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华农校园里的张之洞铜像

96岁的岳母回到华农两年多了。她这次到深圳本来是准备一直与我们相依为命的，但好不容易住了8个月，还得打道回府，而且发誓再也不离开了。因为她宁愿与自己的5个孩子分居，也割舍不了那所待了67年的大学。

岳母1950年从湖北省军区回归专业，虽然是农业经济专业毕业，但一到湖北省农学院（华中农业大学前身）就做院长秘书和人事科长，好不容易到1957年已经下文调农经系副主任，却因右派问题终于与专业擦肩而过。

我知道，华农的前身是湖北农务学堂，解放前叫“湖北省立农学院”；1949年6月武汉市军管会接管，1950年10月更名为“湖北省农学院”；1952年由湖北农学院、武汉大学农学院、湖南农学院、河南大学农学院、南昌大学农学院（部分科系）、中山大学农学院、广西大学农学院、江西农学院组成华中农学院；1979年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升格为全国重点大学，直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1985年更名为“华中农业大学”，2000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划转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领导；2005年被列为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

昨天读到《武汉文史资料》2010年12期冯宁、朱殊的一篇文章“湖北农务学堂创始期的三位闻人”，其中讲到“1898年创立的湖北农务学堂，在近6年的奠基发展过程中，无数有志之士为了湖北农务学堂的创办和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有湖北农务学堂的创办者张之洞、湖北农务学堂的监督（现称校长）罗振玉以及湖北农务学堂的译授王国维”。

其中，我对张之洞创办农务学堂的经历很感兴趣，因为在华农的时候，我曾经多次驻足于张之洞的铜像前，还听说他们曾经设立了一个“张之洞班”。最关键的是，我对张之洞提出的“中体西用”还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反感。

读了这篇文章，我终于清楚了张之洞对华农的贡献，以及对“中体西用”的理解。在那个时代，也只有“中体西用”这块招牌才能大规模地引进西方文明，大刀阔斧地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当然，我也不怀疑张之洞先生提出“中体西用”的虔诚。但人们只有在能够接受的理念中慢慢改变自己，中体西用正是这样的一个楼梯，因此也一直是国人能够接受的理念。下面，根据编写冯宁、朱殊的文章，稍作调整如下：

清代末年，朝廷昏庸腐败，帝国主义国家纷纷潜入中国，瓜分领土，划分势力范围，中国危在旦夕。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洋务运动破产，张之洞认为中国与日本等世界强国的根本差异就在于中国教育的落后，从而把兴学育才提到了自强救国的认识高度。

自1896年以来，湖北连续3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财政极端拮据，这促使了张之洞转向考虑农业教育问题。1897年，张之洞开始筹设湖北省农务学堂。1898年，张之洞发表了《劝学篇》，并在维新变法前夕再次强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教育主张无论是否中肯，但在客观上促进了近代教育的产生于发展。

同年4月16日（清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六日），张之洞向朝廷上疏《设立农务工艺学堂暨劝工劝商公所折》，正式奏请兴办湖北农务学堂。在这份奏折中，张之洞指出：“窃惟富国之道，不外农工商三事，而农务尤为中国之根本……且湖北连年水旱，岁收歉薄，谷价踊贵，洋货充溢，商贾萧条，民生艰苦异常……惟中国农民向多朴拙，其于地学化学，制器利用，素未通晓，士大夫又多不措意于此。”

光绪皇帝5月4日批示：“该衙门知道。”5月上旬，农务学堂（当时与另一所“工艺学堂”合称为“湖北农工学堂”）公布了咨文和告示，告示中写道：“本部堂本部院前聘美国农学教习，早经来华，所购西法农具、佳果木植，刻日即可运到。现暂借保安门内公所为农务学堂……”1898年10月2日，湖北农务学堂于武汉保安门正式开学。

