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治疗探索：从内科、外科到中西医结合

1. 中医治疗学的局限性

基于消渴病概念的模糊性，及其病机认识虚拟性，中医学对于糖尿病治疗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

中医学对消渴病的治疗源于张仲景，《金匮要略》以肺胃热盛伤津、肾虚为病机，以人参白虎汤清泻肺胃，肾气丸补肾助气，首开消渴病辨证论治鼻祖之方。

孙思邈《千金要方·消渴淋闭方》在治疗上承《内经》“内热”之说，以清热泻火、生津止渴为大法，喜用苦寒、甘寒、清补药物，重用花粉、麦冬、地黄、黄连等药物，创玉泉丸、黄连丸等名方，其中《备急千金要方》载方 53首，《千金翼方》载方 23 首，其所载药物共达 142种。并提倡药食同疗，以清热生津药物与有滋补作用的食物长服，既清又补，符合消渴病慢性病的特点。

宋代《太平圣惠方》以“三消”论治，依主症、预后等分为 14 类方177首，覆盖范围广泛，既包括现代所说消渴病初期症状，还包括中晚期临床表现。

刘河间在《三消论》中归纳其治则为：“补肾水阴寒之虚，泻心火阳热之实，除肠胃燥热之甚，济身中浸液之衰。”经过金元时期诸医家的发展，形成了一套较成熟的消渴病治疗法则，即清热泻火、养阴生津，主要中药有花粉、麦冬、地黄、黄连等。

明代医家对消渴病治疗最有影响者的“益气”学说。戴思恭于《证治要诀·三消》云：“三消得之气之实，血之虚，久久不治，气尽虚，则无能为力矣”，在用药上倍崇黄芪。另一位医家李梴进一步充实了益气之说，将补益重点落实在脾肾二脏。

清代对消渴病论治提出了“从肝论治”和“从痰论治”的观点。黄元御在《四圣心源》明确提出：“消渴者，足厥阴肝之病也”，被誉为“是活国手”的费伯雄则提出从痰治疗消渴病。

现代医家明确知晓糖尿病的诊断，中医也基本上从消渴病转到糖尿病的诊疗上，并对其并发症提出了活血化瘀的治疗法则。仝小林院士[仝小林，刘文科，甄仲，陈欣燕. 糖尿病中医研究的历史、现状及展望. 中国新药杂志，2011，20（21）：18-21]提出了三点看法：糖尿病研究的过去——囿于传统理论，降糖始终处于辅助地位；糖尿病研究的现状——创新中医理论，与国际研究接轨，在降糖方面取得突破；糖尿病研究的未来——抓两头，带中间，力争在糖尿病前期和并发症上取得突破。

显然，现代中医已经不满足于过去消渴病的模糊诊断，也不满足于辨证论治的对症处理，结合现代医学的发病机理，重视降糖的种种措施及并发症处理。

2. 实证医学指引下的治疗学进步

由于不能从解剖和生理上认识糖尿病，18世纪之前的西方医生虽然尝试过各种千奇百怪的治疗方法，但收获甚微。后来，随着发病机理认识的逐渐清晰，现已明确：葡萄糖是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正常情况下人体会将所不需要的多余的糖转化成糖原分子储存在骨骼肌、肝脏里，或转化为脂肪贮存起来，需要时再释放出来。当这一套人体中自带的葡萄糖稳定系统出了故障就会引发糖尿病。

血液中葡萄糖的转化靠2个重要分子来调节：胰岛素和胰高血糖素。血糖太高时，胰腺中的β细胞分泌胰岛素，降低血糖浓度；血糖太低时，胰腺中的α细胞分泌胰高血糖素，增加血糖浓度（图11-1）。因此，糖尿病治疗关键就是降血糖。

图11-1  胰岛素、胰高血糖素的分泌和作用机制（图片源于IDF网站）

（1）饮食治疗

在1921年第 1个糖尿病治疗药物——胰岛素诞生之前，饮食治疗是糖尿病患者唯一的有效选择[张征，邹大进. 糖尿病治疗历史. 临床药物治疗杂志，2015，13（2）：19-23]。19世纪中后期，法国医生Bouchardat 发现调整饮食可以降低尿液中的糖分。英国医生 John Rollo 进一步发现：当糖尿病患者进食面包、谷物、水果等食品时，尿糖增多，而吃肉类食品时尿糖相对减少，后来他倡导了影响深远的低碳水化合物、高脂肪、高蛋白饮食模式。

