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国时期针灸学在整个针灸历史链条中,是十分重要的一环。一直以来,民国时期针灸学的演变没有人专门研究过,致使今天的针灸学与古代针灸脱节,人们已经不清楚今天的针灸学为什么会是现在的样子。本文通过对民国时期时代背景的分析,对民国时期针灸文献的考查,及古今文献的系统比较,对民国时期经络学、腧穴学及刺灸法学的主要演变进行了探讨。 经络学的演变探讨了经络学说的“科学化”。由于西医的冲击以及“科学化”的时代要求,针灸学界借用日本对于针灸机理的研究,对经络学说进行了西医学理的阐释,然而,由于对传统概念和西医的理解深度不够,并未真正实现“科学化”。但是,经络学说“科学化”是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发生的,具有不可低估的历史作用,鼓舞了针灸学习者的信心,在中国迅速掀起了针灸学习的热潮。同时,也为后人提供了前车之鉴,提示只有传统和现代都具备相当深度,才有经络学说的“科学化”的可能。 民国时期腧穴学的演变,探讨了腧穴定位中增加现代解剖学描述,和腧穴主治演变中出现“穴性”。腧穴定位中增加“解剖”是基于对穴位实质的认识,民国时认为穴位“实属神经枝干”,因此,“每穴必注明解剖”。随着人们对经络学说和腧穴本质认识进一步深化,不再将穴位认为仅仅是“神经枝干”。但是,出于针刺安全和分层次刺法的要求,腧穴的定位描述中“解剖”一项依然保存了下来。民国时期比附中药功能归纳的方式,提出了“穴性”理论。虽然是只提出了一个概念,却对针灸学产生了巨大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在“穴性”理论基础上建立了针灸处方学,并且衍生出了与传统针灸辨证论治不同的体系。本文通过对传统针灸学为何没有用“穴性”的方式来归纳腧穴主治的原因,明确了传统针灸辨证论治体系和中医的辨证论治体系存在区别,针灸是以辨病位为主的诊疗体系。 针刺手法的演变,探讨了“气至”、“得气”概念的演变和补泻手法的演变。“气至”是《内经》判断结束手法时机的依据,还具备判断预后的功能。但是,历代将“气至”和“得气”概念等同起来,民国时期继承了这种思想,“气至”概念丢失,同时导致了“气至”功能的丢失。此外,民国时期针灸学家对“得气”作出了西医学理的解释,增加了针刺时病人的感觉,发展了“得气”的概念。基于针刺反应的原理是“针下刺着神经”的认识,民国时期针灸学家用西医的观点指导针刺补泻,产生了以强弱刺激分补泻的观念。而通过文献研究,发现实际上以强弱刺激分补泻的方法和《内经》的实际操作是一致的。以强弱刺激分补泻,为针刺补泻手法进一步的量化和客观化开辟了道路。 总之,全文分析了民国时期经络学、腧穴学、针刺手法主要演变产生的原因及演变产生后对后世的影响,并从中吸取正反两方面经验,为当今针灸学发展提供借鉴。

【学位授予单位】：中国中医科学院

1  绪论 

一般来说，学术研究活动都是按照一定的学术范型来进行的，而学术范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不同历史时期的学术范型会有很大差别[1]。所以，研究某一时期的针灸学演变，对于厘清学术发展的源流，总结不同历史时期学术发展的特点及规律，指导学术发展的方向，具有重要意义。

甲午战争中，大中华帝国被日本打败，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割台湾岛，赔款2.3亿两白银，成为中华文明的一个转折点。正如梁启超在《戊戌变法记》中所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则甲午一役始也”。中国人被迫向西洋学习，甚至是向几千年来一直不屑一顾的东洋日本学习。或许下面这组数字能够更清楚的说明问题。

