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英语

贾伟

前阵子写过一篇博文《学英语》，我掐指一算，已经五个多月过去了。一般而言，五个多月的外语学下来，可以凑合着讲讲了。所以，咱们今天来讲英语。

有个段子，说去年圣诞节前上海的一名巡警拦下一个骑电动车闯红灯的男子，上去盘问：“叫什么名字？”

男子答：“讲英语。”。

民警感觉奇怪：“什么名字？”

那个男子提高了声音：“讲英语啊！”

民警没辙，迟疑了一下，重新问道：“Ok, what's your name？”

男子掏出身份证，民警拿来一看：“蒋英宇“！

我看到这个段子，第一反应是，咱们上海这种国际大都市，警察的文化素质就是高啊！

有一次我在交大徐汇校区碰上一个女子操着法国腔的英语问去国际教育学院怎么走，我跟她讲了方向，怕她依然不懂，就带着她走了一段路，最后分手时她千恩万谢，我不咸不淡地说了句：”you're quite welcome. In fact, 我希望我在巴黎街头问路，能有人同样用英文回答我。”后面这句话纯粹是有感而发，因为我在巴黎问路就吃过苦头，每一次用英语问上去，对方都用我一字不懂的法语叽里哇啦的给我一通回答，让我郁闷不已。你伟大的法兰西民族瞧不上英语咱没法干涉，有本事你在上海也用法语（或者用中文）问路啊？

          因为语言上的唯我独尊，法国佬给人的感觉是有些可爱的自大和固执。但同样在这个方面，香港人给我的印象要差一些。在这个中国的特别行政区，有很多次我热情洋溢地用普通话跟店员交流，她们都（用粤语）说听不懂；然后我用一连串英语跟她们表述时，她们一面似懂非懂地频频点头，一面赶紧去叫经理来救场。时间久了，我还是能够品出些“端倪”来。香港其实并非是一个对中文全然不懂以至在沟通上一窍不通的地方，就有些港人而言，脑子里懂中文并不代表内心接受中文；当然内心崇拜英文也并不代表脑子里都能听得懂。有一次我乘出租车去浸会大学，上车后用国语告诉司机地址，结果他用粤语告诉我他听不懂。我一字一顿地重说了一遍，他依然坚定地摇头说听不懂！看着车在飞奔，我又用英文重复了一遍，他还是摇头。我暗骂了一句，便闭口不再跟他啰嗦了，当时心里的直觉告诉我这个家伙是听得懂中文的，否则他的车怎么没有减速而是一个劲地往前开呢？果然不一会儿车到浸会大学的门口便停了下来，下车时我破例没给小费，反正跟他说什么都听不懂嘛。

          一些美国同事曾问我在间隔十年后回到美国生活，能感受到什么差异？我说，今天的英文跟十年前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当然这些差异都发生在细微的地方。譬如我刚到北卡，适逢我们研究校区大楼grand opening，一位西装革履的议员上台发言，他庄严地说了一句（我们以前会认为非常口语化的）开场白：I am blown away by this building（这大楼把俺给震了）……

我们平时开会时，主持会议的会先给大家一个heads up – 它的意思稍稍发生了些变化，其含义已接近updates。而很多人在正式场合喜欢用24/7来简化 "24 hours, 7 days a week"这样的表述。这些日常表述方法在以前也不能说没有，但它们似乎已经从家里或者餐厅里走进了办公室和会议室。在九十年代，你只能从小孩嘴里听到这样一个感叹词：cool，现在我可以在学术大会上对前面演讲者的方法进行评论：This is a really cool method 而不必担心用词太随意了。当然，英语中新词汇的最大来源还是网络。几年前如果有人要让你to "friend" them, 你大概不知道是神马意思，今天很多人都明白它是指在Facebook 或博客上把对方“加为朋友”的意思。现在老外会很自然地把事物的两方面用Yin and yang （阴阳）来表示，而networking 已经正式当作人际交往的词汇来使用了。另外，很多老外们喜欢“拽”两句来自中文的词汇，如guanxi （关系）， jiayou（加油），ma-ma-hu-hu（马马虎虎），以显示他们在语言上涉略广泛。我一个月前跟一位美国商人吃早餐，他在跟我说中国维持经济稳定的必要性时，用了一个词 – “Baoba,”我硬是想了几秒钟，才猜出他说的是我们2012年GDP增长要达到“保八”的目标，当然这个词从他嘴里说出来着实让我吃了一惊。

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学习一门语言其实是在涉入一种文化。一方面，要准确地听懂一门语言，我们需要透彻地理解它所负载的文化信息；另一方面，随着文化的发展，不仅是英文，每一种语言都处于一种动态的变化之中，讲一口好的英语要做到与时俱进。当然，从英语的变化中，我们也可以管中窥豹，体会西方人的思维模式、社会行为和生活方式的变化。

记得90年代我很喜欢去密苏里的一些乡村餐馆吃饭，那儿有些招待年纪很大，见了我一口一个“honey”，就像是我外婆那样的慈祥和温馨。现在的情况有些变化，我前不久在夏洛特机场的一家寿司店吃午餐，店里清一色的都是身材高挑、面目清秀的年轻女子当招待，见了我齐声亲热地叫”Sweetie”, 我老人家一下子有点hold不住，有点诗人描写的那种“心花怒放”的感觉（by the way, 英语大概叫：heart flower angry open）。这种亲昵的称呼一直幸福地伴随着我吃完午餐，尤其在拿到账单时，一声sweetie格外音质柔美，在我耳际一直萦绕着，而且有力地主导我把小费数额往高处写……直到后来我听到她们的另一声sweetie叫向一个拖着行李步履蹒跚走来的老先生，才如梦方醒，原来这跟当年密苏里外婆叫我honey的意思是一样一样滴。

我想在语言和文化上再啰嗦两句。在美国的华人教授很少进入管理层当官的，比较主流的看法是两个障碍：语言问题 – 英文讲得不如老美好；另一个问题是体系内有歧视因素。近几年我跟在美国高校的一些当上了系主任或院长的华人教授们探讨，说到这个“天花板”效应，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这个“天花板”是存在的，但似乎不是人家加在我们头上的，而是我们自己在心里给安放上去的。简单地说，在我看来，我的这些当了一官半职的华人朋友们英文水平也好不到哪里去，有的甚至很糟糕（土得掉渣的乡音都很明显），工作单位也有清一色白人（比较保守）的地方，但这些在高校当官的华人们带有共性的人文素养是：理解美国高校的管理理念，善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尤其重要的是最后一点 – 不卑不亢、用（跟美国同事）平等的心态去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