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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类学的大师们(1)

已有 1569 次阅读 2021-8-4 16:23 |个人分类:读书笔记|系统分类:海外观察

这里,我们简要介绍与文化起源研究相关的人类学家及其业绩(主要资料来源于《中国民族报》),虽然占了一定的篇幅,但他们的学说对理解全书有重要意义。因为,我们处在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阶段,各种文化都有它们存在的空间及其局限性,需要文化人类学这样的豁达和宽容,才能客观地实事求是地理解我们的时代以及这个时代的各种思潮。

1. 摩尔根与《古代社会》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1818年11月21日-1881年12月17日),出生于纽约州奥罗拉,是美国著名的民族学家、人类学家,从家乡的易洛魁人开始,推而广之,深入研究了原始社会人类的社会制度、姻亲制度、氏族制度。1851年出版的《易洛魁联盟》是世界上最早的印第安人民族学著作。他的最重要的学术著作《古代社会》于1877年出版,在此书中,指出氏族是原始社会的基本细胞,继而提出原始的母权制氏族是一切文明民族的父权制氏族以前的阶段。

摩尔根出生在纽约州奥罗拉城附近的一个农庄,1840年以十分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罗彻斯特联合学院,以后就在罗彻斯特开设律师事务所,以律师为职业,直到逝世。他勤奋好学,富有演说天才,还在青年时代,就对研究印第安人社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摩尔根偶然遇到易洛魁部落联盟塞奈卡部落一个首领的儿子、印第安青年帕克,由帕克引见,他结识了部落的首领们,从而能够直接了解印第安人社会内部的情况和他们的斗争史,接触到了印第安人的现实问题。

那时,美国政府正利用各种手段侵占印第安人的土地。一家叫奥格登的地产公司诱使塞奈卡部落的首领们签订了出卖土地的条约,驱迫印第安人迁徙到中西部贫瘠的保留地上去。易洛魁人为争取生存的权利,进行着顽强的斗争。摩尔根在家乡的青年中组织了一个研究印第安人的学会——“大易洛魁社”,他们筹款并协助印第安人去华盛顿,向国会和总统要求废除条约。摩尔根怀着使印第安人成为美利坚民族的平等成员的真诚愿望,为他们努力奔走。后来,印第安人终于得到允许把被剥夺的土地买回来。

1846年10月底,摩尔根和他的两个朋友一起访问易洛魁塞奈卡部落。由于他们的坚决请求,被塞奈卡部落鹰氏族接纳为氏族成员,成为该氏族的养子。从此,摩尔根经常访问易洛魁人住地,不仅详细地调查了易洛魁人氏族、胞族、部落和部落联盟的结构、经济和社会生活,而且以鹰氏族成员的身份了解到那些从不向外透露的最秘密的习俗和仪式。几年间,他获得了大量关于印第安人的知识,不知疲倦地写了一篇又一篇论述印第安人的文章。在这个基础上,1851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巨著《易洛魁联盟》。这本书追溯了易洛魁人的历史,详细地描述了他们的宗教、社会组织、家庭、习俗、经济、语言,最后以讨论印第安人的命运而结束。全书以联盟的内部组织结构为主题,全面地描写了印第安人的单纯质朴的原始氏族社会,而与先前有些人的浸透了殖民者的反动观点和偏见的作品形成了鲜明对比。

《易洛魁联盟》出版的1851年,摩尔根和他的表亲结了婚。此后5年,他暂时中断了对印第安人的研究,把全部精力放在律师业务上。但是,他始终忘不了印第安人,从1857年起,他抑止不住地继续研究。摩尔根早就注意到,易洛魁人的亲属制度同他们实际的家庭关系相矛盾。比如,对自己的父亲和他的兄弟都称父亲,对自己的母亲和她的姊妹都称母亲,等等。他要寻求其中的规律,找出正确的答案。他调查了苏兹、鄂吉布瓦等部落的亲属称谓,又通过传教士和旅行家们得到了美国西部、加拿大以及美洲的一些印第安部落和阿拉斯加的爱斯基摩人的资料,发现易洛魁人的亲属制度不是孤立的现象。他逐渐形成了这样的设想:易洛魁人那一套亲属制度,也同样存在于美洲的其他印第安部落中,他们有共同的来源,可能来自亚洲。如果在亚洲的土著民族中找到与印第安人相同的亲属制度,那就可以证实这个论点了。为此他进行了长期的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

