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简介赵洪钧（1945-）的《中西医比较热病学史》（以下简称《热病学史》）。

本书共分八节，中间穿插三则附录。首节阐述本书的写作动机与目的。赵洪钧一贯针砭大陆中医界（亦含医史界）。他忧心目前中医所培养的人才临床水平太低，能看病的为数太少，多数人只长于做文献医史工作。因此，作者欲从比较中西热病学史角度触发同道在临床诊治热病时的辨识敏锐度，比较的基础则是临床上的“实用效果”。若从这层意义申论之，本书是“当代实用比较热病学理论探索”。其次，赵洪钧界定“热病”基本上等同与传染病和感染性疾病。就中医的术语论之，“热病”的范围与“外感”略同，是以发热最主要、最常见症状的疾病总称，许多的独立病名，如霍乱、疟等，视之为“热病”亦无不妥；就西医的立场观之，绝大多数传染病均有发热的症状，其他的非传染性疾病有时也会伴随发热反应。[1]作者欲以“热病”串起中国传统医籍中，对于以发热为主要症状的诸多讨论。并列举四本西方著名医典中的“热病”择要比较。[2]换言之,作者关怀的视界拉长至中医全史。

第二节作者概略地介绍《内经》中涉及热病的相关条文．包括病因、辨证及治疗方式等。他认为《内经》的核心思想是法自然，即顺应四时，外感疾病（即人与环境、四时的互动而染上疾病），乃成为《内经》关注的焦点。赵氏并以此解释中医理论体系中，何以外感学说较伤寒为早。不过因《内经》中热病的病因，病名不统一、欲名正言顺之，应加以阐明热的总定义及各部分定义，探求其病因和临床表现特点。《难经》的出现，正逐步地填补热病病名此一晦暗不明处，把中风、伤寒、湿温、热病、温病统称为伤寒，将广义的热病概称为伤寒，寒邪的地位更加提升。作者直言《难经》发明了风寒暑湿皆从寒化而伤人，故一切热病均概称伤寒，此后乃有《伤寒论》出现。

本书第三节的重心在中医临床理论的奠基之作——《伤寒论》。东汉末年张仲景（150-219）所着的《伤寒论》，在北宋林亿等人衔命校订、刊刻付梓前，传本极为有限，[3]其备受尊崇的地位大抵始于宋代以降。作者认为《伤寒论》之所以被冷落了八九百年，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该书在理论上突破太大，一时难以为众人理解。当然，张氏并末将前人主张的热病病因全盘否定，尤重四大病因中的风寒，且重寒甚于风，故以伤寒名。《伤寒论》乃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加上其临床经验，而成。至于在诊法、治疗上，不见其因袭《内经》、《难经》二书，亦不受五行说的束缚，无论在内伤外感、热病杂病均无所不适。

有趣的是赵氏认为凡张仲景照搬《内经》热病理论之处，大多不通，而后世注解伤寒者，欲从《内经》、《难经》窥仲景之意，便可能出现谬误。撇开二经，实事求是，方能通仲景之意。作者强调在仲景时代，所归纳的热病规律，不可能全部抛弃《内经》既有的理论，只是当《内经》的六经框架容不下仲景临床观察、诊治的事实时，因此仲景便对旧有的框架大胆地突破、改造之，如以《伤寒论》中病程传变的六经来看，其六经仅有《素问》六经之名，却无《素问》之实，也非经脉之经，亦与脏腑无涉。[4]

作者在第三节之后的两则附录中，分别提供了《伤寒论》的自学笔记及《伤寒论》死症中西医结合研究的看法。第四节则概述魏晋至隋唐之间热病学的发展。此时期热病学的进步与特色主要是出现了不少新方剂，但是对仲景体系的冲击不大，因为这时期，仲景的影响力不大。当时的经方医大多只采用仲景少数方子，多数是按照自己所持的经验方。做这个推测六朝隋唐医家或是尊古之风不盛、不安于旧志，但其积极探索的精神值得称许。因此，凡能独立出来的热病，如霍乱、虐、痢等，治疗水平超出仲景时代。不过作者仍坚持“伤寒仍须最终回到仲景六经辨证体系上来。究其原因，仍然是他们还不可能认识导致伤寒的各种特殊病因，六经体系仍是指导治疗的最佳理论”。例如，作者便批评王焘（670—755）的《外台秘要》是热病理论发展的大倒退。作者深觉“医学文献整理者，倘无足够临床经验，极易崇古，适足愈整愈乱，或可订正字句，于理论发展无补。”再者，作者赞扬王叔和（201—280）《脉经》以法类证，便于翻查处方，切合临床实用。从赵氏对人物的褒贬中，可以看出他重临床和理论发展逻辑的立场。

