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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唐山全:沈从文作品“没思想”,为什么能名扬世界?

已有 3529 次阅读 2022-1-17 19:53 |个人分类:读书笔记|系统分类:人物纪事|文章来源:转载

资料来源: 燕京书评, 2022-01-17 17:46

聂华苓认为,沈从文小说中的“乡下人”与加缪《局外人》中的“局外人”,有多重相似性。“局外人”生活在一个没有上帝、没有任何价值的世界中,乡下人则生活在一个没有被现代文明破坏的世界中。他们都是现代社会的旁观者,无法融入其中,他们都依赖自己的感觉过活。“乡下人”是拥有自然生命力的,他们“从容地各在那里尽其生命之理”,既“安于命,安于死亡,他们没有未来,没有希望,没有幻觉,绝不退却”,又有狂风暴雨的野性,“他们都要活下去,因为活着是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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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曾长期被近现代文学史忽略,他曾写道:“二十年来生者多以成尘成土,死者在生人记忆中亦淡如烟雾,惟书中人与个人生命成一希奇结合,俨若可以不死,其实作品能不死,当为其中有几个人在个人生命中影响,和几种印象在个人生命中影响。“表达出他的自信。

“他的文字自成一种风格,句子简练,‘的’字用的极少,有新鲜活泼之致。作品甚多而结构并不如张资平似地彼此雷同,运用文字的能力是很强的。但作品中不注意写出人物,只用散文漫叙故事,有时很拖沓。他自己说能在一件事上发生五十种联想,但观察体验不到而仅凭想象构造故事,虽然产量极多,而空虚浮泛之病是难免的。他的才能使他在说故事方面比写小说方面要成功得多。”

这是王瑶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中对沈从文的评价。

王瑶先生才华横溢、眼底宽阔,品味与见识均称一代巨擘,《中国新文学史稿》又是他相对自主的创作(因忽视政治标准,该书问世后引起较多批评),却只在第八章《多样的小说》第四节《城市生活的面影》中提到沈从文,在7位作家中列第四(在老舍、巴金、靳以之后),只给了700多字。此后30多年,大陆现当代文学史基本忽略沈从文,当以此为始。

王瑶先生的批评,体现出当时人们对沈从文写作的一些意见:

故事平,没悬念。

文笔尚可,思想不足。

总写男女之事,格调低。

病句多,不流畅。

琐碎拉杂,不知道要说什么。

1949年前,已有许多“圈内人”对此不满。上世纪30年代,左翼评论家贺玉波说:“沈从文的作品大都是空洞无物的,不外是些片段的影片和琐碎的生活记录罢了。思想呢,是说不上的……”评论家韩侍桁更是不客气:“关于这位作者(指沈从文),我想我们无需多说了,因为以他的以前的空虚的题材与轻飘的文体为证,对于这位作者我们已是失望了。”至于苏雪林,虽称赞沈从文是“文体家”,但把他列为二流作家。

在相当时期,沈从文、张资平并称,张资平以写多角恋爱著称,被鲁迅挖苦为“△”。张资平描写露骨,有诲淫之嫌,沈从文则多用暗示,被认为比张资平更诲淫。

那么,沈从文如何变成现代文学史的代表作家?甚至几乎赢得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

三位批评家居功至伟,即夏志清、聂华苓、金介甫。

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用1.3万字介绍了沈从文,将他与福克纳、华兹华斯、叶芝等进行了比较研究。聂华苓的《沈从文评传》则将沈从文的小说与加缪的《局外人》等对读,揭示出其创作的现代性。金介甫的博士论文《沈从文笔下的中国》也在西方引起反响。

只从传记的角度看,《沈从文评传》不太合格,线索粗疏,许多基本事实没搞清楚,且出版于1972年,对沈从文后半生介绍太少。但从文学评论的角度看,《沈从文评传》堪称“作家论作家”的典范之作,非极富创作经验、学贯中西者,难如此准确地抓住沈从文的“文眼”。