20 世纪初，美国医生 Frederick Allen 的饥饿疗法或许是最著名的糖尿病饮食方案，他主张严格限制热量摄入，对血糖、尿糖进行密切监控，详细安排和记录三餐和运动时间。近几十年来，各种糖尿病治疗药物陆续问世，但饮食治疗依然被视为糖尿病的基础治疗。

20世纪 50年代后，人们逐渐认识到：虽然饮食中的碳水化合物转化为葡萄糖的速度最快，但如果过度限制主食，会使脂肪过度提供热卡，对以葡萄糖供能为主的大脑和心肌代谢带来不利影响，同时高脂、高蛋白的过量摄入加重肝肾代谢负荷，使心脑血管并发症的发病率升高。

随后，更为精确的科学饮食概念，如食物交换份数、血糖生成指数、食物血糖负荷陆续被引入实际生活，糖尿病患者的身边开始出现称重仪、计算器等小工具，吃什么、吃多少都可以被精细计划和计算。

随着更多研究证据的出现，目前主张糖尿病患者要根据个人当下的饮食模式、偏好及目标，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选择适合自己的个性化饮食。饮食治疗的焦点在于，帮助超重或肥胖患者预防或延缓糖尿病发生，以及帮助过度肥胖的患者改善血糖等代谢指标。

（2）运动治疗

20 世纪初，法国医生 Bouchardat 首次发现经常活动的糖尿病患者病情好转更快。1935年，美国著名糖尿病学家 Joslin 率先认识到“体力活动应当视为糖尿病的治疗工具”，形象地把饮食疗法、运动疗法和药物治疗比喻为古代战车的三匹战马，是战胜糖尿病的三大法宝。

目前认为，2 型糖尿病被发现是一种由缺少运动引发的疾病，80%患者与肥胖及身体惰性有关。规律的体育运动不仅可以改善患者的血糖控制、增加胰岛素敏感性，还有利于减轻体重、控制血脂和血压、降低大血管和微血管并发症的发生风险，尤其适用于2型糖尿病合并超重和肥胖人群。

（3）胰岛素治疗：1921年，加拿大外科医生班廷（Banting）和贝斯特（Best）发现了胰岛素，仅仅6个月后，胰岛素就开始用于临床，是医学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事件。

自此以后，胰岛素的剂型不断推陈出新，目前已有速效、短效、中效、长效和预混胰岛素等多种剂型。从来源上，早期第 1 代胰岛素主要来自猪和牛的胰腺，这些动物胰岛素存在产生胰岛素抵抗、导致过敏、产量有限等缺点。随着重组基因和 DNA 技术的发展与完善，第 2 代胰岛素——生物合成人胰岛素于 20 世纪 80年代得以普及，以其抗原性低、起效快、安全性高等特点广泛应用于临床。进入 90年代后，人们对胰岛素结构和成分的研究越来越深入，通过对肽链的修饰改变胰岛素的生物学和理化特征，进而研发出更能贴合人体需要的第 3 代胰岛素——胰岛素类似物，它们具有与人胰岛素不同的结构、理化性质和药动学特征，起效更快速或更长效、低血糖发生率更低、吸收更稳定、个体差异更少、对体重影响也更小。

在给药途径方面，1961 年，一次性注射器出现，患者从此省去了蒸煮针头和玻璃注射器以及磨针头的麻烦，注射疼痛也大大减轻；1979 年，第1个胰岛素泵出现，能够模拟生理性胰岛素分泌模式的方案，成为胰岛素强化治疗的最有力工具；1985 年，第1支胰岛素注射笔诞生，并不断更新换代以满足患者的需要；2013年，胰岛素口服制剂在欧洲获得专利批准；2014 年，吸入性胰岛素再度被 FDA批准，糖尿病患者的选择日益丰富。

（4）口服降糖药

磺脲类药物：1942年，法国医生 Janbon 发现磺胺类抗生素 2254RP化合物会导致低血糖发生。1956年，德国Franke 和 Fuchs成功合成了第 1 个磺脲类药物甲苯磺丁脲，并广泛应用于临床。此后数十年间，磺脲类药物从第 1 代的甲苯磺丁脲、氯磺丙脲等逐渐发展到第 2 代的格列本脲、格列吡嗪、格列齐特、格列喹酮和格列美脲。临床应用至今，依然是治疗 2型糖尿病的主流药物。

