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泰勒与《原始社会》

泰勒（Sir Edward Burnett Tylor，1832-1917）出生于伦敦一个富有的贵格会教徒家庭，但自己却是非宗教的立场。在他的著作中，自始至终都呈现出一种对传统基督教信仰和仪式（特别是罗马天主教）的强烈反感。在他看来，宗教这种思维模式适合于人们对自然相对无知的时代，而随着人类理性的发展，文明已经进化到一个更高级的阶段，科学的思考方式已经被人广为接受，因此也就不再需要对事物的这种“幼稚”的解释了。

有趣的是，泰勒没有上过大学，但却成为大学讲坛上讲授人类学的第一人，并被牛津大学聘任为学科史上第一个人类学教授，还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在其名著《原始文化》（1871年）中，他首次为“文化”下定义，指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是一个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在这个关于文化的经典定义之外，泰勒对人类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其系统的研究方法，如比较法、残存法和统计法。

残存或遗存（survival）这一概念在泰勒的理论中扮演着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这与泰勒的社会进化观紧密相关。泰勒认为，文化的演进主要表现在“理性的进步”，文明和野蛮的差别就在于文明人已经进化到了屏除迷信习俗，转而依据科学或理性的原则。他指出，残存是仪式、习俗、观点等，它们被习惯势力从它们所属的社会阶段带入到一个新的社会阶段，于是成为这个新文化由之进化而来的较古老文化的证据和实例。这样，通过分析和研究作为文化的历史证据的这些残存，就可以追溯发展的历史，从而重建文化的演进过程。

他认为，“现实中残存着无意义的习惯，它们在当时曾经具有实用意义，至少为了礼仪性的目的而曾为人们遵守，但当它被移植到新的社会后，由于完全丧失了其原先的意义，于是就成了无聊的旧习……可是根据这种或那种习惯的原来所拥有的、但在今天已经丧失了的意义，我们能够解释用其他方法所不能洞察其意的、一直被认为是完全不可思议的诸习惯。”

他主要关注原始宗教，并提出万物有灵论或泛灵论（animism）。他指出万物有灵论的两个基本信条：一是相信所有生物的灵魂在肉体死亡或消失之后能够继续存在；二是相信各种神灵可以影响和控制物质世界和人的今生来世。同时神灵和人是相通的，人的行为会引起神灵的高兴或不悦。泰勒认为万物有灵论是宗教的最初形式，并据此构建了其进化图式的宗教发展史。先民们开始是对人的灵魂的信仰，后来延伸到动物、植物以及高山、大河等无生命的物体，形成泛灵信仰。之后，泛灵信仰发展为祖先崇拜（包括图腾崇拜），然后再到精灵崇拜，再到多神崇拜，最后发展为一神崇拜的进程。

泰勒对于宗教研究的落脚点在于探讨“文化的科学”，也就是他所倡导的人类学，或者被其他人称为“泰勒先生的科学”。泰勒始终将宗教看作人类文化的一部分，而要认识宗教，必须要了解人类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所组成的复杂网络。对万物有灵论的探讨则是要揭示人类文化的由低到高，由简单到复杂到的演进历程。显然，泰勒试图要回答的是“宗教的起源”这个由缪勒（Max Muller）提出的问题，而且其切入点是其历史的起源，而不是弗洛伊德和涂尔干所关注的心理或社会的起源。

以泰勒和摩尔根为代表的进化论人类学在认识人性和文化方面做的独特贡献包括：首先，他们让有关人类起源的研究开始走向科学化，即运用一些系统性的方法，而不再一味地依赖某种理论或宗教传统的独断之见。其次，他们在先天遗传的生物特征与后天学习的社会行为之间做了一个明晰的区分，而这就很好地回答了人类学研究长久以来的一个主要争论：“为什么人类看似相似，但表现的行为却大相迳庭？”

但是，进化论人类学在方法论上存在缺陷。这与它所主要关注的起源问题的性质有关，因为其中许多命题都属于思辨范畴。另外，它在材料上不够充分和扎实，并且在取舍上过于简单。不过，后代学者批评最多的主要在另外两个方面。一是他倾向于任意拆分文化特质，用来组装宏观理论模式，或者说是过分追求通则，而不顾文化的整体性；其二，他在论述文化问题时，往往由于材料不足而借助逻辑推理，或者干脆简化到生物和心理等经验层次去寻求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