对于从文笔读沈从文者,从地方特色读沈从文者,从搜奇猎异读沈从文者,《沈从文评传》颇有醍醐灌顶之效。诚为想读懂沈从文的读者,以及想从本土经验走向世界的写作者的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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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华苓,美籍华裔作家,1925年生于武汉,1948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外文系,1964年赴美,任教于爱荷华大学,同时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有世界文学组织之母的美誉,她的长篇小说《桑青与桃红》被列为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

▌没有徐志摩,就没有后来的沈从文

《沈从文评传》作为传记,疏漏较多,只在叙述沈从文早年生活时,因大段摘抄沈从文自著的《从文自传》,想错也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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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评传》[]聂华苓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21月版

《自传》难免会有“将过去生活合理化”的问题,似乎此前种种遭遇,都是当作家的一种铺垫。有此偏执,会自动过滤掉生活中“无意义”的部分,强化“有意义”的部分,于是,沈从文的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变得“与众不同”且“传奇”起来。

在书中,聂华苓强调儿时沈从文曾连续一个月、每天去看杀头的经验。在《从文自传》中,《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辛亥革命的一课》《怀化镇》等部分,确实多次提到了这一点:

一切布置妥当后,刽子手从人丛中走出,把刀藏在身后,走近犯人,很友谊似的拍拍那乡下人的颈项,故意装成从容不迫的神气,同那业已半死的人嘱咐了几句话,口中一面说“不忙、不忙”,随即嚓一下,那个无辜的头颅,就远远的飞去,发出沉闷而顿重的声音坠到地下,颈部的血就同小喷泉一样射了出来……

杀人太多,以致大人们已搞不清谁该杀、谁不该杀,便把犯人们牵到“很灵验”的天王大殿,在神前掷筊,两阳爻或一阴爻一阳爻,均开释,两阴爻则杀头。“生死取决于一掷,应死的自己向左走去,该活的自己向右走去。一个人在一分赌博上既占去便宜三分之二,因此应死的谁也不说话,就低下头走去”。

除了“杀人教育”,还有妓院。在此场景中,鲁迅会读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沈从文则读出:“注意到这些时,始终没有丑恶的感觉,只觉得这是‘人’的事情。我一生活下来太熟悉这些‘人’的事情了。”

15岁时,沈从文离家当兵,和士兵们一起踢“猪球”(将猪头砍下来当球踢),向刽子手学习,如何在腹部斜肋下刀,才能完整取出人的胆囊。

因苦练书法,沈从文在军队得到了一份月薪4元的司书工作,他开始读文学名著,“最初,他(沈从文)带着反感的情绪去阅读这些批判性论著,他想知道为什么人们,尤其是著名作家,总是热衷给人类的行为找寻错误。对他而言,批评家的解决方案似乎与他们所攻击的价值一样主观”。结果是,沈从文也成了社会批判者。

1922年冬,20岁的沈从文带着27元钱来到北京。

在《沈从文评传》一书中,作者显然忽略了,沈从文从初期落脚的酉西会馆搬到庆华公寓,是他走上文学之路的重要转折点。庆华公寓靠近当时北京大学,北大学生、旁听生汇集,在公寓中,沈从文结识了冯至、黎锦明、蹇先艾等,由此步入“文学圈”。

此后,沈从文与胡也频、丁玲等住过汉园公寓,焦菊隐、王鲁彦、朱湘、张彩珍、蹇先艾都曾在那里住过。沈从文自己在回忆中就写道:“当时这种年轻人在红楼附近地区住下,比住在东西二斋的正规学生大致还多数倍……共同影响到三十年代中国新文学,各有不同成就。”

沈从文本想考北大,未能成功。1923年,北大录取率不到7%。进不了大学,也难靠稿酬生活,当时报纸副刊给没名气的年轻作者费用很少,撰稿人需事先声明,否则视为不要稿酬。

1925年10月,徐志摩接手主编《晨报副刊》后,第一个月便发表了沈从文的3篇文章,第二个月又发了7篇,总共给沈从文发表了40多篇小说,使沈从文每月能有4—12元钱可拿,加上他当时在香山慈幼院图书馆当管理员,收入足以自养。沈从文曾说,如果没有徐志摩,“我这时节……不到北平市去做巡警,就卧在什么人家的屋檐下,瘪了,僵了,而且早已腐烂了”。

▌深得胡适帮助,却说“过从不多”

徐志摩为什么如此青睐沈从文?

