基于数的和谐，到了恩培多克勒抛弃了前人的一元论，认为是土、气、火、水四元素的结合。到希波克拉底时期，他一方面也注意到哲学家对物质世界，对人以及生老病死等现象的关注，比如他们“讨论人最初是什么，一开始怎样变成人，人的原始构造中有什么元素这类问题”，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他们提出的问题是个哲学问题，它属于恩培多克尔等人的领域……自然科学确切的知识可通过医学获得，而且没有其他来源”。“我们不应当抛弃古代艺术，认为它已不存在，或者它的方法都有缺点。正是因为它远未在各细节方面达到精确，我们更应明智地使它从深深的无知中崛起，以便向完美精确靠近。”[5]在《希氏文集》中希波克拉底看到了哲学对医学的“干预”和影响，但他更相信，哲学只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医学的问题只能通过医学的办法来解决（观察、实验、验证，根据冷热，患者体质、体液等进行调节等），并使它不断趋于精确和完美。

从这一点看，在希波克拉底时代，在西方传统医学的体系形成之初，就已经开始表现出医学主动剪断与哲学的“脐带”而独立发展的倾向，这和中国传统医学理论和实践上都处于“天人相应”“阴阳互根”“五行相生相克”等哲学状态迥然有别。中国传统医学学科在哲学面前，像个没有断奶的孩子，一直汲取着哲学学科中的有益成分，带着哲学的烙印向前发展。

1.3 不同行事和言语风格下的医学表现

中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是有较大差异的，相应的表现在外的行事与言语风格也有较大差异。在传统医学领域，中国传统医学重辨证，而西方传统医学重辩证，辨证与辩证，一字之别，却反映着中西医思维的明显差异。《希氏文集》是辩证的，《黄帝内经》是辨证的。“辩证”（dialectics），源于古希腊（希腊语dialego），从构词法解释即为双方的对话。通过论辩，揭示矛盾和问题，得出逻辑和真理，得到实证。

对话、雄辩、逻辑、真理，这正是古希腊黄金时代泰勒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恩培多克勒、希波克拉底等推崇的追求真理的方法，并一直影响了之后西方人的思维和表达方式。西方的辩证，是崇尚辩论与追求实证的统一。以希波克拉底与当代哲学家之辩为例，据《希氏文集》载希波克拉底的说法：“有人听惯了讲演者讨论与医学无关的人性，对我的讲话将会一点也不感兴趣，因为我根本不讲风、火、水、土等显然不是人体组成要素的东西……那些给人们说教的人没有正确的知识，他们拾人牙慧，却不给统一的说明……袭用同样的思想却不做统一的说明这一事实，表明他们的知识有很大缺陷。弄清这一点的最佳方法是去听他们辩论[5]。”所以，西方的思辩，重在辩，轻于思，而“辩”的目的，是为了追求科学的逻辑、真理，是早期人们找寻真理、得到实证的一种方式和途径。除了辩论，建立在观察和实验基础上的实证，这在希波克拉底看来，更为重要。他说：“我不明白那些持其他观点而放弃旧方法，把艺术建立在假设基础之上的人怎样遵循其假设治疗患者。我认为他们没有新发现[5]。”这也是后来西方传统医学不断从思辩医学到实证医学、从经验医学到实验医学的重要原因。而这种特点，在西方传统医学思想成熟和理论初创时期，其实就已经萌生。

对比研究发现中西方这种基于不同思维而产生的不同行事和言语风格，与中西方传统医学的发展特点和表现形式是契合的。中国式思辩多体现在研究者默默汲取前人文明成果，经内敛式的“辨析”而非外向型的“辩解”，进而形成自己的见解观点，完善相关的理论和体系建构。以《黄帝内经》中的“阴阳”的表述看，阴阳对立、阴阳相争、阴阳相错、阴阳互根、阴阳平秘、阴阳统一等，全书一以贯之地体现了对立统一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比如，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阳胜则热，阴胜则寒。重寒则热，重热则寒[4]。故中国的思辩，重在思，重在辨析，轻于辩，疏于辩解。重在“思”基础上的甄别之“辨”，对立统一之“辨”。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依然在当今中西方文化中存在。以古希腊医学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医学之辩，是对具体事物之辩，是一种脱离哲学意味的具象思维、实证思维，倾向于具体所见“病”的施治；而以中（汉）医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医学，依然是一种浓厚哲学化的思辩以及依赖于经验、悟性，对个性化多样化的患者其病情、体征等进行的差异化诊治，是辨“证”基础上的施治。

