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问题创新思维”读后感

    注：“时代问题创新思维”是友人就全球化问题写的一份内部报告，作者请我提出自己的看法，遂回了此信。此信回于去年11月，清理文件夹时发现，顺手放在这里。

凌飞：

大作读毕，感想如下：

1、对全球化的认识深刻而全面，精彩部分我已一一标出，不再赘述。

2、全球化的基本动力来自“利润极大化原则”生产的困境：利润极大化要求降低成本、提高产量。前者导致工资在GDP中的比重持续下降，从而社会有效需求下降；后者导致社会潜在生产能力扩张。于是需求不足成为社会常态。这一机制是马克思发现的，我们自己这二十多年的统计数据证实了这一点。（附件一）

为了维持社会生产机器运行，不得不寻求外部市场；为了使少数生产资料拥有者与日益贫困的广大劳动者间的矛盾不至于失控，必须有外部利润的流入以缓和之。因此，向外扩张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属性。两三百年的历史清晰地表现了这一点，我中华民族一个半世纪的经历实实在在地体验了这一点。

3、这样的内在属性必然导致后发资本主义国家与先发资本主义国家间深刻的矛盾。从先发资本主义国家手中争夺海外市场、争夺势力范围是每一个后发资本主义国家不可避免的“功课”。直到20世纪上半叶之前，这种争夺依仗赤裸裸的武力。两次大战后，国际资本发现资本主义国家掌握的武力已经超过了整个社会可承受的程度，战争不再是资本家之间争夺利润空间的合理手段。于是竭力避免相互间的大规模战争。

但是，这不等于资本家集团之间不再争夺外部空间，只不过转而更多地利用政治、经济、文化等手段；也不等于不再使用武力，只要他们判定，对手不堪一击，他们将毫不犹豫地用诉诸武力。南斯拉夫、阿富汗、伊拉克就是眼前的实例。

4、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的首要战略任务是路线选择。目前激烈争论的路线有二：

其一、“主流经济学”主张亚当.斯密路线，依靠 “比较优势”建立国家的竞争力。我们最显眼的“比较优势”莫过于几乎无限供给的低素质劳力。于是“两头在外”、“国际大循环”、“出口加工”、“招商引资”在二十多年里成了事实上的基本国策，导致2000年外贸依存度突破40%，引发学者的警惕，而在一片对依附型经济的警告声中，外贸依存度突飞猛进，到2004年居然达到了70%。与此同时，环境破坏、资源瓶颈、两极分化、社会安定纷纷发出警报。这条道路还能走下去吗？

其二、一些“非主流经济学家”主张改弦更张，走李斯特路线。依靠行政权力，聚集资源，发展核心技术和基干产业。这条道路要求有一个为全民认同的共同目标，要求肃清一切异己思想和言论，要求全国上下咬紧牙关、卧薪尝胆数十年。最重要的，这条道路要求有一个不受制约的集权政府，它还必须明智而高效。然而，“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在政府中我们可以指望出现罗伯斯庇尔这样“不可腐蚀的人”，但决不可以指望集权政府中超过半数的官员达到罗伯斯庇尔的道德准则，而这是集权政府健康运行的起码条件。况且，腐败不仅可能出现于经济领域，在一个集权政府中，腐败往往首先出现于政治领域：昧着良心讲假话。当“假大空”肆虐时，这个政权的凝聚力也就消解了，经济领域的腐败其实是政治腐败的结果而非起因。

即便我们能走通这一条道路，提高层次后的生产力，它要求输出的将是飞机、巨轮、工作母机、工程机械、核心通信设备、计算机核心部件与系统软件、生物技术产品、军火等等。而今，我们出口裤子、袜子、衬衫之类东西，都让西方大国惕惕然。到那一天，他们能坐视“中国的小孩抢自己孩子的饭碗”吗？到时，等待我们的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应对？

5、上述两条路线的内核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果我们选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让“利润极大化”原则成为配置资源的首要原则，将只能在这两条道路间二择一。

选择亚当.斯密路线，我们就必须准备长期乃至永远成为西方国家的二流伙伴，尽可能长期地让绝大多数国民处于“过剩劳力”的状态，以保持廉价劳力的竞争优势，大规模地接过人家不要的耗能、污染行业，并为其背上“破坏环境”的骂名。用大多数国民的血泪为玩弄金融魔术的西方国家创造财富，顺便在国内制造一个富可敌国、可以操控社会公共决策的资产阶级。为此，我们将不得不强化对“低素质”人口的控制，迫使他们满足于起码的生理生存，而竭尽全力地劳动，这就是我们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过去二十多年实施精英路线的深层根源。龙永图先生、李岚清先生等就是这条路线的代表人物。