表1  中日翻译著作情况比较

从表1中可以看到甲午战争之前，中国一直是文明输出国，但是甲午战争后，情况逆转，日本译中国书仅16种，而中国翻译日本书竟达956种，翻译的内容包括哲学、法律、历史、物理、化学、生物等，几乎涉及所有的近代知识[2]。西方文化经过十几年的传播，到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时，甚至逐渐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在西方文化输入的同时，西医带着“科学”的优越感大规模进入中国，开始与中医真正的分庭抗礼。在西医的冲击和启发下，针灸学进行了一番“返观自照”，在很多方面都发生了演变。此外，传统针灸学经过多年的积淀，在民国时期也有所发展。无论是由西医冲击引起的，还是传统本身发生的变化和发展，很多都延续或影响到了今天。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新中国成立后针灸界对民国时期的针灸学术研究重视不够，鲜有专家进行深入研究，致使民国时期针灸学术史几乎是一片空白。也正是由于民国时期这一环的缺失，导致我们无法还原针灸学发展的历史链条，也不知道针灸学为什么是今天的模样。

本文的研究目的，就是考查针灸学在民国时期所发生的主要演变[3]，并尽力分析演变产生的原因，以及演变对当今针灸学的影响。同时，在追溯民国时期针灸学演变的过程中，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为当今的针灸发展提供借鉴。

[1]“任何学术研究活动，不管学者本人是否清醒地意识到，都会按照一定的学术范型来进行。学术范型是指某个时代、时期学者们进行学术研究的带有规范性的形态，它大体包括：哲学基础、世界观和价值取向、思维结构、思维方式和治学方法，惯于使用的一套学术语码，提出命题、观念、范畴、术语的思路与类型，等等。从空间的共时性的角度来说，同一个时代或时期而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学术研究活动，学术范型会有很大不同，如中国和西方。从时间的历时性的角度来说，同一个民族、同一种文化而不同时代或时期的学术研究活动，学术范型也会有重大差别，如古代和现代。”杜书瀛.追索中国文艺学学术研究的百年行程[J].社会科学辑刊,2000,（5）.

[2] 1896～1911年956本日文书被译为汉文，而1912～1937年有1759种。参谭汝谦：《近三百年中日译书事业与文化》，载《中日文化交流》（谭汝谦编），册一第223页。

[3] 由于精力和时间所限，本文仅就民国时期针灸学主要的演变进行了考查分析，民国时期针灸学发生的演变还有很多，譬如，电针的出现，以西医病名统诊疗方案的演变等等，留待今后进一步研究。

……

4  经络学之演变

4.1  民国时期经络学说的“科学化”

自从西医在中国大规模的传播之后，国人就渐渐遭遇到了“经络遍寻无着”的尴尬，经络是什么，到底有没有，如果有，为什么在解剖学中见不到？西医或许可以简单的否定“经络”，因为在余云岫等人看来，“经络”云云原本就是子虚乌有，但是对于针灸学家，却无法割舍“经络”，因为他们知道经络几千年来沿用不衰，用之临床疗效确凿，绝非空穴来风，必定有其“科学性”在。怀着这种信念和矛盾心情，民国时期针灸学者苦苦地思索着。

针灸是一门实用科学，经络学说不仅仅是人体的生理现象的描述，还是指导临床治疗的理论体系。所以，对于“经络是什么”的科学回答，必须能够满意地解释针灸的治病机理，否则，即使其理论能够自圆其说，也不可能得到针灸界的广泛认同。换句话说，对于经络的认识，总是与针灸治病机理的揭示成正比。在没有解释针灸治病的机理之前，是无法确切证明“经络是什么”的。在科学主义流行的年代，针灸迫切需要“科学化”，迫切需要揭示针灸治病的机理，以摘掉“玄学”的帽子。可是，限于当时的国情，国人根本没有研究针灸机理的条件。

