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几十年给学生授课的另一心得是，讲课时需要外部语言与内部语言交叉使用。从一定意义上说，人拥有两种语言，一种是外部语言，所谓外部语言是经过人的理性深思和构思过的语言，它能科学地准备地表达对一个问题的理解。它是经过人的意识完全过滤过的。因此它是完整的、经过修饰的。既不多余，也不缺少，一切都恰到好处。必须使用学术术语也是必不可少的。如同我们听外交部发言人的发言那样，字斟句酌，该强调的强调了，该留下想象空间的也留下了。如果对某问题不这回答，干脆用“无可奉告”加以拒绝。外部语言虽然明确，却给人以干巴巴的印象。所谓内部语言，就是随意的、似乎是不经构思的、脱口而出的却是生动的甚至感人的语言。这种语言是即兴式未经自己的意识完全过滤过的，它更贴近说话人的内心世界和感情，因此如果把它的话写下来的话，会觉得有的话不通，断断续续，不够规范，动词用得特别多，而修饰语大为减少。
        我上大学的时候，一位原辅仁大学教授，后出任北师大中文系教授的叶岑芩先生，给我们讲课，他运用他的一副花镜，把外部语言与内部语言区别交叉在一起，讲得有声有色，受到同学们的欢迎。他写讲稿，当他坐在讲桌旁埋下头读讲稿的时候，就会把花镜戴上，用较慢的语速，平静的语调，一字一句读出来，让学生都能一字不落地记录下来。这时他是在运用他的外部语言，他力图把他所讲的问题学理化，精确地表述出来，用无懈可击的逻辑征服学生。但当他读完了一段讲稿，把花镜摘下来，把头抬起来的时候，听课的同学们也似乎松了一口气，知道这时候叶先生要举例说明他的观点了。这时候，叶先生完全甩开讲稿，用他平日背过的诗词或小说里面的一个细节，加以生动的、具体的分析，有时候他突然会从座椅上站起来，挥着手，语调抑扬顿挫，十分有感染力。学生们开始聚精会神地看他的即兴式的表演。实际上这时候他是在运用内部语言。
        叶先生的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我发现我所敬仰的老师，凡是课讲得好的，都是如此做的，不过所用的方法略有不同。我当青年教师的时候，太看重讲稿。以为上课就是把讲稿上的东西读给学生听。后来我发现这样的课不受学生的欢迎。我于是开始向叶先生和其他老教师学习。力图把外部语言与内部语言结合起来。但我发现要完全做到，不是一日之功，不可能一蹴而就。因为当你运用内部语言的时候，那正是表现你作为一个教师的深厚素养的地方，如果你的学问积累太少，知之不多，是不可能做到的。你虽然抬起了头，虽然背出了一段古诗，虽然眼睛面对着学生，但你不会分析，或分析得不深刻，不能在细微处见功力。于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开始背诵《水浒传》、《红楼梦》的一些有趣的段落，背诵屈原、陶渊杜甫、李白、苏轼（这是我最推崇的五位中国大诗人）的一些诗歌，更重要的是我反复琢磨，学会分析这些作品，学会如何在细微处见精神。我后来的发展是，文学与生活是相通的，我自己的切身的经验和体验就是一笔了不起的财富，何必处处举过往作家作品的例子，你可以讲你的一段经历，一段见闻，甚至你做的一个梦……，即兴地扣紧问题地分析它。渐渐地我又发现我祖母的故事、我母亲的故事，也具有文学性，为什么不可以分析她们的故事呢？这样我从书本到生活，都成为我讲课的内容，我感觉到这是一个无边无际的永远也淘不尽的海洋。当然认真写讲稿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这外部语言是你学问的真实的钢筋结构。再后来我又发现我这样讲课的过程，就是一个研究问题的过程，我为什么不可以把讲稿和你在课堂上发挥的内容整理出来，变成一部著作呢？当然这是可能的。至今，我的近一半的著作都是我的讲稿整理出来的。黑格尔一生的著作都是讲稿，他一门课每讲三遍，就出版一部著作。我虽然没有黑格尔的才华，不可能每讲三遍，就整理出一部著作来。但你总可以讲五、六遍之后，腾出时间来整理讲稿吧！所以教学与科研就这样自然地结合起来了。
        在讲课中，要把外部语言与内部语言结合起来，是很辛苦的事情。有时候刚刚要入睡，突然一个有意义的生活细节涌上心头，我就会立刻翻身起来，记录在笔记本上。有时候某个诗人的某一首诗，恰好能说明某个问题，我也立刻把小本拿出来，简要地记下来。甚至于讲课中某句话换一种说法，更能打动学生，也一一作了笔记。到最后，我又发现这些材料中的一部分为什么不可以写成小说或散文呢？这都是具有文学性潜质的东西，于是我开始写小说和散文，虽然写得不是特别好，但你的长篇小说《生活之帆》不是印了七万册吗？你的散文《上课的感觉》不是还得了散文大奖吗？有不少篇章还是得到读者的欢迎吗？原来讲课、科研和创作是可以贯通的。这是我几十年教学生涯的又一个体会。（09-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