选择李斯特路线，我们就必须准备为了争夺海外市场与西方国家直接对抗，同时尽可能地保护国内市场，以培育一个自己的、掌握了先进生产技术的资产阶级。这就要求我们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使对方不敢对我轻举妄动。同时要有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领域与西方国家拼死一争胆识与能力。杨帆、韩德强、左大培他们主张的就是这条路线。

这两条路线的最终结果，必然是国内外矛盾激化到其提倡者无法控制的地步。

6、上述这些分析，本属马列主义ABC。在我们这个号称共产党领导的，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国度，却成了学者们避之唯恐不及的东西。

问题的根源恐怕在“信奉”上，这里“信”是虚的，“奉”才是实质。“信”需要理解，需要认同，而“奉”只需要利害算计。

7、假定我们认同马克思的分析逻辑，正视自己这二十多年的实践经验。那最根本的战略选择就是：放弃“利润极大化”作为要素配置的主要原则。

“利润极大化”不是毫无意义，在经济的微观层面，它能提高要素使用效率，能有效地发现社会需求的变化，当年孙冶方、陈云就力主在这个层面上重视利润的作用。但，在宏观经济管理和国家发展战略层面，它只能使管理者变成思想侏儒，使国家经济机器陷入困境。因此必须有高于它的原则制衡之。

这个原则就是社会的均衡发展，或曰“和谐社会”。老子云：“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天之道，损有余以补不足”。“利润极大化”就是“人之道”，它只能是一个低层次的原则；而“天之道”必须能制衡这个“人之道”，必须处于它的上位。我国数千年农耕文明的历史中，“兼并”与反“兼并”的斗争，本质上就是“人之道”与“天之道”的斗争。如果官僚地主是“人之道”的工具，那朝廷就是“天之道”的工具。每一次“反兼并”的失败都导致一个王朝的覆灭，结果“天之道”借农民战争之手，来彻底地校正“人之道”，于是“天街尽踏公卿骨”，“朱门甲第无一半”，“人之道”的工具被彻底消灭。

由此可见，哪怕没读过马克思，只要对我们自己的历史稍有了解，都应该明白，政府的政策选择决不应是“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绝不应为资本兼并“保驾护航”。

8、放弃“利润极大化”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原则，意味着一场深刻的革命。不少理论家都承认，这样的革命是必然发生的。然而，对革命发生的时机却有不同的判断。最为著名的争论发生在列宁和马尔托夫之间，他们争论的焦点是:一个国家能否首先实现社会主义。

既然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可以通过向外扩张来缓和内部矛盾，它就可以用“民族认同”来代替“阶级认同”。读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可以发现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族认同”有多强大，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的政党都成了本国民族主义的俘虏。列宁不得不与之作艰苦的理论斗争。

然而当全球化“跨过了一个临界点，发生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全球化进程’步入了‘全球化时代’”，当全球成了一个事实上密不可分的经济、政治、文化单元。全球的资本还能向何处扩张？今天的“反恐战争”与其说是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冲突，不如说是聚敛了几乎全部社会财富的“达沃斯”文明与几乎一无所有的“草根”文明间的冲突。如果马克思、列宁活在今天，他们肯定会认为所谓“文明冲突”的实质是阶级战争。

这，就是我们不得不做出战略选择的国际背景。

9、国家到底应作何选择，非我等草民可以置喙。但以下三点万望注意：

其一、“攘外必先安内”，一个内部矛盾尖锐的国家不可能形成有效的民族认同。“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所谓“颜色革命”无非是西方大国见缝下蛆的结果。今天中美关系趋于缓和，不少人认为是美国打算承认我们事实上的大国地位，正在寻求与我“共治”地球的方法，凤凰卫视就在散布这种观点。这恐怕是自作多情。想想9.11之前，我们是西方心目中事实上的头号战略对手。是“反恐战争”牵制了西方，给我们赢得了一段喘息之机。若不能趁此机会搞好内政，消除那些可让人下蛆的缝，建成一个比较和谐的社会，强化民族认同，我们真对不起造化。

