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沙棘视界，2022-06-16 20:10

“大湾区当下最值得做的，是发挥好在应用端创新积累的产业基础、人才基础，用好美国人帮我们定义的那些卡脖子问题，形成基础研究的科学问题，解决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瓶颈。”

          ——周路明

｜中国市场驱动的技术创新引发美国忧虑｜

数创研究社：如何评价今天中国的科技创新综合实力，在国际上是怎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在这一块有什么样的特点和哪些劣势？

周路明：关于科技实力评价的问题，我想从两块来说，一块是属于市场化的技术创新范畴，应该来讲，过去40年，中国在这一块做得很有特色，而且发展速度相当快。

而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绩，我想跟中国人的文化背景有一定关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世界范围内来讲，凡是华人聚集的社区，在商业上做得都不错。

尽管过去这些年，中国的科研机构在技术供给上做的支撑不够，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一线技术公司的快速成长。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像深圳这样的地方，在中央科研机构院校布局有限的情况下，一线的技术公司反而成长得非常快。

这些公司的成功主要经验是：利用国际供应链的快速学习能力和规模化运营能力，通过市场驱动的创新模式实现对跨国公司的追赶。在这一块我们的优势还是很明显的，发达国家对我们的危机感，也主要是来源于此。

可以说，如果没有这几年的这地缘政治冲突，中国的科技公司按照着这样的路径走下去，在市场竞争格局中是非常健康的，是可以继续加速追赶的。令人忧虑是，上述经验在过去这些年并没有得到系统的总结和传播，在大国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市场驱动的创新模式很少被提及，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创新是可以被计划、规划的”，如果用这套逻辑去应对中美科技竞争，我们无疑是在自废武功。

至于另外一块，就是科研部分的评价问题，现在争议就比较大了。

如果单从传统的评价指标来看，中国好像也挺牛，论文世界第一了，专利世界第一了，大学排名上升得也很快，面上跟我们世界老二的身份是匹配的。

但是这一轮的中美科技战，一下就将这一块的问题给暴露出来了，那就是我们原来说的论文、专利这些知识输出的指标并不能代表解决问题的能力。仔细分析会发现，中国和发达国家在创新系统的底层逻辑上存在一些重大差别，发达国家的大学和科研机构是市场经济壮大到一定时期孕育出来的东西，科研与产业一开始就形成了解决问题的逻辑一致性。我们的科研板块先于市场和产业由政府主导发展起来，科研和产业一直没有形成解决问题的逻辑一致性。

一轮科技战打下来，我们发现中国的科研部分在满足政府需求（安全、公共事业）方面还是做出了一些不错的东西。但在对产业的支撑方面就差强人意了，过去40年，科研板块对产业的输出基本上可以说是既不能顶天（为产业核心技术形成支撑），亦未能立地（培养合格的产业人才）。不在体制机制上解决科研和产业联结的底层逻辑，我们海量科研投入其中的大部分只是维持了一场自娱自乐的科技嘉年华而已。

｜搞基础研究不是人多就行｜

数创研究社：那您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呢，要想做出改变的话，我们又可以在哪些层面发力呢？

周路明：我想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在基础研究环节上的薄弱。过去，在基础研究这个问题上，我们一直有这么两个问题：

一是由于我们的科研分工不明确，导致我们在基础研究这块的投入偏弱、偏少。

科技创新在中国是一个高频词，但这个词在翻译上就出了问题。科技创新包括了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两个部分，这其实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科学发现是一种科研活动，承担的主体是研究型大学和国家科研机构。技术创新是一个经济活动，参与的主体是企业。在英语语境里，这两个概念区分得非常清楚，我们用科技创新把它们统起来就混淆了两类不同科技活动的差异，这导致了政府资源配置和机构职能分工上的很多问题。科研单位的专家教授可以用科技创新创新的名义对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各个层面的政府资助资金实现通吃，结果是既挤压了真正的基础研究投入，也挤占了本应投向市场主体的那部分资金。

其二，即使按照严格的基础研究的定义，我们正在做的基础研究，真正属于在无人区里工作的也很少，而真正能够去定义一个领域或一个行业的顶尖成果，就更少了。

我们在做的事情，很大一部分工作是围绕发达国家提出来的问题展开，是在拾遗补漏。尽管这类研究也属于基础研究，但却很难在相关领域产生原创性的东西，更别说在一个领域占有主导、支配地位了。

要知道，源头创新搞不出来，不一定是说从事基础研究的人多了，就一定能产出顶尖的成果。能不能定义一些源头上的问题，然后再主导这类问题的研发，真正做无人区的工作，而不是扎堆跟着别人，回答一些外国人提出的问题，对我们当下的基础研究可谓至关重要。