针灸等待着、追寻着“科学化”的契机。开明的针灸学者放眼全世界，孜孜求索，从其他国家的针灸发展中，寻求借鉴和启发，最终将目光聚焦在了东邻日本。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政府施行“灭汉兴洋”的方针，几乎使汉医陷入绝境，政府停办了幕府的“医学所”、“医学馆”等，汉医刊物也被停办，汉医从业人数锐减。尽管有不少日本汉方界的泰斗据理力争，汉医救亡的请愿运动此起彼伏，但终未能获得汉医的合法地位。[1]为了生存，日本的针灸医学主动地进行了自身的革新。医学博士三浦谨之助在明治35年（1902年）发表《针治的科学研究》，京都帝国大学教授青地正德氏发表《灸治的本体》，两书系统介绍针灸疗法的治疗作用，引起了医学界的震动。明治44年（1911年），日本内务省颁布全国设立实验制度，特设6人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对灸法实验研究加以管理，以促进针灸原理的研究。[2]明治末到昭和初年的针灸原理研究，使医学界开始重新认识针灸的临床价值。日本针灸界的成功，让民国时期针灸学者看到了希望，日本的研究成果很快就被介绍到了中国。对于民国时期的针灸学者来说，不啻雪中送炭。

《高等针灸学讲义·针治学》是日本延命山针灸学院的教材[3]，该书综述了当时日本针灸界关于针灸治病机理的几种观点。书中写道：

“针以治愈疾病，其作用有三，第一兴奋作用，第二制止作用（镇静或镇痛作用），第三诱导作用。[4]”具体而言则是：

（1）兴奋作用　对于身体各机关之作用衰弱或麻痹者，与以兴奋。例如知觉或运动神经麻痹，或知觉异状之正调……

（2）制止作用　筋肉、神经、腺（分泌机）等之兴奋，或血管扩张、血液之组织灌溉旺盛（例如起炎症等时）等，与以镇静缓解收缩作用。例如基于知觉官能旺盛，而过敏疼痛；运动神经机能亢进，而痉挛搐搦等之使其缓解……

（3）诱导作用　隔离患部，而从其他部位刺针，以刺激末梢神经，引起血管神经作用，导血液于其部位。例如对于脑充血之刺激四支末梢，以扩张末梢部之毛细管，同时使脑之血管收缩，诱导血液至末梢是也……

除了这种学说之外，当时日本还有其他的学说：“刺激电气说，医学士冈本爱雄主之。电气刺激说，故医学士大久保适齐氏主之。刺激变质说，医学博士三浦谨之助氏主之等”，这些学说具体为：

电气说　刺激时，生活体内之液体的电池作用。因针之金属，与身体内之某不明物质之间发生电气。以此电流，刺激于身体之神经系或组织，以奏效于疾病。故电气疗法，是全身的，而针术疗法，则局部的。

刺激说　针之刺激，即机械的理学的一种动作。刺激知觉运动等之神经，其刺激程度之强弱，刺激时间之长短等，或以亢进神经，或营麻痹等作用。而导以治愈疾病。

刺激变质说　刺针时，因针之大，而损伤筋神经，其损伤部分以下，因而变质。此刺针之损伤若多，其部必麻痹，其麻痹先经兴奋阶段，此作用即所以应用以治愈疾病。

日本的各种学说中，无论是比较通行的“兴奋作用、制止作用（镇静或镇痛作用）、诱导作用”三作用说，还是刺激电气说、电气刺激说、刺激变质说，都将针刺的功能归结到针刺对神经系统的影响。

除了对针刺的机理进行研究外，日本人还对艾灸治病机理进行了研究。“灸治之病体作用，如前述灸为直接反射诱导之三刺激作用，应用各种疾病”[5]。这里所谓的三刺激作用，是通过诱导刺激法、直接刺激法及反射的刺激法三种刺激法来实现的。

一　诱导刺激法

诱导刺激法者。从患部隔离部位施灸。以刺激其部之末梢神经。诱导血液于其部之方法也。例如对于脑充血性之头痛。施灸地肩部背部之末俏部。以扩张此部之毛细血管。以诱导脑之血量。使脑之血量减少。……