其二、“严重的问题是教育精英”，自秦汉以来，中国的精英阶级，其政治--文化特征是“士大夫”，其政治—经济地位是“官僚地主”。这个阶级政治、经济、文化资源通吃，把持着整个社会。历次农民战争都没能改变这个结构，只是换了一批人而已。历史反复证明，这个赢家通吃的阶级心胸狭隘、目光短浅、德行卑下，是造成社会危机的主要动力。今天的现实告诉我们，这份历史遗产一直留到了现代。毛泽东对他们“再教育”，陈毅为他们“脱帽加冕”，邓小平让他们“先富起来”，都没能使他们对民族整体生存发展有些许责任感。看看他们把持的“大众媒体”，看看一个个贪官污吏，看看一个个目光短浅的公共决策，就知所言不诬。这表明，我们缺乏一个理性的统治阶级。他们是最需要受到教育的群体，这教育主要不是说教，这个由科举传统培育的阶级，比任何人都说得漂亮。关键是实在的权力制衡。

其三、“天鹅绒手套下的铁掌”，我们与西方虽然经济上出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但相互间的依赖性是高度不对等的（附件二）。一旦根本矛盾激化，这种相互依赖不足以遏制对方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对我下手的冲动。我们还没有资本高枕无忧，倒应该牢记毛泽东的遗训“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我们可以争取和平发展，但不能对日益尖锐乃至激化的基本矛盾懵然无知；我们可以韬光养晦，但不能没有足以让外人忌惮的硬、软实力；我们可以在一段时期内采取机会主义，但不能永远心无定见。我们这个十三亿人口的民族应该为人类走出资本主义造成的困境找到出路。

 

附件一：过去二十多年的统计数据说明了什么？

在私有制的环境下，协调社会分工、配置社会资源的核心机制是“利润极大化”。这样的机制要求一方面提高产出、一方面压低成本，由此方可形成资本利润。提高产出的努力导致社会生产能力扩张，而压低成本的努力导致劳动者收入减少。这一过程持续进行的结果就导致社会生产能力与社会有效购买力的失衡。于是过剩的生产力只能向外部寻找市场。

到此为止，这不过是逻辑推演的结果。让我们用自己过去二十多年的统计数据来检验它。从分配的角度看，GDP为三类主体所得，其一是社会劳动者，其二是财政，其三是资本拥有者。

先看看劳动者所得。

《中国统计年鉴》里有“工资总额”一项，它被定义为“全部职工的劳动报酬总额”。

除了工资劳动者，我国多数人口是农民，他们收入的基础是GDP中的第一产业部分。参与分配这一部分的，除了农民外主要是各级政府。农业部统计表明，2000年全国农民总负担为1779亿元，它占当年农业GDP的12.16%。农业部的统计样本只能触及中央明文规定的税费，据统计，我国正式的涉农税费项目接近100项，加上“三乱”各种项目总数达200项。谁都知道“头税（农业税）轻，二税（提留）重，三税（统筹、集资）四税（‘三乱’）无底洞”，保守估计“三税”、“四税”部分不会低于正税的1/2。由此我们估计农民负担为第一产业GDP的18.24%。并假定扣除这一部分后，就都是农民的收入了。

以上两项之和即为劳动者收入。

参加分配的另一主体为财政。《中国统计年鉴》已列出“财政收入”。从参与GDP分配的角度看，扣除“劳动者收入”和政府的“财政收入”之外，就只有资本所得了，不论它是内资还是外资，产业资本还是金融资本、国有资本还是民间资本。由此我们可以计算出“劳动者收入”、“财政收入”与“资本所”得各自占GDP的比重：

GDP的收入构成

数据显示，支撑产能扩大的资本收入，其份额显著扩张；而构成社会有效需求的劳动者收入，其份额明显下降。1993年后，资本收入持续高于55%；进入本世纪后，劳动者收入持续低于25%。于是，社会生产能力和有效需求间的平衡被打破，几乎所有行业都陷入供过于求的困境。

有学者着眼于银行中的巨额储蓄存款，力图将其“逼”出来，以形成购买力。然而在劳动者收入下降、资本收入上升的大背景下，这巨额的储蓄存款到底属于谁？它是暂存的购买力还是潜在的资本？

《统计年鉴2004》将我国国民按省市分为31组，每组又按城镇、农村分为两组，年鉴提供了这62组国民2003年的人口数与储蓄存款额。此外，年鉴还提供了城镇家庭分8组的可支配收入，农村家庭分20组的纯收入。