实际上，这一轮的中美科技战，足以帮助我们理清一些问题，比方说我们会突然发现自己做科研的设备、检测仪器、工具软件，也就是开展科研工作条件的这些东西，居然都不在我们手里。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我们基础研究的现状，用别人的仪器、设备、软件工具，回答别人提出的问题，即便是高水平的回答了这类问题并且在国际一流刊物发表文章，但不意味着我们能够产生金字塔尖的成果。说明基础研究部分，我们真正在无人区工作的团队实际上是相当有限的，只有在无人区工作你才会自己提出问题，自己解决问题（科研工具、仪器、设备是无人区科学发现的衍生品）。当然，跟随式的基础研究可以做适当布局，只是不宜去搞人海战术。

对中国来说，基础研究钱不是问题，更不是钱的问题，关键是人才。能够摘取科研金字塔尖桂冠的那些人是属于天才的行列，全世界也就那么一小撮。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行政化色彩严重的大学、科研机构，不做重大的体制机制改革，很难形成培育天才的土壤。所以，在自由创新的基础研究这一部分我们需要评估现有的人才条件慎重布局，中国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应该是问题导向的基础研究。中国市场经济和科技产业发展到今天，已经具备提出重大产业问题来引导高水平基础研究的条件，最近几年的科技战，美国人也帮助我们定义了一批产业卡脖子问题，这些问题背后都有基础研究的任务，也是促进产学研融合的一个很大的动力，基础研究政策应该围绕这个方向做文章，不要被一些口号引导。

｜创新的格局还不够大｜

周路明：中国源头创新的种种问题，除了人的问题之外，创新文化层面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基础研究提不出重大科学问题，部分原因在于我们对创新的理解过于狭隘：弄一个很牛的技术，成立一个公司然后上市，实现财富效应，这是大家公认的成功创新模式。而对于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缺乏兴趣，这些挑战可能是气候问题、贫困问题、自然灾害问题，以创新改变世界为使命的科学家才会关注这些问题，形成重大科学问题。我们的创新使命停留在“创新改变生活”层面，这种格局限制了我们的思维。

而很多基础研究的重大成果，不一定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甚至可能很多年都没有使得发明者有直接的受益机会，但是它们却可能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起到支撑作用，是影响很多年的事情。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应该有一批科学家有这样的志向和使命担当，创新的生态才能丰富起来，太过功利反而不利于出好东西。

此外，从人才培养氛围来讲，我们在解放思想、激发创新上，做得也不是特别好。

因为很多颠覆性的创新，它是反常识甚至反规则的，而中国人在创新的过程中却非常强调守规则，一定要在某个范式下开展工作，有勇气去颠覆规则的人不多，但这恰恰是创新需要的。

这个可能是涉及到文化层面的一个问题，短时内恐怕不是那么容易改变，至于将来能不能改变，要取决于我们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是否能够创造出相应的小生态、小氛围。

也正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对由基础创新带来重大原创技术成果，我们近期不要抱有太高希望。反倒是受需求端驱动的基础研究这块，我们还是能够开展很多工作的，起码这一轮中美科技战，美国人已经“帮”我们定义了一批“卡脖子”的技术问题，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科学问题。

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科研系统和产业部分的结合会加快，进而倒逼我们去将应用端、市场端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变成科学问题。

｜大湾区要趟出产学研融合的新路子｜

周路明：我很担心在强调源头创新的大背景下，大湾区放弃过去40年通过需求驱动创新的成功模式，走回成果转化的老路。不解决体制机制问题、观念问题、人才问题，在科研部分盲目拼资源、铺摊子，结果会很难看。而且会助长科研圈的江湖习气，恶化创新生态。

自由创新的基础研究不是不能做，关键是找到有使命担当和能力，能够忍受十年寒窗的人。大湾区当下最值得做的，是发挥好在应用端创新积累的产业基础、人才基础，用好美国人帮我们定义的那些卡脖子问题，形成基础研究的科学问题，解决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瓶颈。如果大湾区能够把原来的应用端驱动、市场化驱动的优势向上延伸，打通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关键节点，在产学研深度融合趟出一条新的路子，那就是对国家创新体系的最大贡献。

数创研究社：对，大湾区在这一块还是有不少事可做的。那深圳在创新上又有哪些优势呢？

周路明：深圳优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高度市场化的环境、需求驱动的创新模式、通过国际供应链的学习渠道。

我一直在说一句话，就是深圳是全国第一个将技术创新变成经济活动的城市，因为它是从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角度来做创新的。保持对市场规则的敬畏，是深圳创新长盛不衰的根本。

过去很多地方，将技术当做一个目的，总以为技术是越高越好，将最尖端的技术做出来就是成功，但是市场经济是选择最适合的技术，最尖端的技术在市场上却未必能够成功。

 深圳对市场经济基本规则的理解，还是相对比较透的，搞创新也是市场导向、需求导向。正因如此，深圳才诞生了像华为、腾讯、大疆这样在国内外都很有影响力的科技公司，这些公司对整个深圳的科技生态带动很大。