二甲双胍：源于山羊豆，诞生于1929年。山羊豆早期被当成牧草种植，后发现会引起山羊的低血糖。科学家发现从中提取出的山羊豆碱有降糖作用，化学家进行了化合物的结构改造，合成了一系列胍类衍生物，包括“二甲双胍”这个小弟弟。二甲双胍通过作用于肝脏、肌肉和脂肪，能显著减少肝脏生产葡萄糖，同时提高外周组织对胰岛素的敏感性，发挥降糖作用。

1957年，二甲双胍首次在临床上使用，70年代首先在法国上市，但当时完全被胰岛素的光芒吞没了，而且还受到同类产品苯乙双胍退市的不利影响，长期处于被冷落和误解的状态，直到1995年才在美国得到了上市许可。

后来，二甲双胍实现了逆袭：在一项长达30年（1977开始）的糖尿病临床研究中被首次证实在降低血糖的同时还具有心血管保护作用，又因其价格低廉，具有良好的成本-效益比，反而历久弥新，散发出耀眼的光彩，成为治疗II型糖尿病的一线首选用药，荣登老大哥宝座。

同阿司匹林的老树开新芽一样，二甲双胍被逐渐发现很多新的功效，包括预防癌症、衰老和老年痴呆等作用，但还有待进一步临床确证。中重度慢性肾脏病患者易发生二甲双胍在体内蓄积，有可能会引起乳酸性酸中毒，应避免使用。

α-糖苷酶抑制剂：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上市，包括阿卡波糖、伏格列波糖等。它通过抑制肠道对碳水化合物的吸收来控制血糖，适用于空腹血糖正常而餐后血糖明显升高者。

噻唑烷二酮（TZD）药物：能够结合和活化过氧化物酶增殖物激活受体γ，进而促进脂肪细胞分化、减轻胰岛素抵抗受到重视。1997年，第一个问世的曲格列酮很快因肝衰竭风险退市；随后的罗格列酮一度成为糖尿病治疗的耀眼明星，但2007年被批存在增加心脏病风险，2010年被 FDA 规定严格限制使用，直到 2013年才被解除限制；另一重要药物吡格列酮也因怀疑增加膀胱癌发生风险，但新近证据正在减少这种担忧。

肠促胰素类药物：1964年，Elrick 等发现口服葡萄糖比静脉注射葡萄糖能刺激更多的胰岛素分泌，包括胰高血糖素样多肽-1（GLP-1）和葡萄糖依赖性促胰岛素分泌多肽（GIP）。从 2007开始，艾塞那肽、利拉鲁肽等多种GLP-1 受体激动剂药物陆续应用于临床，西格列汀、沙格列汀、阿格列汀、利格列汀、维格列汀、吉格列汀等 DPP-4 抑制剂也先后闪耀登场。肠促胰素类药物在控制血糖、降低体重等方面疗效显著，而且低血糖发生率低。2013年结束的 SOVOR安全性研究结果提示，DPP-4 抑制剂类药物沙格列汀等具有良好的心血管安全性。

降糖新药物：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2（SGLT-2）抑制剂能够阻断肾脏中葡萄糖的再吸收作用，将过多葡萄糖排泄到体外，从而达到降低血糖水平的效果，其降糖效果不依赖于β细胞功能和胰岛素抵抗，低血糖发生率低，且具有一定的减轻体重、降低血压的效果。在美国糖尿病学会（ADA）与欧洲糖尿病研究学会（EASD）联合发布的 2015 年 2 型糖尿病管理指南中，已正式将 SGLT-2 抑制剂列为二线药物选择，与 SU、TZD 等地位相当。

口服糖尿病治疗药物的作用机制见图11-1。

图11-2  现有2型糖尿病治疗药物的作用机制

（来源：2017-11-15上海药物研究所. 糖尿病治疗药物的百年历史简直是一部大戏）

（5）手术治疗：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 Walter Pories 医生意外发现合并糖尿病的肥胖患者在接受减重手术后，糖尿病病情明显好转。此后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减肥手术能够显著降低糖尿病患者的高血糖，其效果优于传统药物治疗手段，部分患者甚至可以达到完全缓解。此外，患者的体重指数（BMI）、血脂和血压等指标亦得到明显改善。

