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去年国庆前已确认周尺21.5 cm、商尺19.7 cm，国庆节期间就猜测史前还有尺长18.5 cm、15.8 cm 以及17.2 cm，后者有误。阅读科普著作《古代科技中的智慧》后，2020年11月5日给朋友信中说：

P3  石磨盘和石磨棒照片没有参照物，不知大小。似乎可以说明具体尺寸(国博有介绍)。至于是否说“石磨盘长63.5四尺(15.9*4= 63.6)；石磨棒长47.8三尺(15.9*3= 47.7)，直径4.8三寸”，当然可以斟酌。

我认为史前尺长有多个数值，后来规整。已经说了18.5和 15.8，可能还有 17.2。尺在复制的过程中也会有误差，变化1 mm 不必在意。那篇博文叙说不够周全，已经隐藏了。 

当时每周有四次课8小时，且“应用文写作”是新课，而心绪又颇不安宁。曾对一位朋友说“待元旦过后再悠闲地说史前尺长”，实际得过了春节才开始。现在已确定尺长18.5 cm 是“先周尺”，尽管在“夏的时代”已经使用，但地域不同；黄河右岸使用夏尺15.8 cm，而左岸使用商尺19.7 cm。或许，史前曾出现过“黄河左右是商夏”。

2  不过，今黄河以南的山东地域在远古之时或许是辨状河流中孤岛，黄河下游流路大致稳定之后则忽左忽右，其尺长想来与商夏有别。4月17日贴出“山西史前曾使用尺长18.5 cm和19.7 cm”后，阅读山东及邻近地域大汶口文化遗址的发掘报告，测算陶器确认尺度：“山东大汶口文化曾使用尺长17.6 cm”，暂定名为“夷尺”。

博文公开贴出之前两小时二十分钟，先在评论栏写道“大汶口文化早期不同地域的东夷，尺长或许在17.2~17.6 cm 之间，但晚期似已经统一为17.6 cm”，用语已现下笔之时的犹豫。或许，博友也曾核检过部分陶器，觉得并不符合夷尺17.6 cm。是的，确实如此——器形不规整的陶器不少呢；有些明器形体较小，制胎粗糙，没有尺度可言。但符合尺度的陶器也是很多，真是很多呢。笔者已多次说过，器物精美也就尺度严谨；或许该是“尺度严谨才能器物精美”。

容我说明陶器尺寸解读的具体过程，使严谨的博友相信，“在今黄河南与大运河东的山东及江苏邳县、新沂等地域，大汶口文化时期曾使用夷尺17.6 cm，时间超过千年”。

[1] 南京博物院. 1987年江苏新沂花厅遗址的发掘. 文物, 1990,(2)

[2] 尹焕章, 袁颖, 纪仲庆. 江苏邳县刘林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次发掘. 考古学报, 1965,(2)

[3] 高广仁, 任式楠. 山东曲阜西夏侯遗址第一次发掘报告. 考古学报, 1964,(2)

3    新沂花厅遗址[1] 豆 (M121:7, F10N4, 下左) 口径25.3不整，高24.7 一尺四寸过0.6 mm。尺件精度和测量误差足以覆盖0.6 mm，因而高度就是一尺四寸整。依据高度调整线条图，使图上1 cm 相等于一寸；发现口径尺寸偏小——左侧准确，而右侧比左侧偏小壁厚；依据左侧，口内径一尺三寸。图上豆盘深度和外侧高度正好六寸，而豆柄高度正好八寸；豆柄线条图左右对称，底内径九寸，顶外径四寸。这就是说，器物多个部位的长度具有公因子“1.76 cm”。

用ipad 阅读邳县刘林遗址的发掘报告[2]，将线条图下方“10 cm标尺”调整为5.7 cm 稍欠，则两件罐形鼎主要部位的长度都是整 cm 数，当时真是欢喜呢。前文已作介绍，此处重复给出一件(T411:4, F20N2, 上右)。

4    曲阜西夏侯遗址在大汶口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1962年9月1日至21日发掘面积89 m^2，清理11座墓葬，出土陶器601件。抽检部分陶器，均适用夷尺17.6 cm。

鼎出土33件，采集一件(另有明器小鼎111件)，形体最大者(M5:45, F9N13)，通高29.4, 器高21.9 一尺二寸半欠1.0 mm, 口径22.7 一尺三寸欠1.8 mm。依据器高调整线条图，标尺和通高准确，口径左侧准确而右侧略偏小。从线条图知道，鼎盖的口径一尺一寸、顶外径四寸半、高三寸半；鼎体和鼎足也都符合尺度。左侧折沿纵向整体偏低，但折沿高度二寸可信。

陶鼎的通高与鼎足拼接相关，多是尺寸不整；或许鼎体高度或内深才是控制参数，如报告[3]图9的线条图长鼎体高度，No.3、4、11 与五寸，No.5、7、10、12 与六寸的偏差不超过线条宽度。可惜报告没有给出具体测量数值以供验证。

豆出土146件(另有明器小豆27件)，形体最大者(M11:59, F22N6) 通高33, 器高23, 口径22.7 , 底径18 ; 盖高11.4 , 口径18.9。基于标尺调整线条图比例，口径一尺三寸欠1.8 mm、盖高六寸半欠0.4 mm 与图协调；而器高23 一尺三寸过1.2 mm 仅与图左侧协调，原因不明。

 豆盖器形端正，制作精度颇高：口外径10.75寸、内径10 、高3.5寸都是精确的，钮高三寸也是精确的，拼接时内外添泥，钮孔深度减少约3 mm。

报告[3] 图20 介绍盆四件和钵一件，口径与整寸偏差都在1.2 mm之内，想来慢轮修胎颇为仔细。又，笔者通常只是抽检器形端正且形体较大的部分器物以确认尺度，但并非挑选有利证据，如前篇博文介绍新沂花厅遗址[1]，说明探方和墓葬出土罐形鼎各两件适用夷尺，其他陶鼎当然也以夷尺制胎，只是没有给出线条图的尺寸解读。

钵(M1:79)口径21 一尺二寸欠1.2 mm。盆(M1:69, M9:25)口径28.2 一尺六寸过0.4 mm 和29.8 一尺七寸过1.2 mm。盆(M5:51, M2:5)有照片，口径都是26.4 一尺五寸整。前者(下左)高8.9 五寸过1.0 mm；后者(下右)高10.8 六寸过2.4 mm。左盆口内径一尺二寸，口沿下方外径一尺三寸，底内径九寸；右盆折沿处内径一尺一寸，高五寸准确——通高六寸过2.4 mm的偏差源于折沿。

与泰安大汶口遗址相同，曲阜西夏侯遗址墓葬出土陶器尚未见适用商尺19.7 cm。

5     五六千年的陶器制胎会使用尺件吗？在平阴-胶州-邳州范围300 km 的地域、距今6000~4600年的时代，会使用相同的尺度吗？陶器制胎、尺件长度皆有误差，能够基于发掘简报的介绍确定尺长至 mm吗？五六十年前使用铅字排版、锌版制图而印刷，基于纸质文本转换的PDF 文档，准确性有多高呢？部分图件的偏斜和变形固然是一目了然，但测绘差错并非一眼可见啊。

 恕我笔拙，不能介绍此前一个月的困惑和尝试。不过，对八个地区的九个遗址的十余次发掘出土器物进行抽检，确认五百件以上陶器尺寸适用夷尺之后——博文介绍约150件，自己现在相信：“在今黄河南与大运河东的山东及江苏邳县、新沂等地域，大汶口文化时期曾使用夷尺17.6 cm，时间超过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