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突然走了，我的悲痛是很难用语言来形容的。他是如此博大，如此宽广，如此真诚，如此善良，如此挚爱……我很难用这些词语把他说尽。我虽然与季先生来往不是很多，但他与我的心是相通的。前不久我的学生同时也是他的学生王文宏去301医院看他回来，她告诉我说，季先生在谈话中还特别问到我的情况。
        我与季先生虽然相识，但只是在一些会议上寒暄。1990到1992年主编出版了一套“心理学美学丛书”，这套书到了他的书房。大概是1996年前后，原来在延边大学中文系的任教的王文宏老师到他身边当高级访问学者。季先生在指导她文学研究的时候，拿出了我主编的这套书，并推荐给她，给了很好的评价。其中尤其是对我的学生陶东风撰写的《中国古代心理美学六论》一书特别地加以赞扬，他指出其中的一些篇章说：这几篇写得很好，可以说达到古今中西贯通的地步，文学理论可以按照这个路子走。又认为，能带出这样的博士的老师也很了不起。后来经季羡林先生推荐，王文宏到我门下攻读博士学位。这样，我与季先生开始了来往。君子之交淡如水，完全是无功利的。我送给他书，他送给我书。我问候他，他问候我。他的四卷本散文集出版后，特别送我一，但没有像某些人那样要求我写读后感。
        2000年夏天，正当季先生的宿舍旁的古莲开花的时候，在王文宏和陶东风引导下，我拜访了季先生。我走进他的书房，季先生就像迎接一位熟人或老朋友那样握着我的手。我们的谈话几乎是漫无边际的。他谈到我的老师钟敬文先生和启功先生，羡慕他们的人品学问。谈到文坛的风气。后来他谈到他自己的时候说：我可以说七十岁才开始做学问。很多人不知道我的专业是什么，不知道我搞的是什么的。直到我的《糖史》出版以后，人们才大概知道我搞的东西。他又一次谈到陶东风的《六论》，认为其中谈“意境”等篇，写得十分出色，学贯中西。我说季老过奖了，东风还是一位年青学者，不要这样说吧。季先生就认真起来：我不是随便说说，我认为这本书的确可以和一些大家的著作相比，你的这位学生，这位年轻学者前景未可限量。谈话持续两个多小时。要留我们吃饭。我们没有同意。季先生与我和陶东风坐在他的书房的长沙发上，一字坐开，照相留念。那是一张象征老中青三代学者的友谊的照片。最后季先生兴致勃勃，又亲自挽着我的胳臂，走出家门，以他亲手栽种的一池正在盛开的的古莲花为背景，肩靠着肩，又合照了一张，就像两个亲密的朋友那样，其实那是我第一次拜访季老的家。这两张照片一直摆在我的书房，它不但见证我们的友谊，而且我赋予它另一种意涵：季老是一本打开了的活的百科全书。
        有一段时间，北京流传着“四老”的故事。这“四老”就是北大的季羡林、张岱年，北师大的钟敬文、启功。非常有意思的是，他们不但经常在一起谈天说地，而且遇到某单位邀请他们去开会和讲话，总是四人成群结队地“同进退”。钟敬文先生年纪长，接到通知后，他就给其他三位打电话，说那个那个会，我们一起去吧！于是这“四老”就会同时出现在某个会议厅。如十年前，《文艺研究》召开创刊二十周年的会议，“四老”就同时到场。第一位讲话的是钟老，钟老似乎不明白他的讲话是礼仪性的，一讲就是一个多小时。明白他们讲话性质的季老就在旁边着了急，但钟老的话又不能打断，我看季老甚是为难。最后《文艺研究》编辑部请与会者吃饭。这“四老”又凑到一起咬耳朵，商量是在这儿吃呢，还是不在这这儿吃。最后启功先生说，不吃他们的，咱们去什么什么斋。我想，反正这个什么什么斋，是启功先生给题的招牌，请他们还请不到，哪敢收他们的钱。“四老”同时嚷起来，走，走，走！一直在留意他们如何“同进退”的我，不仅笑起来。目送他们的背景走了。十年时间，北大、北师大“四老”都先后走了，最后走的是季先生。他是“四老”团队的“殿军”。
        季先生是说不尽的。
        季先生走好！
（2009-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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