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单位：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

诞生于民国时期的澄江针灸学派，在“中医科学化”思潮的影响下，进行了一系列针灸科学化实践，不仅创办了中国针灸学研究社、中国针灸讲习所、中国针灸医学专门学校、针灸疗养院等科研、教学和医疗机构，还创办《针灸杂志》、出版《中国针灸治疗学》《中国针灸学讲义》等学术专著和教材，尤其培养了大批根植于临床、兼具现代科学素养的针灸人才，对现代针灸学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面对西学东渐的思潮和中医存废的争论，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初的澄江针灸学派，在学派领袖承淡安先生的影响和感召下，积极开展针灸科学化的探索和实践，为现代针灸学科的构建和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1  民国时期针灸学术的背景

自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38年，即史称民国时期，这是中国社会发生转型和巨变的时期。随着国家封闭格局的打破、思想束缚的解放，学术上出现了一个中西汇流、百家争鸣的局面，其中最根本的嬗变则是思维模式的转变和学术研究方法的创新【1】。而此时的针灸学术却面临着多方面的考验和危机，包括官学失守、存废之争以及“非科学”质难等。首先，1822年道光皇帝下诏“太医院针灸一科，着永远停止”，自此针灸失去了官方的地位；其次，1912年北洋政府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教育部通过并予颁布的《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只提倡西医教育，却把中医排斥在教育体系之外，中医的衰落之势已经显现；第三，1929年国民南京政府卫生部召开的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上，讨论并通过了废止中医案—《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

另一方面，民国时期的科学化思潮中，针灸在科学化语境中出现了“失语”现象。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把“科学”一词引入中文，以取代“格致”，体现了中国人世界观的一次重大变革【2】，也标志着科学化思潮的形成和发展。民国初年，“科学”在新文化运动中逐渐取得了相当独立的地位。首先，科学团体的创办、科学期刊的增多，其中，中国科学社的成立和《科学》杂志的创刊，最为显著地推动和促进了科学化思潮的发展；其次，科学教育已引起较多人士的关注，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已将科学作为一种普遍的规范体系，从单纯的知识形态转化为价值形态，并被规定为一种具有高度涵盖性的世界观【3】。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中形成的科学化语境中，“所谓中学、所谓国故、所谓经典、所谓中医，全被归入旧的、倒退的、迷信的、要抛弃的范围，而唯一的合法的话语便是科学。‘骂中医’也便成为西化知识分子的一项饭后运动”【4】。

在科学化思潮中，中医学面临巨大的生存危机。为了摆脱这一局面，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中医必须革新原有学术原理，以“科学化”来谋求生存和出路。因而，提出以“科学”改造和革新中医，从而谋取中医存续的合理性和改善中医的生存环境，在20世纪30年代汇集成一股“中医科学化”思潮，并提出了一系列“科学化”主张。“科学”成为民国时期拯救中医的不二法门【5】。

2  澄江针灸学派科学化实践的特点

在民国“中医科学化”的运动中，以承淡安为领袖，以卢觉愚、曾天治、邱茂良、罗兆据、谢建明、陆善仲等为代表的一大批追随者组成的澄江针灸学派，以一系列实际行动实践着针灸科学化，包括创办中国针灸学研究社（1930年）、创刊《针灸杂志》（1933年）、建立中国针灸讲习所（1935年，1936年改名为中国针灸医学专门学校）和针灸疗养院（即针灸专科医院，1936年）等，师生共奏针灸科学化实践美好乐章，成为民国针灸界的一道独特风景。基于临床实践及其疗效规律，进一步探索针灸学术，构建了现代针灸学科框架，产生了一批新的概念术语，确立了针灸临床研究的模式等。民国时期，澄江针灸学派科学化实践主要有以下特点。

2.1  坚持以自我学术为主体的科学化实践

澄江针灸学派在针灸科学化实践的进程中，既不是以西方医学改造自我，也不是用科学的标签美化自我，承淡安及其传人都是坚持以针灸固有学术为主体，借鉴西学，不断充实和完善自我。