二　直接刺激法

此则在疾患之局部。直接施灸。以刺激其部之知觉神经时。刺动于其部而觉疼痛。此刺激疼痛。从求心性而传达于中枢。以兴奋中枢之神经细胞。更由反射的远心性。向末梢传搬。使其局部之血管扩张。增加血液之量。而盛其组织之新陈代谢。促其对于浮肿及炎症性疾患者渗出物之吸收。以正复其疼痛麻痹。知觉异状。钝麻等之神经机能之变状。

三　反射的刺激法（一名介达刺激法）

此对于直接疾患。不能与以局部刺激。如内脏疾患或深在之神经等。从解剖学上所见。施灸于其中枢或偏于患部。与以间接刺激之法也。例如胃之消化作用减衰。则刺激于第六乃至第十一背椎神经。传其刺激于交感神经。以正复胃之消化机能是也。……

可见艾灸的作用机理和针刺作用机理如出一辙，也是归结到对神经的刺激。从今天的认识程度来看，这些学说都未能真正揭示针刺治病的机理，因为有不少针灸现象，即使在今天也无法全部用神经生理来解释。但是，我们不能对当时的医学家们提出超越时代的要求，毕竟在当时的科技水平，能够提出这样的思想已经是难能可贵了。事实上，在民国时期这些机理普遍得到认同，被当作真理在各种针灸著作、期刊中广泛传播。如，汕头曾益群《由神经生理说明针灸治疗万病之理》[6]，广西罗兆琚《针灸之生理作用说》[7]等，罗文中还对针、灸治病的原理进行了对比归纳（详见表2）：

前面提到对于经络的认识，总是与针灸治病机理的揭示成正比。日本人“揭示了”针灸治病的机理，“经络是什么”的问题，也就很快浮出水面。从上面日本人关于针灸的治病机理的论述，不难发现他们并没有探求经络的“物质结构”，意味着日本人没有将经络当作一个独立的新物质或者是解剖结构。而是将所有的作用都归结到“神经”中，那么潜台词就是：传统针灸中的“经络”功能是由现代解剖中的神经系统来实现的，所谓的经络，就是神经系统。所以，民国时期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增订中国针灸治疗学》给出了如下的描述[8]：

“二十世纪科学昌明，学术锐进，西医擅解剖，绝不得所谓十二经之痕迹。然则，前人之十二经络之说，已根本动摇。而针之能流通十二经脉气血之说，则亦不能成立矣。因是旁考生理解剖新识。谓吾人之意识、举止、运动，无不系乎神经之作用，其总枢悉统于脑。考脑分大小二枚，大脑主意识作用，小脑司运动总键。脑有神经十二对。举凡声色香味触法，无不系乎十二对脑神经之作用。……延髓之下为脊髓，有脊椎神经三十一对。人身筋肉之触觉，四肢之活动系焉。于是知我中医认为人身之生活运用系于十二经之气血运用者，即西医所谓神经也。而针刺效用之理，或可得而知矣。神经密布周身。有似电网，四通八达，无不相连。苟一经偶受阻滞，病能立即发生。针刺者，即所以刺激神经、兴奋神经，及排除神经之障碍。而恢复其常态也。”