同样，在表述医学概念、医学现象时，中国传统医学注重抽象地表达，而西方传统医学注重具象地描述。中国崇尚意象，这首先在《易经》中便有体现。“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6]。”通过物象的本性特征，来占卜预测未知，阐发深妙的道理。这种“象”的思想明显影响了《黄帝内经》的医学思想和医疗实践。“夫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4]。故《黄帝内经》的阴阳、五行学说，都是根据目之所见事物具象，进而分析其本性特征，然后抽象出可以代表此类事物，并能阐发深幽道理、揭示发展规律的一种关系，一种相反相成、生克乘侮的关系。具象和意象的关系，很明显地体现了中西医传统医学的不同特点。比如五行中的“水”，《黄帝内经》中说：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咸，咸生肾，肾生骨髓，髓生肝，肾主耳。其在天为寒，在地为水，在体为骨，在脏为肾，在色为黑，在音为羽，在声为呻，在变动为栗，在窍为耳，在味为咸，在志为恐[4]。五行之“水”已经和五脏、五官、五色、五音、五味等概念对应联系在了一起，已经完成了具象到抽象连贯式的理论构建。西医则讲求具象，讲究眼见为实。希波克拉底在其《气候水土论》中也提及其四大物质的“水”，认为水对健康的影响很大，是增进健康的保障同时亦是使人染病的重要病原。希波克拉底所言之“水”，就是我们平时目之所见之“水”，他从山川之水、沼泽之水、雨雪之水、地下之水等水之来源，以及从味道、轻重、软硬、清浊等水之质地，分别论述了不同的水对胸膜炎、肺炎、疟疾等急性病，月经、怀孕、生育等，以及结石、肾病、尿淋、痢疾等常见病的关系[5]。这些都是希波克拉底基于广泛的周游经历和医疗观察得出的理论，体现着西方科学“一是一、二是二”的科学意识。

通过《黄帝内经》和《希氏文集》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中西传统医学具有显著差异的思维方式、话语体系、表述方式等，这种根植于文明土壤的深层次差异，实际在《希氏文集》和《黄帝内经》中就已经孕育了变化的胚芽，这些蕴藏在两部经典中的基因，在某种程度上也预示着中西传统医学不同的发展道路。

2  经典路标指引下中西传统医学分道扬镳

《黄帝内经》《希氏文集》都是中西方医学第一个发展高峰时期的经典之作，其诞生为彼此后来的医学奠定了基础。事实说明，后来的中西传统医学，就是沿着《黄帝内经》《希氏文集》开拓的道路而继续前行的，只是在继承发展的程度、层次、水平上还是体现出了较大的不同。

西方传统医学没有很好地继承和发扬希波克拉底、盖伦等提出的体液学说、气质学说，所以导致了西方传统医学后来长期处于一种没有强大、系统理论指导下的医学实践状态。在希波克拉底时期，虽然其非常注重亲力亲为的临床观察和实践，表现出摒弃无用的哲学说理而趋于实证的倾向，但是西方传统医学毕竟在他手中完成了体液病理学的基本构建，提出的体液学说以及强调的预后理论、摄生理论，始终在指导人们的医学实践。而其影响至深的希波克拉底面容、希波克拉底誓言本身就是希波克拉底医学理论中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在希波克拉底及其《希氏文集》中，医学的实践和理论都是开创性、奠基性的，也是全面和相对系统的，其对待古典哲学家的思想可谓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但是后来的西方传统医学发展，包括盖伦和阿维森纳等，都主要在外科实证方面进行了充分的开拓，而对希波克拉底关于体液的经典观点，即“人体内有血液、黏液、黄胆液和黑胆液，这些要素决定了人体的性质。人体由此而感到痛苦，由此而赢得健康。当这些要素的量和能互相适当结合，并且充分混合时，人体便处于完全健康状态。