在中国的产业版图里面，大湾区是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地区，高科技制造嵌入国际供应链的程度也是最高的，是国家参与国际协同创新的最重要的触角。这个方向要坚持，不能因为美国人打压而有丝毫松懈。

｜中国的研发型公司实在太少了｜

数创研究社：提到公司，注意到您非常关注“研发型公司”，为什么他们很重要，对比大学和科研机构，他们优势在哪里？

周路明：所谓的研发型公司，是包括大学在内的科研机构，在输出有质量的原创性的技术成果后，驱动出来的一批公司。

在国外，有很多这类研发型公司的聚集区，比方说波士顿就有围绕哈佛、MIT等名校形成的创新区，再比方说高科技公司云集的硅谷，同样是依托于斯坦福这些名校而成。

正是因为这些名校持续输出高质量的技术成果，才催生出了很多研发型的创业公司，这些公司所做的工作就是帮助这些成果在商业上实现从零到一。

因为在国外，做商业跟做研究是严格区隔开的，你要做技术创新，只能是在公司里实现，不能说在大学里还搞技术创新，大学里做的工作就是基础研究，这个分工是很明确的。

而在中国的整个创新体系里边，研发型公司无疑是一个短板，目前我们这类公司太少。

之所以少的原因，一是大学本身的产出，支撑不了那么多的研发型公司，二是由于这类公司少，进而也就形不成正反馈的良性生态，因为示范案例有限，没有形成财富效应。

在我看来，要解决产学研协同的问题，除了基础研究要往无人区挤压，输出更多高质量的技术成果之外，另一个着力点就是研发型公司的生态，要有一批研发公司活跃在大学周边，去帮助这些成果在商业上实现从零到一，进而吸引来资本接手把它做大。

这个正循环一旦形成了，对大学在内的科研机构是一个很有力的正反馈，就是大家会觉得做这一块儿还是有前途的。

｜科技战或导致大公司内卷｜

数创研究社：除了研发型公司，您怎么看大型科技公司在科技创新中扮演的角色和作用呢？

周路明：现在关于大科技公司的议论不少，政府也比较关注他们，但在我看来，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研发型公司怎么样在未来变成新的大公司。

现在我们创新资源配置的做法，就是越大的公司要啥越容易，小公司雪中送炭的活却鲜少有人去做。我们没有从根上去思考和解决，未来的华为、腾讯在哪里这样的问题。

我们在强调大公司作用和贡献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它们存在的问题：

首先，中美这一轮科技战，带来的一个效果就是国内大公司的内卷，客观上呢，大公司国外的市场受损的话，它肯定要转向国内，在短期内做这样的过渡性安排，大家是可以理解的。

我比较担心的是，国内不少大公司纷纷转向to G这块的市场，会成为一个长期安排。众所周知，to G市场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市场，越大的企业跟政府对话越简单。

大公司过多地占领to G市场，一是可能会吃掉中小公司的那部分资源，尤其是会挤占研发型公司“从零到一”的市场份额，对他们的成长发展造成冲击；二是这样做对大企业自身文化基因也不利，如果形成对toG市场的某种依赖，会扼杀大企业的“狼性”和服务意识。

｜大公司应以开放式创新为新战略｜

周路明：此外，中国的大型企业在开放式创新，包括维护产业生态这一点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按道理来讲，作为整个产业生态的龙头老大，应该有维护、呵护产业生态的责任，但跟发达国家的同行相比，它们显然在这块做得不是很好。

具体来讲，这里边又包括两个生态：

一个是供应链的生态，大公司要尽力去维护好供应链的生态，去帮助配套公司成长，帮助它们获得合理的收益，通过这个生态实现共同提升。

很遗憾，我们的大公司在这块意识还不够，做得还不够好。

另一个就是在创新的外部性上，国内的大企业同样没有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

很多跨国公司在这个问题上就走在了前边，因为它们发现大企业的官僚体制会抑制创新，所以它们纷纷选择通过培育外部生态来解决新技术的供给问题，再通过并购形成良性循环。

但到目前为止，我们很多国内的大公司还没有相关意识，我觉得是不应该的一个情况，尤其是现在中美科技战的背景下，帮助研发型公司成长应该成为大公司的责任。

因此，未来怎么样去解决自己的技术供给，我觉得不光是这些大公司的社会责任问题，更是他们自身发展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战略性议题。

（访谈人：袁训会，数创研究社特邀研究员）

 周路明，深圳市源创力离岸创新中心总裁，曾任深圳市科技局副局长，深圳清华研究院副院长、深圳市科协主席等职。主持制定了深圳市一系列科技创新重大立法、决策研究工作，推动了民办科研机构的理论研究与实践，设立了深圳在波士顿等地的海外协同创新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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