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世界来到了多元文化交汇的时代，我们不能因为科学文化的进步而忘记先民们在蒙昧时代所做的种种努力，尽管是那样的幼稚可笑，但我们必须怀着十二万分的恭敬来看待那样的探索。

（1）19世纪晚期：人类学的研究中以直线连续性的历史发展概念占主导作用，认为所有人类群体都经过文化演进（cultural evolution）的各个特定阶段，自“蛮荒阶段”（savagery）到“野蛮阶段”（barbarism），最后达到“文明阶段”，亦即西欧人的状态。

（2）20世纪初期：那种西欧、北美早期人类学者的强烈文化偏见逐渐被抛弃，而选择了一种更富于多元论和相对论色彩的观点，把每种人类文化都看作一项独特的产物，是由自然环境、文化接触以及其他各种因素所制约的。由这种研究方向便引出一些新的侧重点，即特定文化环境中有关人类行为和社会组织的实验数据、实地考察、确切证据等等（参阅人种志“ethnography”条）。采用这种研究方法的第一位学者是德国出生的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Franz Boas，1858-1942年），被学术界公认为人类学研究领域文化史学派的奠基人。博厄斯及其追随者——著名者有潘乃德（Ruth Benedict）、米德（Margaret Mead）、萨丕尔（Edward Sapir），支配20世纪的美国人类学界达数十年之久。文化史学派对于文化资料采取功能主义的研究方法，力图在某一特定文化的诸种不同图案、特征及风习之间，找出一个统一的表现方式。

在法国则有莫斯（Marcel Mauss）创办巴黎大学人种学研究所，把人类各个社会作为各个全面而完整的体制进行研究，认为这些社会都以保持其体制之完整性的种种方法，实行自我调节以适应变化中的世界。莫斯对一些观点各异的学者影响颇大，其中有法国的李维-史陀（Claude Levi-Strauss）、英国的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和芮德克利夫-布朗（A.R.Radcliffe-Brown）等人。其后马林诺夫斯基进一步发展一种严密的功能主义研究方法，而芮德克利夫-布朗和李维-史陀则提出了结构主义研究方面的各项原则。功能论者强调，分析社会各种现象的唯一有效方法是解释这些现象在一个社会中所显示的功能。相形之下，结构论者则力求论证特定诸文化中那种处于各种社会现象背后的体系或结构，因为一个社会的普通成员，往往透过使用各种语言和符号而对该体系仅仅保着著一种模糊的意识。

（3）1930年代：潘乃德对美国西南部印第安诸部落的研究，催生了文化人类学一个分支学科的诞生，即文化心理学。潘乃德提出，各种文化在其缓慢发展中都会对其成员强加一种独特的"心理趋向"作用，使他们在解释现实时都要沿着该文化所确定的方向来做，对于环境诸因素则不予理会。这种文化和人的个性之间的相互关系，便成为广泛研究的课题，而此种相互关系，既可以在传统社会的文化价值体系中找出例证，也可以从现代社会的文化价值体系中得到验证。文化人类学者们透过实地考察，提出了许多研究成果，如家庭生活及其结构、婚姻、血族关系及地方群体、魔法及巫术等。

（4）20世纪后期：在20世纪后期，血族关系的研究仍为一中心课题，而当研究者们从人类学的角度出发来调查研究不同社会的政治及法律制度时，社会地位和权力的问题就引起了人们更多关注。同时，他们对于宗教概念及礼仪等方面也开始认真思考。研究兴趣也从多年深入研究的非洲诸民族，转向了印度、东南亚、拉丁美洲以及太平洋诸岛的居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间，由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开始了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各种项目，有关社会变化的分析便成为一个突出的研究领域。自那时起，电脑的应用已使大量数据之广泛使用成为可能。在家庭及家族关系、婚姻、离异现象以及在经济交往的研究中，都因电脑的应用而效果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