可以说自从西医解剖传入中国，“经络是什么”就成为中医、针灸学习者的一种情结，多有不揭示“实质”不痛快的心情。而日本的针刺机理研究似乎解决了经络实质的问题。首先，神经和经络在“形态”上，有类似之处，“十二经脉者，内属于腑脏，外络于肢节”加上奇经八脉、十五别络、十二经别、十二经筋以及难以数计的孙络，全身无处没有经络的分布，而“神经密布周身。有似电网，四通八达，无不相连”。此外，经络的功能无非“流通十二经脉气血”，濡养“五脏六腑”，而西医解剖早已发现神经系统主宰全身各种功能之实现。但是，在此之前无法理直气壮地说“经络即神经”，是因为经络学说是能够指导针灸治疗疾病的理论，没有弄清楚针刺的作用机理之前，无法让人心悦诚服。现如今“针刺者，即所以刺激神经、兴奋神经，及排除神经之障碍”以促进或减缓血液之运行，亢进或制止内脏之分泌与蠕动，刺激神经即可以达到针灸治病的目的，因此，“经络就是神经”的观点，在民国时期针灸界成为主流思想。

4.2 民国时期经络学说“科学化”失与得

通常理论的革新是因为旧理论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或出现了新的现象，原有理论无法解释，才对旧理论进行改造，进而创造出新的理论。但是经络学说的演变，不属于这种类型，运用经络学说本身是能够很好的指导临床的，承淡安先生晚年在《针灸界应该首先学习研究经络学说》一文中写道：“作者（指承淡安自己）起初用针灸疗法作为药物疗法的助治时，是以《针灸大成》的古老医疗法作为依据的，因见其效果很高，所以便放弃药物治疗而专行针灸。后来受了新医解剖生理知识，和日本新派针灸理论的影响，一度转变为采用新的一套理论方法。采用之初，未尝不感到轻便时新，可是较诸以往用老法施治的效果，总觉不如，碰到一些比较曲折为难的疾病，往往无技可施，仍要借重古法以谋解决。于是方悟古法之可贵，而复走回经络学说的老路。”[9]

可见经络学说并非陈腐过时，不能指导临床，相反在遇到疑难病时，还必须借助经络学说的指导。那么，经络学说的演变，应该来自外部原因。前面已经述及，中医内部有着“科学化”的普遍要求，经典著作对于经络的描述言之凿凿，而在西医解剖中，却无法找到对应的结构，这一矛盾必须解决。正是出于这种目的，民国针灸学界才对“经络学说”进行了西医学理的阐释。

由于日本的针灸治病机理研究完全是从西医的角度出发，针灸的作用被解释成为：针灸刺激神经末梢，再通过神经系统对其他各系统进行调节，进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没有经络系统，利用神经系统照样可以指导临床，似乎很好地解决了传统经络系统和神经系统的关系问题。所以，承淡安在《增订中国针灸治疗学》编辑大意中说道：“十二经脉奇经八脉，就研究观察所得，其为血管淋巴管神经等所构成，前人之说实不成立，宜校正其误，惟为便于记忆，提纲挈领，当有系统，易于遵循，故仍以旧说为假定之系统，暂不易名更改，盖为初学便利计也。”保留经络系统，只是为了初学者更系统地学习，否则，必将以神经系统取而代之。但是，判断一个新理论是否成功，在于它能否解释已被旧理论解释的所有的现象，同时解决旧理论没有解决的问题。日本的神经理论能解释所有的经络现象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经络学说指导治疗是“经脉所过主治所及”，在同一条经脉上的肘膝以下穴位，都可以治疗经脉所过的远端疾病，但是远端取穴的穴位和病位常常不属于相同或邻近神经节段，例如厉兑可以治疗上牙疼，如果用神经学说来解释，只能说是“诱导作用”，但是，诱导作用却无法解释为什么只是同一条经脉上的远端穴位才有效。民国时期对于经络学说的阐释，都是对宏观现象的说明和描述，却没有将传统和现代一一对应起来阐释解决，一方面西医学理的阐释非常在理，另一方面却又和经络学有很大的差距。

那么民国时期针灸学家所做的，是否毫无意义呢？回答再次是否定的。民国时期对于经络学说的西医学理阐释，是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进行的，它有着不可低估的历史功绩。