从1859年起,一连4年,每年夏天摩尔根都到印第安人地区去调查。通过4次调查,他不仅研究了印第安人的亲属制度和社会结构,同时也对许多部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了广泛的考察。这是摩尔根日后许多卓越发现的事实基础。在各个保留地,摩尔根目睹印第安人的悲惨境遇,对资本主义殖民政策给印第安人造成的灾难深感气愤。后来他给亚伯拉罕·林肯总统和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总统写信,提出了修改印第安人政策、改善他们的境遇的建议,但是没有结果。在旅行中,他记下了大量的调查笔记。1859年美国出版的《摩尔根印第安日志(1859-1862年)》就是这4次旅行考察的记载。

摩尔根是一个忠实的科学调查工作者,他尊重客观事实、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他对于调查对象提供的资料,很注意分清哪些是亲身经历的第一手资料,哪些是道听途说的。他不满足于听,而是更注重直接观察。他所描写的印第安人习俗、仪式以至游戏,大都是他亲眼看到的真实情况。经过长期的实地调查的严格锻炼,摩尔根有一种敏锐的观察力和准确的判断力。那些反对他的人总是想方设法找他的错,特别要找他的调查事实的错误,但事实最终证明错的正是他们自己而不是摩尔根。

除了实地调查之外,摩尔根还使用一种独特的调查方法。他精心设计了一份详细的调查表格寄往世界各地,通过美国驻世界各地的使馆、传教士和有关的人,对当地的民族进行调查。这个范围广阔的调查历时10年之久,为摩尔根提供了大量的丰富资料。随着资料的积累,问题日益明确起来,不寻常的发现常常使摩尔根处于极度兴奋之中。他有时甚至关闭了律师事务所,着迷地埋头研究他要解决的问题。

通过各种方式的调查,摩尔根掌握了世界民族中的近200种亲属制度资料。他在自己的有大量藏书的图书室里,夜以继日地伏案写作。1865年完成了他的第二部重要著作《人类家族的血亲和姻亲制度》(1871年出版)。摩尔根对亲属制度的研究,本来是打算解决印第安人的来源问题,研究结果却使他取得了比原来的设想大得多的成就。关于人类家庭的历史,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还没有人研究。1861年巴苛芬出版的《母权论》已提出了人类由杂交发展到一夫一妻制,原始时代早期是母权制的看法,但他没有明确地表述。摩尔根在自己的书中用大量的新的材料,系统地提出了家庭进化的理论。他认为,人类是从杂交状态经过群婚的各个阶段和不同形式,又通过对偶婚阶段才达到阶级社会的一夫一妻制。这就彻底地推翻了先前的历史学家们主张的,家庭始终是社会的细胞、一夫一妻制个体家庭自古以来就存在的理论。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由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859)的发表,人们试图用进化论来解释社会。起初,摩尔根倾向于物种不变的观点,经过长期的科学研究,特别是在原始社会领域的深入研究之后,他完全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并进一步提出人类社会进化的学说。为了研究社会进化,摩尔根对海狸的活动进行了研究。一连几个夏天,在密执安半岛的森林和沼泽地带,长时间地观察海狸是怎样协力筑堰造巢的。1868年出版了《美洲海狸及其活动》一书。他把海狸筑堰造巢的活动和人类最原始的发明相比较,研究人类和动物的区别,并提出人类从动物分化出来但又不是截然区别于动物的看法。