假设不同人群拥有的储蓄存款额与其收入份额成比例，可将上述62组国民进一步细分为868组，分别估算每组的人数与拥有的储蓄存款额。再按人均储蓄存款额从高到低排序，可考察储蓄存款在国民中的分布状况：

储蓄存款在国民中的分布

官方数据表明，最富裕的1.38%的国民拥有10.78%的储蓄存款，最富裕的5.75%人群拥有30.63%的储蓄存款；49.81%的储蓄存款集中在12.48%的人群手中。而最贫困的50.05%的国民，只拥有7.9%的存款。

由此我们看到，绝大多数国民储蓄存款极为有限，不到万不得已，谁敢花掉？因此根本不构成潜在的购买力，而大多数存款集中在极少数人口的手中，这些钱不是暂存的购买力，而是现实或潜在的资本，它们渴求的不是商品，而是利润。

然而，在社会有效需求日益落后于有效供给的大趋势下，这些存款又能到哪里去寻找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于是，它们成了关在银行笼子里焦躁的“老虎”，于是剩余的资本只能向海外寻找出路。

这就是为何先发资本主义国家都将海外贸易视为国家竞争力基石的根源。事实上，先发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荷兰、西班牙、葡萄牙还是英国、法国、美国，无一不将海外市场视为立国之本。

闯进北京的八国联军士兵，也许只知道抢劫珍宝，而他们背后的国会议员、海军将领们却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

 

附件二：我国与各国间的相互依赖性

经济学家们用“进出口总额/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一个国家对外贸的依赖性：

我国外贸依存度

1978年以前，我国外贸依存度仅9.8%，到2004年已经高达69.8%，成为世界上主要国家中外贸依存度最高的。

那我们的主要贸易伙伴是谁？尤其是出口，对我们的经济运行至关重要，我们的主要买主在那里？

2004年主要出口地

数据表明，美国是我们最大的买主，占到出口总额的1/5以上，欧洲、日本次之，然后是韩国。以国别排列，则顺次为日本、韩国、德国、荷兰、英国。其中香港是个转口港，出口到香港的货物，相当大部分被转到其它国家。表中17个国家和地区就占了我们出口总额的80%以上。

如果用向对方的出口占自己GDP的比重来衡量对方市场的重要性，各国的相互依赖关系如下：

中国对美国市场的依赖：7.56%、美国对中国市场的依赖：0.38%；

中国对日本市场的依赖：4.45%、日本对中国市场的依赖：2.04%；

中国对韩国市场的依赖：1.67%、韩国对中国市场的依赖：7.98%；

中国对德国市场的依赖：1.44%、德国对中国市场的依赖：1.12%；

可见除香港外，在前4位贸易伙伴中，我们对美国的市场的依赖远高于美国对我国市场的依赖。如果我们停止进口美国货，对美国经济的运行几无影响；而反过来，如果美国停止进口中国货，我们的经济就会伤筋动骨。

我们对日、德市场的依赖也高于他们对我国市场的依赖。韩国与中国的关系倒有点类似中国与美国的关系，所以韩国高度重视中国市场。然而韩国出口中国的是相对高端的电子通讯类产品与时尚产品，而中国出口美国的则是廉价的服装、鞋帽、玩具、杂货之类，两者在贸易上的主动权其实不在一个档次上。

高度依赖海外市场的是哪些行业？由“海关历年出口商品分类金额”，可以算出各类产品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

出口构成的演变

数据表明，过去20多年来，资源型出口的比重大幅度下降，而制造业产品逐渐占了出口的绝大多数。这反映了我国资源紧缺的现实。

2004年，仅四类制造业产品就占了出口的93%。它们顺次是：机械及运输设备（45.21%）、杂项制品（26.36%）、轻纺产品/橡胶制品（16.96%）、化学及有关产品（4.44%）。尤其是机械及运输设备，从1980年的不到5%，扩大为2004年第一大项，从它稳步增长的态势看，很快就将占到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已经成了“世界工厂”，“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战略得到了切实的执行。

然而，由前述相对贸易地位分析可知，这些行业市场地位是相当脆弱的。一旦国际形势有变，对方可以轻易地让我们的这些行业产能闲置，并由行业间的上下游关系，将冲击波扩散到整个经济体，由此引发的失业和其他社会问题，几乎无法处置。而我们缺乏反制对方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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