当这些要素之一太少或过多，或分离出来不与其他要素化合时，人体便感到痛苦[5]”，几千年来后人几无新解和创新，亦无据此理论在相关领域有明显的丰富和拓展，比如内科学、药学等。我们可以设想，本来以体液论病、治病，应该更擅长于以类似中医方剂、汤药、针推等加以调理治疗，基于体液病理学这一核心理论的亚学科、分支领域应该非常丰富、健全、强大才对，而不仅仅是一些医术层面的放血、发汗、催吐、排泄等。事实上希波克拉底及《希氏文集》中基于体液论提出的体液学说和疾病预后学说，已经为后世医学创设萌发了胚芽，只是后续医派和医家没有据此发扬光大。所以作为西方传统医学理论核心的体液学说、气质学说等，其在西方医学发展道路上的表现有点“虎头蛇尾”，与医疗实践也呈现互相脱离的倾向。以尿诊为例，尿诊是以患者的尿液，分别在热、温、冷却后三个阶段，对小便的颜色、气、味和漂浮物、絮状物、沉淀物等进行观察，从而辨别疾病的寒热属性、病变部位、轻重，作为诊病的依据。作为西方传统医学核心学说——体液学说发展而来的一个重要方面，尿诊一直是其传统医学察病诊治的重要方式。但是历史表明，其理论与实践的开拓性，其理论及其指导下的实践的科学性、有效性，并不理想。在这方面，其与我国藏医的尿诊比较，亦是相形见绌。

而针对中西传统医学的传承、创新与发展问题，中医在这方面的表现则是可圈可点。首先，自《黄帝内经》搭建的理论大厦起，始终薪火相传，代代为之续力，日臻完善。其次，中药的发达使中医如虎添翼，从《神农本草经》到《伤寒杂病论》（小青龙汤、小柴胡汤、大承气汤、五苓散等等经典方剂至今仍在临床广泛运用），再到唐宋时期多部官方药典的颁布以及后来的代表中国古代药学最高成就的《本草纲目》。可以说中药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弥补了中医理论偏向玄、虚的特点，有力地增强了中医的实力和竞争力。试想，倘若中医没有相对完备的理论根基，没有较为可信的临床疗效，没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当近代以后西方现代医学“横扫”全世界的时候，中医学就有可能在其“存废之战”中败下阵来。而最终中医以“资深老者”的姿态和“年富力强”的西医握手言和，才有了今天中华大地上中西医汇通进而至中西医结合的发展局面[7]。

所以西方传统医学在希波克拉底以后，轻视理论体系的构建和完善，一味青睐于外科的疗法和实证，从某种角度而言也是西方传统医学发展之殇。梳理西方传统医学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自盖伦以来基于动物解剖发现的在很长一段时间被认为是权威的外科理论、生理原理，在维萨里的人体解剖学和哈维的血液循环学说面前都不堪一击。西方传统医学这种发展路径，事实上因为受当时历史条件和科技发展水平限制，或者在一些错误或者不甚科学和完备理论影响下，可以说希波克拉底之后的西方传统医学界的学者们并没有找到真正发展壮大传统医学的上好之策。相比较之下，在这方面，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模式、发展路径包括发展成绩，整体上都是优于西方传统医学的。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后来的“现代医学”或者时间如果停滞于古代社会，中国医学在很多方面是优于西方医学的，西方应该向东方学习。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至今，以中国传统医学为代表的传统医学，依然存续和发扬至今，而西方传统医学几乎全军覆没的原因。

3  经典光芒照耀下中西医学和而不同的未来

中西传统医学的发展模式与道路探讨至此，我们也要充分认识到“失败是成功之母”抑或“塞翁得马安知非祸，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类古训的道理。科学是一个不断证实、不断发展的过程，我们不能以今天拥有的条件和今人所取得成绩去否定历史的局限和前人工作的基础。西方传统医学被现代医学取代，这无疑是人类医学发展的巨大进步，但是另一方面也说明，西方传统医学在崇尚实验、实证、验证方面的特点与西方现代医学还是一脉相承的，从盖伦的动物解剖到维萨里的人体解剖，从盖伦的血液学说到哈维的血液循环，从肉眼所见的体液到显微镜下的细胞，从希波克拉底的客观地观察到今天的循证医学，无不体现着古今西方医学“追求实证”的一致性。事实上也正是西方医学一直以来秉持的这种基因，促使其在现代科学技术真正来临的新时期，西方医学能够成功转型并迅猛发展，实现华丽转身，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医学。而这种情况断然不会出现在中医（中国传统医学）的世界里。换言之，我们可以认为，西方传统医学在追求实证、实验这一个优于中国传统医学的“强项”上，进行了充分的发展、开拓、创新和突破，以至于成功地与以古希腊医学为代表的以体液气质学说为核心的传统医学进行了完全的脱离，造就了一种全新的医学。当然，他们同时也过于彻底地忽略了一个原本非常伟大的传统医学。