面对民国科学化思潮和中医非科学责难，承淡安先生对针灸学术的“科学化”有着独特的理解和阐述—“西洋科学，不是学术唯一之途径；东方学术，自有其江河不可废之故。何也？凡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即成一种学术。西洋科学，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东方学术亦能之。而针灸学术之神奥，却有不能言之尽成理者，此由古书晦涩，后人不能通之，非其本身不通也……即须将古书晦涩之理，细加考证，诠释明白，必也理论与事实相响应。自己明白，使人皆明白，此即谓之科学”【6】。这里，一方面显示了承淡安先生对科学的独特理解，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承淡安先生对于针灸学术的自信，这也决定了中国针灸学研究社和澄江针灸学派科学化实践的价值取向。

正是由于其来自临床的学术自信，承淡安及其弟子们坚持以针灸固有学术为主体开展科学化实践。如承淡安【7】有“所幸中国针灸学研究社，以旧学为根据，用科学作化身，不惜秘法公开，循循善诱……”等论述，无不体现出洋为中用、新资旧用的学术范式，即并非简单名词术语的转换或者西医改造针灸，而是依据针灸学术固有的学术原理，借鉴现代科学知识进行阐释。如时任香港东华医院中医长的卢觉愚，于1933年在《针灸杂志》首刊上发表了“突眼性甲状腺肿病针效之研究”【8】一文，从针灸效验切入，反思针灸治疗的方法和机制。卢觉愚按照承师《中国针灸治疗学》所载方法获得了临床疗效，但是现代原理不明、现代机制不清，卢觉愚径直从内分泌病理分析病情，并从神经与内分泌的交互关系分析针灸取效的原理。卢觉愚在充分分析针刺效应规律和特点的基础上，借鉴西学来阐明“针效之原理”，这与他“近日科学昌明，足资借镜者不少，在吾人努力如何耳”【9】的心愿是一致的。

因此，澄江针灸学派的科学化实践过程中，始终对传统针灸理论保持着尊重一继承一诠释一发扬的发展模式。20世纪50年代承淡安先生发表的《经络理论不能从解剖学的角度来理解》《针灸学术讲稿》等论文论著，即是此类实践和反复思考后的心得和领悟。

2.2  坚持以临床疗效为基础的科学化实践

民国时期澄江针灸学派的科学化实践，并非是贴上“科学”的标签或者将传统的概念换上西学的名词，而是有着自己的学术自信。这种自信来自于临床实践和对临床疗效规律的把握。无论是承淡安，还是卢觉愚、曾天治、邱茂良等，尽管有着不同的学术经历和背景，但都始终坚持以临床实践和疗效规律为基础的科学化实践。澄江针灸学派创始人承淡安先生曾有这样的论述：“针灸至今日虽极衰微，毕竟尚能存在。其所以能存在者，为治病有效验之故也”【6】“所以历数千年而屹然不堕者，良由效验宏深之所致也。”【7】指出了针灸赖以存在的价值在于临床疗效。卢觉愚在《针灸学术为医者必修论》一文中也指出“针灸治病，效速而功宏，治易而利薄，为公认之事实。治医者，岂可忽之哉”【9】。澄江针灸学派的创始人和传人，无不对针灸临床疗效特点及其规律有深刻的领悟和体会。坚持从临床实践出发、从临床疗效出发，是澄江针灸学派科学化实践的学术基础。