六十年代末,摩尔根当选为州议员。他向议会提出增加印第安人教育经费等建议,为印第安人递交各种抗议书。

1870年6月,摩尔根偕同妻子、儿子去欧洲,作了一次14个月的长途旅行。他白天不知疲倦地参观古迹,晚上长时间地作笔记、写文章。美国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出版的《摩尔根欧洲旅行日记选》是其中的部分记录。在这次旅行中,摩尔根见到了当时欧洲的一些知名学者。在伦敦他愉快地会见了达尔文,还见到了赫胥黎和著名的同行们,如亨利·梅因、麦克伦南和拉伯克等。后二者在几年之后,对摩尔根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摩尔根到达巴黎时,适逢巴黎公社起义失败之后不久,街头上的革命标语、枪弹炮火的痕迹给了他深刻的印象。他对公社社员的英勇斗争深表同情。

1871至1877年,摩尔根专心撰写他毕生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古代社会》,并为此发表了一系列准备性的论文。《古代社会》于1877年出版。这本书研究了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从四个方面说明人类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踏进文明的门槛。

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人们对原始社会的社会组织几乎一无所知,流行着各种错误的理论。摩尔根通过研究易洛魁人和其他印第安部落、希腊、罗马的上古史以及其他民族的氏族组织,揭示出氏族的本质,指出氏族是原始社会的基本细胞,是没有阶级和国家的原始时代的社会组织。摩尔根所提出的关于氏族制度的学说,为研究原始社会的历史奠定了基础。摩尔根在印第安人中进行的实地调查,以及从世界各民族中搜集到的亲属制度资料,使他能够确定母系氏族先于父系氏族。恩格斯对此给予高度的评价,指出摩尔根“确定原始的母权制氏族是一切文明民族的父权制氏族以前的阶段这个重新发现,对于原始历史所具有的意义,正如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对于生物学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一样”。

摩尔根晚年的健康情况欠佳,但在1878年夏季还由侄子陪同,到科罗拉多和新墨西哥州去作了一次短期旅行,考察了一些考古遗址,访问了印第安人的村落。那些闪耀着远古时代的光辉的遗迹引起了摩尔根的极大兴趣,点燃着这个年迈体弱的学者的新的生命。他写了最后一部著作《美洲土著居民的住房和居住生活》,在1881年出版。书中系统地描写了印第安人住房的发展过程,把这个过程和他们的社会发展联系起来。

长时期的野外调查、刻苦探究和辛勤撰写,使摩尔根的神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他忍受着疾病的折磨,在书房里度过最后的岁月,于1881年12月17日逝世。终年63岁。

《古代社会》(英文名:Ancient Society) 的副题为“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的研究”。原著为英文,多次重版,并被译成多种文字,中国从20世纪20年代起曾多次翻译出版。

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对人类社会早期获取食物的状况,以及获取食物与人类社会发展关系等问题有过精彩的论述,他认为:“人类能不能征服地球,完全取决于他们的生产技术之巧拙。在所有的生物中,只有人类才能说对食物的生产取得了绝对的控制权;但在最早的时候,人类在这方面也并不比其他动物高明。假如不扩大生活资料的基础,人类就不可能繁殖到那些不出产原有食物的外地去,更不可能最后繁殖遍于全球;归根到底,假如人类对食物的品种和数量不能绝对掌握,就不可能繁衍为许多人口稠密的民族。因此,人类进步过程中每一个重要的新纪元大概多少都与生活资源的扩大有着相应一致的关系。”摩尔根认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顺序相承的5种生存技术是:天然食物,鱼类食物,淀粉食物,肉类和乳类食物以及通过田野获得的无穷食物。摩尔根在此书中进一步发挥了《人类家族的血亲和姻亲制度》(1871)一书中提出的家庭进化理论,并全面阐述了人类社会从低级发展到高级阶段的进化学说。

全书分四编。第一编“各种发明和发现所体现的智力发展”,概括地叙述了人类经济文化的发展,认为人类遵循大体一致的途径前进,从阶梯的底层开始,不断进步,登上文明门槛。他根据生活资料生产的进步,把原始时代分为蒙昧、野蛮时代,又各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阶段,每个阶段以发明发现为主要标志,阶级社会归入文明时代。实际上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作为分期的基础,认为生产力是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因素。