有传闻称,徐志摩读沈从文的文章时,曾又哭又笑。发表《市集》时,徐志摩特意在文末写了《志摩的欣赏》,称:“作者的笔真像是梦里的一只小艇,在波纹瘦鰜鰜的梦河里荡着,处处有着落,却又处处不留痕迹;这般作品不是写成的,是‘想成’的。给这类的作者,批评是多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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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遇难后,沈从文曾写道:“死者的诗歌与散文,兼有秀倩与华丽,文字惊人眩目,在现代中国文学上可以称为一朵珍异无比的奇花。

梁实秋曾说:“沈从文一向受知于徐志摩,从北平《晨报》副刊投稿起,后来在上海《新月》杂志长期撰稿,以致最后被介绍到青岛大学教国文,都是志摩帮助推荐。”

不过,巴金曾说:“新月派很赏识沈从文,但沈从文并不从心底里真正喜欢新月派。”巴金与沈从文是好友,他推测,沈从文与新月派文人往来甚密,可能是曾受提携,恩义存焉。

其实,徐志摩当主编前,沈从文已在《晨报副刊》上发表过不少文章,前任编辑留给徐志摩的青年作者名单,开列20多人,沈从文排在前面。可见,沈从文此时已得关注,徐志摩只是表现得更热情而已。

对此,夏志清先生的解读是:“(京派)论学问渊博的有胡适自己,论新诗才华的有徐志摩,可是在小说方面,除了凌叔华外,就再没有什么出色的人才堪与创造社的作家抗衡了。他们对沈从文感兴趣的原因,不但因为他文笔流畅,最重要的还是他那种天生的保守性和对旧中国不移的信心。……他们觉得,这种保守主义跟他们所倡导的批判的自由主义一样,对当时激进的革命气氛,会发生拨乱反正的作用。”

夏志清先生隐含的意思是:徐志摩并没读懂沈从文,误将他看成浪漫派,且二人气质均悲观,似易沟通,但沈从文并不是浪漫派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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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沈从文手绘徐志摩遇难处。

沿着夏志清先生的解读,可以更好理解沈从文与胡适之间的关系——沈从文是胡适在文坛上推崇的自由主义重镇。在徐志摩的推荐下,沈从文与胡适相熟。1928年4月,胡适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得知沈从文与丁玲、胡也频在上海共同创业、办《红黑》杂志失败,胡适便破格聘沈从文去当国文讲师。

在《沈从文评传》一书中,作者对这段历史钩沉粗疏。

一是《红黑》杂志失败主要是经营上有问题,“思想上的分歧”并非主因。抓住丁玲在《一个真实人的一生》中的话:“(我)不像沈从文是一个常处于动摇的人,又反对统治者(沈从文在青年时代的确也有过一些这种情绪),又希望自己也能在上流社会有些地位。”该文写于1950年11月,不宜用来解读1928年的情况。1931年,胡也频被捕后,沈从文曾积极营救,并给丁玲巨大帮助。直到晚年,二人才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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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与胡也频的合影。

二是在中国公学,沈从文讲课的状况,并不像书中聂华苓所说:“虽然许多学生也认为沈从文讲课生动而有趣,但有些人却对他表现出嫉妒和怀疑。”沈从文曾承认自己“在学校教书可以说完全失败”“我的职业实近于对尊严学术的嘲讽。因国家人材即再缺少,也不宜于让一个不学之人,用文字以外写成的书来胡说八道”。在中国公学教书时,沈从文曾给胡适写信说:“从文所代之预三国文,实愿得一人来接手……在学校功课实在对付不好,因为我还是不知道爬上讲台去说什么是同学有用的话,很多不安。”