澄江针灸学派不仅重视临床实践，而且注重疗效总结。如承淡安先生依据家传秘法和自己临床体验在1931年编著出版《中国针灸治疗学》后，1933年邀请江苏南通名医孙晏如先生补充医案、修订全书；同时从中国针灸学研究社社员的学习报告中，发现和收集大量新鲜、生动的治案，出版了《针灸治疗实验集》（1933年）。澄江针灸学派的代表性传人曾天治先生，在针灸行医两周年后，汇集其所治愈的108种病的治疗经过，出版了《针灸治验百零八种》（1934年）一书；他坚持临床实践，也为其后来出版《科学针灸治疗学》（1940年）提供了学术源泉，《科学针灸治疗学》记载的“常用而有效”穴位160个，都是曾先生在临床实践中反复运用和验证过的【10】。因此，注重从临床实践中获得针灸学术的发展，是澄江针灸学派针灸科学化实践的基础。

自20世纪50年代始，邱茂良教授开展的针灸治疗结核病、细菌性痢疾、胆石症等系列临床规律和机制研究，都是这一实践方向的延续和深入。

2.3  探索了医教研一体化的实践模式

1930年创办中国针灸学研究社，是承淡安先生振臂召唤海内外同道、共究针灸学术的号令，也是其针灸科学化实践最重要的第一步。中国针灸学研究社创办之初，不仅是一个探究针灸学术的组织，同时还包括对其社员进行函授和面授培训以及长短不等的门诊跟诊实践等，初步具备了医教研一体化科学探索的雏形。

此后的一系列举措进一步完善这一实践模式。如1931年承淡安编撰出版《中国针灸治疗学》一书，成为中国针灸学研究社社员学习的教材；1933年创办的《针灸杂志》，成为中国针灸学研究社社员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1935年以后，医教研一体的实践得到进一步强化。如在原中国针灸学研究社函授科的基础上，1935年创设中国针灸讲习所（1936年春末改名为“中国针灸医学专门学校”），开始了正规的学历教育；在原中国针灸学研究社针灸门诊的基础上开设针灸医院（受当时政策限制，取名为针灸疗养院，1936年）等。此时，医教研一体化模式得到基本确立。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最迟从1936年开始，中国针灸学研究社就有了规范的临床研究。当时临床实践中，使用的《中国针灸学研究社诊疗用笺》（图1），除了编号、就诊日期外，还有一般情况（姓名、住所、年龄、性别、职业、结婚未、生产几胎）、主诉、病历（既往症、前医之经过）、参考（从来患过重症否、夫妻何方有无性病、遗传病有无、嗜好：肉/鱼/卵/贝/野菜/果实/酒/烟草/鸦片、其他）、诊察（目神、体色、舌苔、声音、体温、发热时、恶寒、骨蒸、大便、小便、饮食、睡眠、脉搏、脉性）、断定、备考、介绍人、针灸（日期和处方）、其他处置（日期和方法）、来诊（每月小计）、经过、摘要等栏目和诊疗关键信息。这简直就是一份民国版的针灸临床病例报告表（case report form，CRF），而且在“诊察”栏目中突出了中医特色，在“经过”栏目注重针灸治疗过程中效应变化的观察。

图1 中国针灸学研究社诊疗用笺

医疗、教学、研究并重，是澄江针灸学派科学化实践的最主要特色之一。即使到了20世纪50年代，承淡安先生主政江苏中医进修学校期间，还力主成立了针灸实验医院【11】，在融通教学、临床的基础上开展学科研究工作。

2.4  构建了现代针灸学科的基本框架

澄江针灸学派的科学化实践，是以临床实践为基础，以探究针灸学理为目标的。其科学化实践中，一方面对传统概念术语进行新的诠释，另一方面还创造了许多新的名词术语，构建了现代针灸学科的基本框架。

首先，在传统概念术语的理解上，努力从现代学术的视角来诠释，同时还有一个不断扬弃、不断更新的过程。如1931年出版《中国针灸治疗学》时，承淡安以神经、血管、淋巴干比附针灸经络经穴；到了1940年的《中国针灸学讲义》中，以刺激点、反射线来定义经穴；到了《中国针灸学讲义新编本》（1954年）时，还采用西医病症名为主、中医病症名为辅的描述方法表述腧穴主治。学术上的不断进步，也体现了学派人努力追求、积极进取的精神。