第五节作者归纳宋代热病学有三项特色，一是宋政府大规模地校订、刊行医书，对医学文献的整理及保存功劳甚大；二是局方的颁行和推广，加上官办药局制度，两者相辅相成，其具有法律施行、保障的意义，使得多数医家遵循之；三是运气学说受官方保护，医家受到官方颁行运历的约束，对于热病学的影响尤大。

作者认为宋代《伤寒论》研究虽有相当的影响，但仲景诊治的方法并未支配宋代热病学，即使是治伤寒也不常沿用《伤寒论》方，而是多用局方。何以宋代的热病学会深受局方的左右？作者推测宋代医家并不十分崇拜张仲景，那时仍是蒐集整理医籍的时代，校订医书著眼于整理典籍，无暇深入研究，更无以《伤寒论》统帅各方书的意思。两宋重视编撰本草书，医家以创新方药为主，对理论革新，著力不多。作者亦认为两宋热病学理论发展的迟滞，应该归罪于运气学说的桎梏。金元医家的争鸣，亦与此相关。河间学派基本上肯定运气学说，易水学派基本上是否定，这种分歧直接影响了他们对热病学的研究。

金元各大学派，其后人至明清仍立书争执不休，一直到了明代吴有性（1587—1657）《瘟疫论》出现，划时代的戾气说稍稍撼动了中医热病学，颇有将其推向一举突破六淫治病说束缚的临界点的气势，可惜后继无力，无法另起局势。在本书第六节引言，作者感叹“不曾空绝依傍，全无旧说痕迹，然吴氏论热病实可比踪仲圣，洵非虚誉，温病能独立于伤寒，成中医热病学一大支派，至《瘟疫论》出方成定局”。又言“《瘟疫论》完全打破了自《内经》以来的热病病因说，戾气说之完善又几乎具备了微生物病因说的全部要点，实为空前的天才创见、戾气说和微生物病因说之间只差实验验证小小一步，惜乎后人终未能完成。”但温病学派其发展末流大违吴有性的用心，极力向古经靠拢，以至于形成现今温病学家遵循的《温病条辨》体系，这种退化令人惊骇。

第七节中作者泰半转引后摘述四部医典来介绍一八六0年前西医热病学发展，举凡症状的描述、治疗方式病因病理学说等均有之，惟比重稍不一致。最后一节则是作者对比较热病学史的反思，他认为古代的热病理论或许没有比吴有性的戾气说更足以启发医家研究微观世界的动机了，但吴氏之后，由于传统理论的严重惰性不仅未向这一标的靠近，反而形成了比伤寒学说更接近《内经》体系的温病理论，而在吴有性之后的温病学家，却再无张仲景那种有突破旧说的胆识。若欲根除中医体系之弊，作者深觉需要改革之处仍不少。

赵洪钧原意将内容编排以中医为经、西医为纬，纵览全书后，笔者认为或许以热病学为经，伤寒为纬称之更贴切吧！作者的研究取径（向），有几点值得进一步讨论之：

其一、作者未细分“热病”与外感病、伤寒、温病等名称定义的差异，容易让读者产生混淆，且其行文分解似乎无法凸显“热病”发展史各阶段的转折与特色。

其二、作者用来评断比较热病的标准虽设定为“实用效果”，但除了谈及独立出来的热病数量增多，可供医家作为临床诊治辨别的参考外，并未看到作者提出更多的线索来论述其实用性，反倒是医籍中热病理论彼此间因袭的关系占去了较多篇幅。又，作者既然以疗效做为中西医热病学评比的标准，却未将近现代西方的细菌学作为一概略介绍。

其三、关于热病的诊治上，作者较关注的重点是医家在临床上对于症状的细腻观察、病名与症候的特异性等等，对于用药的特色与转折，未进一步加以探索、追究[5]，此外，作者仅在第二节提到较多不同的治法，《内经》时代治热病以针灸为主，《伤寒论》则以药物治疗，不论是针刺法或是药物治疗，热病的预后同汗后症状是否跟著缓解关系极大，治热病首重恰当地使用汗法。换言之，以发汗来泄热的想法并没有改变，放弃针刺而改采药物，只为了寻求更加的疗效吗？又，一种疗法被放弃之不用，是否单纯地因为其疗效不佳吗？对照西方医学直到十八世纪，其基本的疗法仍不脱放血、发疱、通便、催吐、发汗等，亦知使用植物药来抑制发热，目的是为了恢复体液的平衡或是清除体内的腐败或致病的体液。大量放血在当时仍是西医的疗法之一，在中医却早已淘汰，作者在关于临床实际治疗的方式这部分讨论较少，因此无法提供进一步比较资料。