胡适离开中国公学后,沈从文在徐志摩介绍下,去国立青岛大学(山东大学前身)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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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源曾邀沈从文去武汉大学教书,沈从文辞职后,苏雪林接手。苏雪林说:“沈的讲义仅数页,以人为主,我觉得并不精彩,他尚能教,我或者也可以,便答应了。在本书中,聂华苓说沈从文的讲义像鲁迅的一样完整、细密,似无根据。

聂华苓忽略了,1933年9月,沈从文与杨振声合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是“振兴京派”的标志性事件,一方面,将吴宓等“老派”排挤出局;另一方面,通过挑起“京派”与“海派”之争,开始显露出左右文坛的实力。

吴宓在日记中,曾愤怒地写道:“今晨读《中央日报》沈从文撰社论,力斥文言而尊白话,甚痛愤。认为亡国灭种罪大祸极。”重提白话与文言之争,沈从文与朱光潜站在最前面,但背后是胡适。

在《沈从文评传》的前言部分,聂华苓称:“1936年,中国现代文学巨人鲁迅逝世时,文学界似乎举行了一个非正式的交接仪式。一些读者认为,这位巨人留下的文学空白可能会由沈从文填补。”当时“革命文学”勃兴,“一些读者”显然与胡适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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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沈从文根据上级布置写成《沈从文自传》,这样提到胡适:他的哲学思想我并不觉得如何高明,政治活动也不怎么知道,所提倡的全盘西化崇美思想,我更少同感。

然而,在1952年《博物馆工作人员交代社会关系表》中,沈从文这样提起胡适:“1927至1928熟悉胡适,私谊好,过从不多。因所搞政治和哲学,我兴趣不高,我写的小说,他也不大看……解放前,国共和谈未破裂,尚寄托希望于马歇尔作和事佬时,个人尚以为胡还爱国家,或可为国家内部和平有贡献。后为蒋请美援,即近于为虎作伥。但直至其逃美,个人尚以为可劝其不要再受蒋利用,将来可为国家做点事。为中美关系好转时,帮人民做点有益于中国新社会的事情。向人民自赎。到美帝侵略朝鲜,仁川登陆,并表示用舰队封锁中国海上交通,侵占台湾时,对于凡在美国住下受敌利用,深觉厌恶。和胡适也完全要断绝一切联系。”

▌后半生犹如现实版《象棋的故事》

1949年3月28日,沈从文把自己反锁在家里,喝了一些煤油,且用刀割开手腕和颈部,被妻子的堂弟张中和救下。

《沈从文评传》对此事解读较浅显,认为与郭沫若在1948年发表的《斥反动文艺》一文有关。该文在1949年被北大学生抄成大字报张贴,但当年1月,中共地下党北大支部曾与沈从文接触,希望他留在大陆,沈应该了解党的态度。

钱理群先生曾指出,沈从文自杀亦与家庭矛盾有关。1936年春节时,沈从文曾与福建女作家高韵秀(笔名高青子)发生婚外情,绵延数年,好容易割断这段情缘,沈从文又与别人传出绯闻。1949年5月10日,张兆和去华北大学学习,沈从文担心张与他离婚,一去不返,以致精神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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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与高青子。二人相处8年,高青子曾发表小说《紫》,暗射了当时的情境。

此外,沈从文当时收到了一封匿名信,称:“算账的日子近了。”随信还附有一枚子弹。甚至早在北平解放前,沈从文已开始将私人收藏赠送给朋友和学生,说:“我这个人也许该死,但是这些书并没有过错,不应该与我同归于尽。”

钱理群先生曾指出:“1949年沈从文自杀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既有政治的压力,也有家庭的危机,更是易代之际知识分子游离时代,被社会拒斥孤立,找不到自己位置的精神危机。这都是具有极大典型性的。”

《沈从文评传》单向解读沈从文自杀,则有两点难解:其一,此后更剧烈的变动中,为何沈从文反而不自杀?其二,沈从文也有过一些不妥当的行为与言论。

1957年,萧乾被打成“右派”,在文联召开的批斗会上,沈从文突然说:“我知道萧乾早在1930年就同美帝国主义相互勾结上了”。所谓“勾结”,指1931年6月1日至1931年7月29日,美国青年安澜创办英文《中国剪报》,请萧乾当编辑,当时萧还是大学生,总共出了8期,因销路不畅,安澜赔光钱后便停刊了。对这段历史,沈从文再清楚不过,为何要落井下石?