其次，出现了大量与“科学”相关的概念术语。如1935年，承淡安先生从日本回国，在《针灸杂志》发表了“灸科学”【12】一文。首次运用了“灸科学”一词，内容上不仅有传统艾灸的内容，而且更有现代研究的成果，尤其是第三章“灸之科学的研究”，罗列了日本6位医学博士的研究内容和成果。此后，在1935年第4期的《针灸杂志》中，又出现了“针科学讲义”“灸科学讲义”，承淡安先生已经尝试用现代学理阐释传统针灸学原理了。此后的《中国针灸学讲义》（1940年）、《中国针灸学讲义新编本》（1954}年）、《中国针灸学》（1955年），都有“针科学”“灸科学”的独立篇章，内容上不断更新。1940年曾天治出版的《科学针灸治疗学》，还提出了“科学针灸”“针灸医学”等概念，并在承淡安针灸操作强弱刺激的基础上，提出了针灸“兴奋”“沉静”“诱导”等术语【10】。澄江针灸学派传人萧憬我先生（曾天治的学生）在新加坡创办了兼具医疗和教学功能的“中国针灸医学总院”（1938年），亦取名“针灸医学”【13】。

第三，在针灸学科体系方面，体现了学派创始人和传人之间的不断进步。1931年承淡安出版《中国针灸治疗学》，共有“经穴”“手术”“治疗”三编；1933年出版《增订中国针灸治疗学》时，增加“总论”一编，为四编；而1940年出版《中国针灸学讲义》时，即有“针科学”“灸科学”“手术”“治疗”四编，初步构建了针法、灸法、腧穴、治疗等为核心内涵的现代针灸学科体系和框架，在内容上除了传统针灸操作外，还增加了古今针刺和艾灸操作的对比、针刺和艾灸对人体生理变化的影响等。

应该说，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澄江针灸学派在科学化道路上已经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即在名词术语、针灸原理、学科框架等理论层面的多个方面，与传统针灸学术有了很大的不同，而在实践层面上依然与传统体系保持着较大一致性。20世纪40年代，澄江针灸学派传人曾天治先生出版了《科学针灸治疗学》，除了广泛参照人体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等西方医学，用大量篇幅分析针灸治病的原理，尤其在讲述疾病的治疗时，全部使用西医的病名、诊断、鉴别诊断，并借用其疗效判定标准。此后，承淡安先生的《中国针灸学讲义新编本》（1954年）、邱茂良先生的《新编外科针灸治疗学》（与陆善仲合著，1955年）、《内科针灸治疗学》（1956年）等都采用了这种学术方式。

3  小结

澄江针灸学派在民国时期的科学化实践，既有外在社会文化的影响，更有内在学术发展的动力。学派创始人承淡安先生的针灸科学化思想和实践，深深地影响着学派传人。从几位早期的弟子身上，我们可以发现他们追随承淡安老师实践针灸科学化的足迹和背影，是民国时期澄江针灸学派科学化实践图像的主要焦点。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民国期间澄江针灸学派的科学化实践，在海内外培养了一大批具有现代意识的优秀针灸人才，不仅对建国后的中国现代针灸学术产生深远影响，如邱茂良在南京、杨甲三在北京、陆善仲在安徽、陈应龙和留章杰在福建等等，也对现代针灸在海外的传播作出了许多贡献，如再传弟子萧憬我在新加坡、苏天佑和许密甫在美国、梁觉玄在加拿大、梁铁生在法国和德国等等。

民国时期，澄江针灸学派的科学化实践不仅从组织上创办了针灸学研究社，从学术上创办了《针灸杂志》，而且从内涵上构建了以针科学、灸科学、经穴学、治疗学四部分内容为主体的针灸学科，初步具备了现代针灸学科的雏形。对建国后的现代针灸学科构建，在形式结构和内容内涵等方面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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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中国针灸》2014年2月第34卷第2期，版权归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