另外，即使作者自承因为受限于各种因素无法取得西方的医典，但既名为中西医的热病学比较史，书中拿来比较的中西医典籍量过于悬殊，所占篇幅的比例上亦不均。所引的四本医籍《希波克拉底全集》、《盖伦全集》、《阿维森纳医典》、《内科新说》在西方医学史虽具有较高的地位，但我们无法看出之间承继关系或相互影响，更看不出孕育这些理论的学术环境、背景，实乃有违作者中医热病学发展并列的初衷，西方热病学发展史在比较条件不明下割裂的，亦显杂乱。

最后，从赵洪钧的讨论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不论他谈的医学理论，或是临床经验，他总是以现代西方医学的眼光或标准来评价中医。例如赵氏从近代西医发展体系中的微生物学、细菌学的观点去看吴有性的戾气说，并慨叹其仅差一步即可直抵微观世界。事实上，若吴有性提出类似细菌学或微生物的微观体系理论，也未必等同于西医的发展，从此殊途同归，在中医的体系里，未必因此而取得更佳的疗效。再则，强以按图索骥、对号入座的方式将戾气说比拟为接近西方的细菌学或致病因素，未将吴有性身处的知识源头、学术氛围及时代环境考虑其中，似乎也不甚妥当。

戾气说之说以是中医外感病因的重大飞跃，即在于它启发人们跳出气候变化认识各种特殊病因。但如同西方微生物病因学的建立，其并非是西方医学自身的突变，与医学无涉的微生物研究已有三百年以上的历史，发现微生物之所以致病和免疫的观念都已经由其他学科提供了充分条件。至于微观世界能否孕育、共生、存在于中医发展的脉络，这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即使中医在取得病因（细菌、微生物）的突破后，中医体系会有本质的改变吗？除了病因认知的突破外，如诸多工具，仪器亦须同步进展。微生物学的突破只是西医其中一项技术的飞跃，依旧需要其他条件的配合。

另外，作者认为中医欠缺了如西方医学免疫现象的微观认识，只能集中力量发掘疗法，或许中医永远瞠乎其后，但是作者曾经比较中西医在临床表现上的特性与治疗原则，他认为西医视病侧重特异的临床表现，用意在于以特异的病因决定临床表现，中医视热病侧重非特异临床表现，其辨证原则基于各种病因与机体相互作用多可呈现几组类似症候群，西医治热病，特重发现特效药来直捣病因，中药则著重调整机体反应状态以利驱邪。倘若将细菌学殖入中医理论体系中，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呢？作者并没有预设出任何答案。

又，由于作者将本书定位于临床医史著作，著眼于实用效果，反倒忽略了将中医术语“外感病”与“热病”之间的先行区分，而热病究竟是“病（名）”、是“证”，亦或是两种性质兼有之？缺少了系统化、清晰的比较脉络，在章节安排与其连贯上，便显得较不协调，其划归、标示热病学各阶段发展的立论准绳则稍嫌模糊（虽以时代划分，却未明言以何为据），无法凸显出各阶段热病学的特色。

尽管如此，作者以单一中医术语切入来纵论剖析中医全史的气势，字里行间透露出其对典籍的深度思路及细腻之处，若跟随著其踪迹翻阅细读中医经典，从中所得到的收获可能超乎预期的。

注释

[1]发热（发烧）的症状在西方医学发展的脉络也有诸多的理解与诠释，有人认为这是机体在对付病原体侵袭或病原体自卫时会出现发热的反应，它不是疾病的症候，而是抗拒疾病的症候。发烧的现象不构成发热运动的本质，它不过是最表面、最短暂的登峰造极时刻，物理机械如温度等计所能测出的只不过是热的强度。同样的发烧现象背后，各种热病具有自己的特性。关于热病相关的讨论，参见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著，刘北成译，《临床医学的诞生》（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页195—217。

[2]这四本西方医典是《希波克拉底全集》、《盖伦全集》、《阿维森纳医典》、《内科新说》。

[3]关于伤寒论传本的讨论，请参见钱超尘《伤寒论文献通考》（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

[4]作者认为《素问》的六经体系只有理论上的价值，是一种假说，这一理论只有经过临床验证并大幅修改后，才能形成今日《伤寒论》的六经体系学说。

[5]曹东义先生则从用药上取径，来划分热病学说的演变，“《内经》热病、张仲景论伤寒，后世述温病，其症候并无本质区别，治当同法；病因之寒温，缘于古今医家的不同认识，不能以此作为区别伤寒与温病的依据。寒温之争，其关键在于表证治法的差异；辛温发汗到辛凉解表，体现了外感热病治疗的进步”。参见曹东义，《外感热病学说的演变》，《中华医史杂志》18.4（1988）：217

资料来源：吴佩蓉. 评赵洪钧著《中西医比较热病学史》新史学. 2003,14（4）：195-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