此外,1973年2月,萧乾从“干校”请假回京看病,拜访沈从文,见沈一人住在一间平房中,夫人和孩子住在别处,托人帮沈从文解决住房问题,未成功。很快萧乾收到了沈从文一封措辞严厉的信,指责他多管闲事。不久,两人路遇,沈从文斥责道:我住房的问题,用不着你张罗。你知道吗?我还要申请入党呢。

萧乾说:“我希望我从没听到过这句话。”其实,1964年5月,文联工作人员访问沈从文时,沈从文曾委婉地提出过房子问题,他说:“我现在的房子挤一些,孩子们回来时只得搭地铺。不过也有个好处,就是离我和我爱人的工作地点较近,很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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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文联在探访沈从文时,记录道:谈到学习,他说对学习是抓得紧的,亦是因为工作上须用马列主义观点来分析问题,一有疑问,就必须翻书。”“他在文艺思想上是有些问题的,但他没有谈出来。在红与专的问题上,他认为是必须先专后红的。对青年人的诗、文,似乎是不重视的。对现在他的生活条件是不满意的,他流露出条件不好影响了他的工作的意思。

1949年后,沈从文思想变化微妙,比如1950年3月进入华北大学学习时,他写道:

学习为人民服务,在这里只一天间为打扫打扫毛(茅)房,想发动大家动动手,他们就说:“我们是来改造思想,坐下来改造好了,好去为人民服务。”我说:“一面收拾,一面才真正好思想。”没有一个人同意。

结果沈从文用整整一天时间,用刮胡子刀片将小便池里多年污垢清理干净。

土改时,沈从文多次表示要当“毛泽东时代的小学生”,提出:“要从乡村工作锻炼,自己也才能够在思想上真正提高。目下说来,处处还是小资的自私自利思想,个人打算,而且是幻想多而不切实际,受不住考验的,我要从工作实际中改造自己。”

这些声音不完全是虚假的,而是体现出沈从文性格的两面性。时代造就了一个公共人格,被强制塞入个体之中,由此引发自我的深度分裂。想继续生活,就必须接纳这个公共人格,并把它视为对自己的恩典。随着扮演成了习惯,孰真孰假,怎样分辨真假,反而成了难题。

1958年,文艺界设宴庆祝“反右”斗争胜利,周扬宣布:老舍同志工作忙,准备请他多管一些全国文联的工作,北京文联主席的工作,我们想请沈从文同志担任。沈从文坚决推辞,最后不了了之。1977年8月,沈从文在家信中写道:“如一时头脑发热,冒冒失失答应下来,结果恐不免比老舍倒得更早,也更惨。”

然而,上世纪80年代,已致晚年的梁实秋撰文回忆昔日文友,误以为沈从文已死,予以追悼,沈从文却激烈回应道:“最无聊文人梁实秋,还在西雅图写文章追悼我。”“为XX宣传加盐加醋。”沈从文称自己在“配合政治”。

聂华苓显然没想到,这其中隐藏着一部现实版的《象棋的故事》。

▌不屑于写思想,所以是大师

在史料钩沉与组织上,《沈从文评传》表现不佳,但在解读沈从文创作上,《沈从文评传》则堪称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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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家朱光潜先生是最早对沈从文创作给出较准确评价的人,他认为沈从文的创作足以在世界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但他认为沈从文的小说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则不够准确。