首先，从当时的历史功能来看，这场革新是成功的。自从道光帝颁布《太医院禁针诏》以来，针灸的学术发展，渐趋缓慢，甚至是停滞。清末民初，科学主义思潮高涨，针灸更是陷入历史最低潮。然而，正如日本的针灸机理研究为日本针灸界争取了地位一样，由于用西医学理解释针灸机理，似乎解决了针灸科学性的问题，陈酒换新瓶，越发醇香，鼓舞了针灸学习者的信心，在中国迅速掀起了针灸学习的热潮。当时，很多地方都建立了针灸研究社[10]、开班办学、创办杂志，招收函授学员，针灸呈现一片红火景象。

其次，从学术发展方向来看，随着西医的传播，中医现代化和中西结合是势在必然。民国时期针灸学者顺应时代的要求，用西医学理解释针灸的问题，虽然，用神经系统比附经络系统，犯了不同范式之间不可通约的错误。但是，他们没有苦苦执着于“经络”的解剖结构，而是对经络学说所代表的系统进行研究，努力寻求西医学理的合理解释，揭示经络学说所蕴涵的真理，这种思路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客观的说，民国时期的中西结合层次并不是很高，但是，毕竟迈出了第一步，为后人针灸的真正“科学化”提供了借鉴。

4.3  对当今经络学研究的借鉴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学术的发展，就好比是一个耗时漫长的实验，前人提出了实验设计，要经过几代人甚至是更长的时间，方能见到实验结果。对于实验结果的分析，后人又提出新的观点，设计新的实验，继续进行实验。而学术史的研究，就是通过对“实验”过程的考查，分析利害得失，总结经验，为学术的发展指明方向。

民国时期的针灸学家们借助针灸机理研究，对经络学说以及经络概念的诠释，已经尘埃落定。“实验结果”表明，经络学说与其西医学理阐释，是公说公理，婆说婆理，两不相涉，就像是靠得很近，却始终没有相交的两条平行线。那么，症结何在，问题出在哪？笔者认为，原因主要在两方面：

（1）对传统概念的理解深度不够

民国时期针灸学者对“经络”进行现代语言的诠释之前，几乎没有对“经络”的真正内涵进行分析。现代学者[11]通过对经络学说的形成与发展进行了系统考查，认识到经络学说的科学内涵是“体表与体表，体表与内脏以及内脏与内脏”之间的对应关系。由于，对传统经络学说的理解是进行中西结合的前提，而民国恰恰缺乏这方面的考查和研究，这就缺少了进行中西结合的前提。

（2）对西医的认识程度不够

由于时代的限制，当时西医本身不成熟，有待发展，例如，神经的传导被解释为“电气”。加上当时针灸学者鲜有经过西医系统学习和训练的，在所难免对西医的理解程度不深，对西医学理也缺乏必要的批判精神，几乎是拿来就用。例如，承淡安曾多次举例，合谷治疗牙疼，至阴治疗头痛，效果卓著，但是用西医的观点，根本无法解释这种现象。所以，承淡安晚年编著《中国针灸学讲义》时，说道：“自欧风东渐，科学昌明，以生理解剖学之眼光观察，实无如《内经》所谓之十二经络与孔穴也，有谓经即神经，络即血络，穴为神经之支节处，其说颇近似，淡安初亦作如是观，但以内经之循行路线考之，绝少得相符也，则此说亦似是而实非矣。”

民国时期的针灸学者，由于对传统经络概念的挖掘不够，以及对西医的认识不够，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没有真正揭示经络学说的内涵，走了不少弯路。但是，理论研究从来都是需要经过否定之否定才能前进，没有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不走弯路。走弯路并不可怕，关键是后人要善于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这样才能站在前人的肩上继续攀登。

通过分析，已经清楚地看到了民国时期经络学说“科学化”失败的症结所在，我们就应该引以为鉴，对症下药，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具体而言，就是：