2009 年，ADA 发表的糖尿病诊疗指南首次将减肥手术纳入治疗方式。2011 年，国际糖尿病联盟（IDF）也发表声明认可减肥手术是治疗 T2DM的措施之一，并建议符合手术条件的患者及早考虑接受手术治疗。2014 年《中国 2 型糖尿病防治指南》将糖尿病患者的减重手术切点放在 BMI >28 kg•m-2，大大扩展了手术治疗糖尿病的适应证。

（6）胰岛移植[季峻松，郭猛，傅志仁，殷浩. 胰岛移植的历史、现状与挑战. 外科理论与实践. 2019，24（1）：88-92]：1966年，Kelly等第一次进行胰腺全器官移植，可有效控制糖尿病。但由于手术要求高、损伤大、费用多，病人接受度低。1969 年，Lacy团队提出，多数1型糖尿病病人胰腺的外分泌功能正常，因此无需做全胰腺移植，提出用胰岛移植来代替胰腺全器官移植的新理念，并很快得到学术界的认可。1972 年，Ballinger等首次报道，将分离获得的正常大鼠胰岛细胞，经腹腔移植给患糖尿病的大鼠，可逆转病鼠的高血糖状态。1974年，Sutherland等实施了世界上第1例人胰岛移植。此后又治疗数例 1型糖尿病并发肾功能减退的病人。虽然均未完全脱离外源性胰岛素，肾功能也未明显改善，但术后胰岛素用量明显减少。此后胰岛移植的实验室科研和临床应用明显增多。1980年，Largiader等首次报道1型糖尿病病人在接受胰岛移植后，完全脱离胰岛素。胰岛移植技术的革新发生于 1989年。Ricordi团队发明的半自动胰岛分离系统，克服胰岛细胞分离和纯化中的技术难题，促进胰岛移植由实验研究进入大规模临床应用。

从1990年至1995年胰岛移植迎来了第1个高潮。这期间全世界共进行 180 例胰岛移植。但文献表明，这些病人在移植后第 1 周内，53%的胰岛有功能，移植后1 年，仅26%的病人有效，而仅7% 的病人可不使用外源性胰岛素。由于移植的胰岛细胞不能长期存活，此后一段时间胰岛移植一直未能推广开展。

一直到 2008年，胰岛移植迎来了第 2个高潮。2014 年，世界移植大会资料显示，目前大部分国际胰岛移植中心的胰岛移植术后 5年无需使用额外胰岛素的病人已超过 50%，部分中心达60%以上。

虽然国内胰岛移植开展一直紧跟国际步伐，但因技术难度大、设备与分离室建设昂贵、团队培养周期长等诸多因素，发展道路充满曲折。2016年，殷浩团队继完成首例上海肾脏联合胰岛移植以来，已完成近 30 例胰岛移植。其中12 例彻底停用胰岛素，7例胰岛素用量减少 50%~90%，1例效果不明显。短期疗效已达到欧美移植中心的水平。

虽然胰岛移植对于糖尿病治疗具有较好的疗效，但目前仍有较多制约因素：①供体器官短缺；②胰腺获取、运输及胰岛细胞分离纯化尚无标准流程；③胰岛细胞早期排异丢失及药物不良反应；④门静脉胰岛移植可能出现术后出血、血管栓塞、门静脉高压症、门静脉周围脂肪变性。

3. 中西医治疗的理念融合

（1）重大疾病攻关需要中西医协作：国际糖尿病联合会（IDF）2019年报告显示，全球成人糖尿病患者人数已达4.63亿（患病率9.3%），推测2030年全球成人糖尿病患者人数将增至5.78亿（+24.8%），2045年高达7亿（+51.2%）。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糖尿病患者人数达到1.164亿，位居全球第一。可见，尽管现代医药在糖尿病治疗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由于治疗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去防控形势并不乐观。中医药治疗虽然也缺乏战胜该病的最终办法，但至少可在两大方面可以助力现代医学。

