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之无耻，是为国耻

新加坡联合早报8月9日发文称，一位“供职于北京某知名大学但希望匿名的教授”接受该报电话访问时说：

“1945年8月，聚集在方正县的日本开拓团成员主要是日本农民，而且以老幼妇孺为多。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些人是在日本投降后等待遣返的非军事人员，他们投降了，即使是军队，也还有优待俘虏的政策，何况他们不是军人。日本军国主义把这些日本穷人弄到中国，他们也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这些人中有5000多人病死在方正，方正人民为他们修建公墓和立名录墙，是人道主义的体现。现在弄成这样，对战争遗孤的后裔并不公正，对方正县政府也不公正。”（«北京学者：在舆论不当引导下 日开拓团石碑成为 民族主义发泄目标» 新加坡联合早报 8月9日）

该匿名教授强调，日本开拓团成员主要是农民不是军人，却回避了他们是不是侵略者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在日本官方文件中早有清晰的表述。1936年8月25日，日本广田弘毅内阁正式宣布，将大规模向中国东北移民作为日本的七大“国策”之一：“向满洲输送内地农业移民，以大致二十年迁入约百万户500万人为目标”。关东军《对满移民的全面方针和移民计划案》规定，日本向东北的移民团主要职能是：

“在满洲国内扶植日本的现实势力，充实日满两国国防、维护满洲国治安，并建立以日本民族为指导，以谋求远东文化之成就”

这样的定位是基于对日俄战争后政策的反思：

“没有采取增殖邦人手段而放任自流，导致无日本人实际势力存在的结果。……（如果）日俄战争后就积极移入众多邦人，这次满洲事变就不致于发生，即使发生也能兵不血刃地结束，因此，今后务必要把培植我之实力放在第一位”

据日本方面的地图，所谓开拓团遍布东北，尤其集中在黑龙江，这样的布局一方面在于占领这里大量的良田，更重要的是配合关东军的战略重点：防范苏军，镇压抗联。“作为对苏防御、作战上的军事辅助者，以及关东军的协作力量”，“一旦有事之际作为关东军的后备兵力”，“镇压反满抗日武装部队”。为此，对移民的成员，《满蒙移植民事业计划书》提出“以在乡军人为主体”，《关于满洲农业移民要纲案》则提出:“农业移民，是以在乡军人为主体。在警备上是屯田兵制的组织，具有充分的自卫能力。”

可见所谓“开拓团”执行的是日本吞并东北的国策，而且有着明确的军事职能。匿名教授强调其为主要是农民，而掩盖其侵略者的真相，是在事实判断上的昏聩还是其价值取向使然？

为侵略者立碑，遭到了国民的强烈声讨，却刺痛了匿名教授，称之为“偏激的民族主义情绪”，否认这是在为侵略者立碑。这个判断的背后是清晰的价值取向：对侵略者同情有加，称之为“穷人”“受害者”，抱怨对其“不公”。

匿名教授进一步称：“现在网络上骂日本、骂政府比较流行，似乎只要骂日本、骂政府就是英雄。但要骂在点子上，骂准日本军国主义这个目标，否则只能是逞一时之快，对社会进步没有好处。”

这个逻辑就是，理论上可以骂日本军国主义，而现实中却因该为侵略者立碑。 

但匿名教授将“呈一时之快”和“社会进步”对立起来的视角起来却值得我们深思。

日本走向现代主流文明始自1868年的明治维新，仅6年后，日军就入侵台湾，吞噬琉球，此后对华侵略战争持续不断，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可以不夸张地说，一部中国近代史就伴随着一部日本侵华史。在中国，这是一部血泪史，而在日本却靠扩张领土、掠夺资源、输出商品、输出资本缓解了资本利润极大化造成的爆炸性的国内危机。

当年日本电影«望乡»描述了从幕府末年（1897）开始，直到昭和初年（1920），日本政府为了积累资金发展资本主义，大力推行海外色情行业，将一些贫苦人家的女儿买到海外当妓女。1903出生的小林多喜二，描写了他眼中社会底层遭受的残酷剥削和由此导致的罢工。直面现实的小林多喜二深为日本统治集团痛恨，1933被片警毒打致死，时年仅30岁。事实上日本是东亚最早传入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早在1904年就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包括李大钊、周恩来、陈独秀、董必武在内的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都是先在日本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由此可见利润极大化造成的社会内部矛盾之深重。

其实，所有先发资本主义国家都面对过类似局面，都试图靠向外扩张来缓解内部矛盾，这才是日本不惜以蛇吞象的气势死死咬住中国的根源，所谓军国主义，不过是问题的表象。战后的日本，用经济手段代替战争手段，主要不再依赖领土的扩张，转而试图占领产业链的上游，在“全球化”的旗号下，兜售所谓“雁行战略”，先诱使、后迫使其他国家屈身产业链的下游，为其提供劳力、输出资源、创造利润、消纳污染，借以缓解其内部矛盾。

而这一切，在我们的主流学者眼中，都是“社会进步”，对抗这种扩张的行为则被称为“呈一时之快”。1932年1月21日，蒋介石发表《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称“万不可逞一时之快心，轻言绝交宣战，而斫丧我四万万人民与中华民族之命脉”。看来我们的匿名教授与蒋委员长心有戚戚焉。

呈一时之快固然于事无补，但将一部付出了千百万国人性命的历史仅归之于“军国主义”，而不深思战争的根源，反将战争的根源视为“社会进步”，这样的人在侵略战争的受害国里，居然成了教授，证实了中国教育系统的堕落。

更令人无言的是，这位匿名教授教导方正县：“如果不以县政府的名义为日本亡者立名录墙，而以方正县民众的名义去做这件事，可能不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事儿是县政府干的，却要盗用“方正县民众的名义”，无怪乎一些官员动不动就堂而皇之地宣称“我代表……”，原来这把戏是教授先生教的。这样的教授只能让国人想起龚自珍的论断：“士之无耻，是为国耻。”（龚自珍《明良论二》）所以他只能匿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