首先,发现了沈从文创作的现代性。

聂华苓认为,沈从文小说中的“乡下人”与加缪《局外人》中的“局外人”,有多重相似性。“局外人”生活在一个没有上帝、没有任何价值的世界中,乡下人则生活在一个没有被现代文明破坏的世界中。他们都是现代社会的旁观者,无法融入其中,他们都依赖自己的感觉过活。“乡下人”是拥有自然生命力的,他们“从容地各在那里尽其生命之理”,既“安于命,安于死亡,他们没有未来,没有希望,没有幻觉,绝不退却”,又有狂风暴雨的野性,“他们都要活下去,因为活着是很好的”。

在沈从文看来,这种“维持中国人在战争、杀戮、死亡中活下去的自然生命力”,才是最本质的东西,才是他真正爱的、要写出来的东西。在现代社会中,这种“自然生命力”被视为荒谬。可当现代人活得越来越不像人的时候,才会发现,这荒谬如此美好。

沈从文写农村,但他既不像鲁迅那样犀利地去批判,试图改造它,也不像徐志摩误以为的那样,他在赞美、拔高乡村,想回到田园中。沈从文早已超越了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两分,他不塑造人,不展现人性,也不把自己的理想塞到作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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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沈从文对作协访谈者表示:他认为现在的创作艺术水平低,不知对作品的要求是什么。我不知道现在对作品的要求是什么所以不敢写。看了发表出来的有些作品,感到只有政治内容而无艺术性,有些发表出来的诗文简直是宣传品,口号化、公式化。我就怀疑是否现在的要求就是这样。因此,我就不敢写。

沈从文曾说:“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你们多知道要作品有‘思想’,有‘血’,有‘泪’;且要求一个作品具体表现这些东西到故事发展上,人物言语上,甚至于一本书的封面上,目录上。你们要的事多容易办!可是我不能给你们这个。”

沈从文是主动拒绝给读者以“思想”的,因为“思想”属于哲学,不属于小说。“思想”只可照亮一群人,小说却能照亮全人类。

其次,挖掘出沈从文独特的写作手法。

早在上世纪30年代,评论家们便称沈从文是“文体家”。这一方面是嘲讽,另一方面是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些没有“思想”的小说,会如此好看。

同样是小说家的聂华苓则意识到:“评沈从文的人很少能看出他作品的现代性。他的意象和象征手法很少受到关注,而正是他的意象和象征手法,使得他的文字具有了诗歌的密度与质感。”

夏志清先生很早就发现,沈从文写作的象征主义特色,但在本书中,聂华苓围绕《夫妇》,做出了精彩的解读:

为治疗神经衰弱,城里人璜搬到乡下住。乡民捉了两个年轻男女,女人头上还插了一把野花,作为恶行标志。原来二人“大白天在山坳里撒野”,交给叫练长的裁判官来惩处。一审问才知道,两名乡下人是夫妇,回娘家路上,见天气太好,就坐在新稻草堆旁看山花。风吹,鸟叫,他们就想到一些年轻人做的事,就被人捉到了。

经过璜的说情,年轻夫妇被释放了,临走前,璜让女子将野花留给他作纪念。故事很简单,但沈从文并没讲故事,而是专注去写野花。

独立在山脚小桥边的璜,因微风送来花香,他忽觉得这件事可留一种纪念,想到还拿在女人手中的那一柬花了,于是遥遥的说:

“慢点走,慢点走,把你们那一把花丢到地下,给了我。”

野花象征着“自然生命力”,乡民把它当成侮辱,插在女人的头上,女人却把它当成荣耀,拿在手里,而璜最终意识到,这“自然生命力”正是他要找的东西,足以治疗神经衰弱。

沈从文曾在信中这样写道:“一个聪明作家写人类痛苦是用微笑表现的。”

当聂华苓写下:“沈从文笔下的乡下人不仅超越了自己的起源,成为一个跨越种族的形象,而且也是一个超越时间的永恒形象……这些小说之所以被写出来,就在于它们‘凝聚成为渊潭,平铺成为湖泊’。”让人惊叹,人类的心灵原来真的可以沟通,我们竟然真的可以走进另一个人的灵魂中。

考虑到《沈从文评传》还有几篇同样精彩的作品分析,则述史之失,似已成无关紧要的瑕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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