据《华中农业大学校史》记载：“农务学堂设农、桑两科，学制4年，前2年为补习预科，后2年为正科。开设国文、日文、数学、物理、化学、动物、植物、种植、畜牧、茶务、蚕务等课程。后来实际学习时间是5年，第一届学生至1903年秋季毕业。”当时进入湖北农务学堂的，大多是有志于农业或有志于强国的士人。用今天的话说，那时的湖北农务学堂，可谓是当时“兴农学、扬国光”的学习共同体。正如农务学堂贴出的招生告示一样，“查湖北生齿较繁，兼之连年水旱，岁收歉薄，民生困苦。本部堂蒿目时艰，凡有当务之学，莫不亟图倡导，劝农惠工，并为养民根本。”张之洞创办农务学堂很重视把教学、试验与推广相结合。他认为“农学非试验难收实效”，希望湖北“野无旷土，凡土皆有出产，境无游民，凡民皆有技能。”他把蚕桑局合并于农务学堂，学堂结合养蚕实习，进行养蚕试验，写成论文，成果供推广应用。

1902年8月，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湖北各学院和学堂开始进行改制。张之洞计划扩大农务学堂的办学规模，改制为湖北高等农业学堂。于1903年在武昌宝积庵购地迁建，“拨试验田2000亩，兴建新校舍”。新校舍内一切教学设施，均仿照日本农业学堂样式。除一栋二层教学楼外，另建有试验室、养蚕室、育种房及其它附属建筑。教室均为阶梯教室，光线充足；化学实验室则可以进行有机、无机和定量分析等各种实习。养蚕室设备更全部仿照日本最新标准，室内温度可以人工控制调节，并陆续完成《蚕桑实修成绩》及《养蚕收蚕表》等实验结果，为后来的农桑试验及蚕丝业的发展准备了条件。

此外，张之洞还先后聘用美国、日本农学教习15人教授农桑知识，培养中国农业人才。他重视实地考察，重视先进技术的推广。1897年末，张之洞委托美国农学教习白雷耳，由湖北候补知府、农务学堂提调汪凤瀛陪同，前往大冶、武昌等地进行农情考察。白雷耳考察完毕，向张之洞呈送了一份包括15点内容的报告；继白雷耳后，农务学堂日本教习美代清彦受端方委托，于1902年冬前往鄂西北农村进行考察，美代清彦首先对鄂西北五种主要农作物，即棉花、烟草、稻米、胡麻及大豆的单产和产值进行了统计分析。白雷耳和美代清彦的报告及建议，对张之洞及其后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至宣统年间，全省共设立林场6处，植树219万余棵，为湖北林业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办学堂，重教学，并如此注重实践及先进技术的推广，这无疑用事实很好地诠释了创校始祖张之洞于1905年在开学典礼上用来勉励师生的那句经典训词：“手脑并用，知行合一，办好学堂。”他那幅闻名于世的楹联“凡民俊秀皆入学，天下大利必归农。”寄托了张之洞对农业教育的厚望和振兴农业的理想。

张之洞曾说：“我所讲究者乃公利，并非私利。私利不可讲，而公利却不可不讲。”基于此，张之洞在公务上兢兢业业，不惮劳苦，正身率职。治鄂，他以“能示人廉，能洁己勤，能率属”的工作作风，全力以赴，兴办了一大批不仅领先于全国、而且独步于亚洲的实业项目，成为人民深深爱戴的洋务运动的“殿军”。办湖北农务学堂及其他各类实业学堂，兴学育才，发展农业教育，这是张之洞全部洋务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来学校有两位保守的官僚主管申报要求停办农务学堂，张之洞没有相信他们的报告而轻率停校，在“想国家经费和学子光阴不能叫它白白浪费掉”的驱动下，毅然坚持邀请罗振玉来接办农务学堂。

此外，张之洞还在湖北铁政局内创建工艺学堂。课程有汽机、车床、绘图、竹器、洋脂、玻璃各项制造工艺。张之洞改书院、兴学堂、倡游学，使包括汉口在内的武汉三镇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近代教育体制。

传统的书院教学以研习儒家经籍为主，张之洞致力于书院改制，相张之洞继对江汉书院、经心书院、两湖书院的课程作出较大调整，各有侧重，以“造真材，济时用”为宗旨。在兴办新式学堂方面，其创办的算学学堂(1891)、矿务学堂(1892)、自强学堂(1893)、湖北武备学堂(1897)、湖北农务学堂(1898)、湖北工艺学堂(1898)、湖北师范学堂(1902)、两湖总师范学堂(1904)、女子师范学堂(1906)等等，则涵盖了普通教育、军事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等层面。

2  湖北农务学堂时期的校门

3  1898年，湖北农务学堂招生示文

4  湖北农务学堂大礼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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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湖北农务学堂教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