第二编“政治观念的发展”,指出人类社会有两种组织方式,原始时代是以氏族、部落为基础的氏族制度社会组织(见原始公社制),文明时代的阶级社会是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的政治社会即国家,认为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途径。摩尔根用大量的资料详细地叙述了氏族组织的发展过程;论证了原始时代氏族制度存在的普遍性,氏族是当时社会制度的基本组织单位;阐明了氏族的本质。北美易洛魁人的母系氏族制,世系和财产由女性继承,有一套包括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的社会组织,按原始的民主制组成,各层组织都有自己的职能。他认为氏族出现时人类处于群婚状态,只能按母方识别世系,因而最早的氏族必然是母系制(见母系氏族制)。欧洲人到美洲时,印第安人大多已组成母系氏族,部分为父系氏族(见父系氏族制),少数部落的氏族制已解体。他描绘了荷马时代希腊人以及古代罗马人的父系氏族制,指出氏族是从母系制发展为父系制的,促成这一转变的动力是私有财产的出现,父亲要把财产传给自己的亲生子女。摩尔根以历史事实阐明,氏族制度发展的结果,必然由于私有财产和阶级的出现而产生它的对立物──国家。他以雅典人和罗马人为例,探讨了国家产生的历史过程。在雅典,经过几次政治改革,历时数世纪才使氏族制度彻底消亡,形成了雅典国家。罗马国家是在平民与贵族斗争中摧毁了氏族组织而建立起来的。

第三编“家族观念的发展”,从研究各民族的亲属制度入手,探讨了家庭婚姻的历史。他认为亲属制度以婚姻、家庭形态为基础,马来亚式、土兰尼亚-加诺万尼亚式和雅利安式三种顺序发展的亲属制,反映了与此相应的婚姻、家庭发展序列。人类自脱离了原始杂交状态之后,经历了顺序相承的婚姻、家庭形态:血缘(婚)家庭、普那路亚(婚)家庭、对偶(婚)家庭、父权制家庭(特殊形态)和一夫一妻制家庭。介于群婚制和一夫一妻制之间的对偶家庭和父权制家庭未能产生新的亲属制度。普那路亚婚和级别婚都是氏族产生的根源,而氏族组织又使通婚的群缩小从而形成对偶婚。他把家庭婚姻的发展阶段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相联系,认为共产制的生活方式同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和对偶家庭相适应,一夫一妻制是由于私有财产的出现和继承财产的需要而确立的。摩尔根的家庭史研究,批判和推翻了主张家庭是社会的原始细胞、父权制家庭是最古老的家庭的“父权论”。

第四编“财产观念的发展”,阐明了历史上存在的两种财产所有制,即公有制和私有制,以及前者向后者的转变。摩尔根指出,是私有财产导致奴隶制和国家的产生。最后他谈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之后的未来社会“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

本书出版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以原始社会历史研究的具体资料,丰富和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因而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高度重视和评价。为此,马克思写了详细的摘要和批语(见《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执行马克思的遗言,就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的。他赞扬“摩尔根在他自己的研究领域内独立地重新发现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还对现代社会提出了直接的共产主义的要求”。

本书出版初期,在美国也曾大受赞扬。后来长期受到攻击和批判。历史学派和传播学派等公开提出以摩尔根的学说为主要批判对象,美国民族学家R.H.罗维的《原始社会》(1920)一书就是专为反对《古代社会》而写的。近30年来,西方民族学者重新评价摩尔根和他的著作,人们逐渐承认发展的观念,《古代社会》一再重版。

这本书在经济论证方面不够。由于新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和新见解,动摇或推翻了其中的一些论点和假设,如关于原始社会分期和家庭形态的发展等问题,研究者们提出了修正意见。但这本书为原始历史研究所建立的系统以及它的基本原理仍然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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