一是糖尿病前期，又名糖调节受损，是处于正常血糖值与糖尿病高血糖之间的异常阶段[王丽，罗金丽，唐程，朴春丽. 中西医治疗糖尿病前期的研究进展. 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 2021，19（20）：191-194]。这一阶段是糖尿病预防控制的重点和关键期，若早期进行有效干预，则可能延缓甚至逆转糖尿病的发生。目前的防控办法包括生活方式干预、西药治疗（二甲双胍、α-葡萄糖苷酶抑制剂、噻唑烷二酮类、二肽基肽酶Ⅳ（DPP-4）抑制剂、胰高血糖素样肽 -1（GLP-1）受体激动剂等）和中医治疗。后者包括辨证论治、中成药，以及针灸、穴位埋线疗法、五行健身操、体质干预等非药物疗法。

二是糖尿病并发症、合并症的治疗。笔者检索了近几年的医学文献，仅该领域中医药治疗综述类就有20余篇，可见参与程度之深。排除多篇重复内容，设计主要并发症、合并症的综述如下：①时晓明. 糖尿病肾病的中西医治疗研究现状及机理探讨. 内蒙古中医药，2021，40（10）：155-157；②宋宁，唐丽明，袁红霞. 糖尿病胃轻瘫的中医学研究进展. 内蒙古中医药，2021，40（10）：151-153；③柴永馨，温莹，毕爱玲，毕宏生. 糖尿病黄斑水肿的中西医治疗研究进展. 中国中医眼科杂志，2021，31（9）：668-672+679；④郑晓骏，沈乎醒，徐倩，孙心怡，高卫萍. 中西医结合治疗糖尿病性干眼的研究进展. 中国中医眼科杂志，2021，31（9）：677-679；⑤谢莉，肖艳，李君飞. 中西医结合治疗糖尿病合并牙周炎研究进展. 新疆中医药，2021，39（1）：96-98；⑥卢增珍，刘鹏，卢庆威，郭燕玲，周鑫. 中西医结合治疗糖尿病下肢动脉闭塞症的研究进展. 中国中西医结合外科杂志，2021，27（1）：145-148；⑦牛红娟，左祥宇，庞宗然. 2型糖尿病肌少症中西医结合研究进展. 天津中医药，2021，38（1）：131-136；⑧魏军平. 中西医结合防治糖尿病临床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21，41（1）：13-15；⑨朱丽蕊. 糖尿病胃肠神经病变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研究进展中外医学研究，2020，18（11）：183-185；⑩李宪锐，张耀圣，王景尚，丁劲，盛文，商建伟. 糖尿病性勃起功能障碍中西医机理研究及治疗进展. 中国性科学，2020，29（1）：111-115；⑾韩素恒. 中西医结合治疗老年2型糖尿病合并急性脑卒中的研究进展现代养生，2019，（18）：76-77；⑿孙静，刘新明. 中西医结合治疗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研究进展. 糖尿病新世界，2019，22（15）：192-193；⒀郭伟光，薛志敏. 中西医治疗糖尿病足的临床研究进展. 中医药，2019，39（4）：548-550；⒁严诚，杨鸫祥. 中西医结合治疗糖尿病合并骨质疏松症研究进展. 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17，19（12）：97-99；⒂袁玲. 中西医结合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研究进展. 家庭医药，2017，（11）：163-164。

（2）血糖控制的艰巨任务：20世纪40年代，美国的Joslin医生开创性提出：“高血糖是糖尿病血管并发症的罪魁祸首，严格控制血糖有望防止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这一观点在当时并不广为世人接受。

1977年的英国前瞻性糖尿病研究（UKPDS）和1983年美国糖尿病控制与并发症研究（DCCT），回答了关于糖尿病治疗的最核心问题，即强化降糖治疗能够降低糖尿病患者并发症的发生风险。前者，强化治疗组 HbA1c低于一般治疗组0.9% 就带来心肌梗死减少16%、微血管病变减少25%、眼底病变减少21%、微量白蛋白尿减少33% 的惊人效果。后者也证实血糖维持正常可以阻止或延缓 1 型糖尿病微血管并发症发生，使早期眼病、肾病及神经并发症的发生风险降低76%。

但是，2008 年控制糖尿病心血管风险行动研究（ACCORD）发现，强化降糖治疗可增加患者死亡率，但不能显著降低心血管危险，这一结果与之前人们普遍接受的强化降糖治疗有益于控制并发症的传统观念背道而驰。此后的 2 型糖尿病患者大血管和微血管事件作用评估研究（ADVANCE）和美国退伍军人糖尿病研究（VADT）也都未能为降糖治疗与心血管收益正名。