反观以中（汉）医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医学，其长期在相对安定的历史环境中、在优质的体系框架内，在一代一代中医人的努力下日臻完善，中医被认为是和中国古代其他发明相比，唯一体系完整、科学思想与操作技术完美结合的发明创造，以及至今仍在发挥着作用并产生着影响的东方科学[8]。并且中国传统医学似乎始终和我国的传统文化、古典哲学、民族性格等紧密相连。如前所言，中医在中国一直生存在“养尊处优”“自信的保守”的状态中，致使近现代以来，发展缓慢，日显疲惫。

展望未来医学，与时俱进，和而不同，融合发展，且应成为当代医学的共同选择。在新的时代和学科的王国里，求变和与时俱进是中医变革之路的应有之义。摒弃保守，不沉浸在“玄之又玄”的理论中停滞不前，不陷在“博大精深”的名望里止步不前，也不陷在“中医姓中”的意识中停止开拓。在发展和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固步自封、独善其身只会让中医走向僵化、停滞甚至衰亡，与时俱进才能使中医搭上时代和科技的快车，实现传统和现代的结合，推动中国医学的整体发展，这才是新时期中医向前发展的必然之路。而对于西方医学而言，未来当回顾历史和重温经典，开启现代医学的“寻根之旅”。根是文明，是土壤；根是文化，是基因；根是经典，是智慧。医学首先是自然科学无疑，但是医学同时也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它需要解开生命的奥秘，但是生命的承载是人，人是有社会属性的，人的生理和心理都是极为复杂的。当西方现代医学兴起之后，传统医学不断式微变得无迹可寻。事实上，西方传统医学并非无可取之处，其跨越千年、跨越希腊—罗马—阿拉伯国家—西欧等多个地区和国家，必有其合理和可取之处，特别是其中的文化价值对于现代医学的补益不容忽视，其发源、存在和演变史，就是一部生动的西方医学的人文史、精神史。所以对于西方现代医学而言，追根溯源，重温希波克拉底及其经典的智慧，重拾西医学发展的根脉精髓，挖掘现代医学与传统医学之精华结合的路径，让现代医学的形象更加人性和丰满，这是非常有必要的。此外，现代医学要注重吸纳和发扬中医的整体思维或者未来医学的系统思维。正如钱学森说：“现代西方医学的缺点在于，它从还原论的看法多，从整体的看法少。现在西方医学也认为这是它们的缺点，所以对中医理论，讲整体，很感兴趣 [9]。”

概而言之，中医学科的发展不能总是以“老者自居”，要多向“年轻”的现代医学学习，在中医原创的思想上，借助现代的科学技术、生命科学的手段，使中医守正创新步入现代化的征程。而“年轻气盛” 的现代医学也要放下执念和身段，尊重古老的传统医学在防病治病的作用，学习借鉴传统医学中独特的医学思维，即天人合一的整体观、辨证论治的个性治疗、遣方用药的临床经验、治未病的养生理念等等，正视自己在解决某些复杂性疾病和慢性病中存在的不足，正视现代医学不断取得突破性成果，但是同时又承认有些成果会不断地被其与生俱来的耐药性、副作用等侵蚀直至荒废的现实，真正把现代医学的精准与传统医学的整体相结合，把西医的辨病与中医的辨证相结合，取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之所长，在扬弃中开创传统与现代融合的医学新局面。

当代医学的发展已经今非昔比，成就巨大。然而，医学的发展也越来越说明，没有一种医学体系是完美无缺的。当下我们依然需要去聆听遥远时代医学的声音，聆听医学先贤的智慧，溯源医学发展的道路，用以聚焦当下的医学问题，凝聚未来发展的共识，致力未来人类医学的发展进步。上述我们对《黄帝内经》和《希氏文集》的差异、共性以及经典照耀下的中西方传统医学道路进行了分析，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初心未变，殊途同归，和而不同。这既是对经典过去的致敬，也是对经典照耀下未来中西医结合道路和人类医学学科发展的期待。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