（1）深入挖掘“经络”的科学内涵

前面已经提到，现代针灸理论研究者，已经揭示了经络学说的科学内涵——“体表与体表，体表与内脏以及内脏与内脏之间的对应关系”，如果对此做进一步的概括和抽象，那就是“人体部位与部位之间的联系”。人体除了《内经》描述的经典经络路线外[12]，还有更多的“经络”现象，比如，经外奇穴、耳穴，以及蒙医、藏医中的刺激点等等，都不在十四经穴系统内，但共同点都是通过刺激特定部位治疗疾病。有现象就必然有其本质，而这个本质，正是经络学说所要表达的“言外之意”——部位与部位之间的联系。因此，如果说要追根究底地问“经络是什么”，那么经络就是人体部位与部位之间存在的特定的联系机制。而回答“经络是什么”的过程，就是揭示部位与部位之间的联系机制的过程。如果搞清楚部位与部位之间有哪些联系，和这些部位间联系的机制，那么，必将为医学界带来一场革命。

（2）充分利用包括西医在内的一切先进科技思想和手段

时下，神州大地开始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审视，开始在积淀了五千年的文明中汲取精华，刘力红先生一部《思考中医》在中医界掀起了一个读经典的风潮。笔者没有反对“尊重传统”的意思，相反是也传统文化的狂热追求者，但是，笔者同时认为，我们应该两条腿走路，在读经典，用经典的同时，吸取现代科技的先进成果。人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要揭示这个系统的奥秘，不能画地为牢，作茧自缚。根据真理一元性原理，任何医学最终必然走向同一。地球上不存在两种人类，针灸、中医和西医归根结底研究的是同一个人体，我们不应该排斥西医，更不应该排斥凝结了人类智慧的一切先进科学思想和科技手段，相反应该努力好好学习西医，充分借用一切人类智慧来揭示针灸的奥秘。事实上，《内经》之所以能成为传世经典，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吸收了当时的各种先进科学思想和技术。今天，我们应该向先祖们学习，海纳百川，汇天下一切先进为我所用，创造中医、针灸新的辉煌！

[1] 潘桂娟,樊正伦编著.日本汉方医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4.193-307

[2] 何崇.日本针灸医学的回顾与评价[J].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3）.

[3] 《高等针灸学讲义》是一个系列丛书，分为《高等针灸学讲义·解剖学》、《高等针灸学讲义·生理学》、《高等针灸学讲义·诊断学》、《高等针灸学讲义·经穴学孔穴学》、《高等针灸学讲义·针治学灸治学》、《高等针灸学讲义·消毒学》，由浙江宁波“东方针灸学社”社长张俊义等人于1931年翻译入中国。

[4] 缪召予译述，张俊义校订.高等针灸学讲义针治学[M].宁波:东方针灸书局,1931. 28-31

[5] 缪召予译述，张俊义校订. 高等针灸学讲义灸治学[M.东方针灸书局, 1931.13-15

[6] 曾益群.由神经生理说明针灸治疗万病之理[J].针灸杂志,1934,1（5）.87－88

[7] 罗兆琚.针灸之生理作用说[J].针灸杂志,1934,2（1）.122－126

[8] 《增订中国针灸治疗学》是承淡安先生早期著作，承淡安先生在晚年放弃了“经络即是神经”的观点，后面将有论述。关于承淡安先生一生对于经络的看法，可参见：项平,夏有兵主编,承淡安针灸经验集[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35-48

[9] 承淡安著承为奋等整理. 承淡安针灸选集[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6. 24

[10] 较著名的有承淡安先生在无锡创办的中国针灸学研究社，张俊义先生在宁波创办的东方针灸研究社，杨医亚在北平创立的国医砥柱社，此外，民国时期很多中医学校也都设有针灸一科。

[11] 黄龙祥著.中国针灸学术史大纲[M].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1.

[12] 《灵枢·经脉》篇记载的经典十二经脉循行线仅仅是古代经络循行线的一个传本。黄龙祥著. 中国针灸学术史大纲[M].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