所幸 UKPDS 结束10年后的随访报告再度证明，即使强化治疗组患者的血糖已经升高到对照组水平，但糖尿病相关的所有终点事件依然显著减少，包括心梗发生风险。目前认为，强化降糖治疗的关键在于选择合适人群，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糖尿病强化降糖治疗干预的时间越早，效果越好。

人类认识糖尿病的历史已经超过3000年，但真正有效治疗糖尿病的时间才不过100年；尽管治疗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血糖控制的任务仍然任重道远。目前，疫苗、反义寡核苷酸、肠道菌群调节等糖尿病治疗技术正从实验室走向临床，一大批新靶标药物呼之欲出，但愿人类将迎来糖尿病治疗新的春天。

（3）中医药参与会战的新视角：上述，中医药在糖尿病前期和后期已经有了深度介入，但目前的策略是否完全得当，仍然值得思考。

笔者发现，上述所有研究都是辨证论治，加上中成药、外治法。此外，笔者进一步检索了2020-2021年关于艾滋病免疫功能重建不良、皮肤瘙痒、合并带状疱疹、并发周围神经病变、药物性肝损伤、合并高脂血症、相关焦虑、相关慢性腹泻等8个专题的专家共识[根据十一五-十三五国家传染病重大专项的成果总结：中华中医药学会防治艾滋病分会. 艾滋病免疫功能重建不良中西医协同治疗专家共识. 中医学报，2020，35（2）：281-284；中华中医药学会防治艾滋病分会.艾滋病皮肤瘙痒协同治疗专家共识. 中医学报，2020，35（4）：689-693；中华中医药学会防治艾滋病分会. 艾滋病合并带状疱疹中西医协同治疗专家共识. 中医学报，2020，35（5）：976-979；中华中医药学会防治艾滋病分会. 艾滋病并发周围神经病变中西医协同治疗专家共识. 中医学报，2020，35（6）：1212-1214；中华中医药学会防治艾滋病分会. 艾滋病药物性肝损伤中西医协同治疗专家共识. 中医学报，2020，35（7）：1386-1390；中华中医药学会防治艾滋病分会.艾滋病合并高脂血症中西医协同治疗专家共识. 中医学报，2020，35（8）：1673-1675；中华中医药学会防治艾滋病分会. 艾滋病相关焦虑中西医协同治疗专家共识. 中医学报，2020，35（9）：1889-1892；中华中医药学会防治艾滋病分会.HIV 感染者中西医协同治疗专家共识. 中医学报，2020，35（3）：551-554；中华中医药学会防治艾滋病分会. 艾滋病相关慢性腹泻中西医协同治疗专家共识. 中医学报，2021，36（4）：773-775]，也基本上采用这一模式。笔者感觉，由于国家重大专项立项之前，尚缺乏针对疾病某一环节卓有成效的基础研究成果，导致整个研究处于低水平重复状态。

笔者认为，现代科学讲究实证，要根据临床上遇到的实际情况，使之升华为“科学问题”，然后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例如，辨证论治是张仲景开创、后世长期坚守的临床模式，但经历2000年来的诊疗实践，尤其是实证医学诞生以来，这一模式实际上正在演变成继续进步的桎梏？辨证论治所依赖的“火热论”“肾虚论”“阴虚论”“气阴两虚论”“脾虚论”等病机理论，是一种自然哲学的猜测和臆想，而并非具备实证研究的客观基础。事实上，无论艾滋病还是糖尿病，在现代病理生理学的多个环节上都存在西医治疗的不足之处，这恰恰是中医药努力的方向。因此，必须加强中医药治疗的基础研究，疗效要建立在严谨的数据之上，不是泛泛的、模糊的辨证论治。笔者[聂广.从“分型辨证”到“分期辨证”——中西医结合传染病诊疗模式的推陈出新.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18，38（12）：1501-1506]曾经采用西医的疾病概念以及临床过程的演变，探索病理生理学基础上的分期辨证，期望革新目前的分型辨证模式。在此基础上，笔者撰写了《传染病辨证体系规范化实践》，该书2020年11月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对肝炎、流感、手足口病等主要多发传染病的证候模型、传变模式、分型辨证等方面进行探讨，并构建传染病分期辨证的模型，同时附有大量的临床应用实例，旨在形成从“经验”到“证据”的转变，以及从经验医学到转化医学的转变。进一步的想法，后文将继续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