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中国人很多时候确实是糊里糊涂地活着。我已经是一个50多岁的人，自认为不算糊涂。但知道“无代表，不纳税”这个道理，也不过是几天前的事情。觉得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明白这个道理，故这几天，放下手头的一些事情，花了时间和精力写出了这篇博文。

“无代表，不纳税”这个口号是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由英国在北美殖民地的一部分人喊起来的。英文原文是“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也可以翻译为“无代议之人士，就不可交税赋”

英国当时的政府因为英法在北美地区的战争，国库亏空，想到了向北美殖民地收税以弥补亏空。先是由政府在1764年制定了《糖税法》，大幅度提高了从国外进口的糖、酒产品的关税。该条例执行后，由于殖民地的抵制以及走私猖獗，效果不是很好。原来预期能每年收到5万镑，实际上只收到1万镑多一点。

接着，英国政府又打起了收印花税的主意。即各种印刷品（报纸、书籍、广告、票据等）和法律文书（租约、合同、遗嘱等）都要在上面粘贴面值从半便士到20先令不等的印花票才能生效。

这里先解释一下，按照英国的法律，海关收的税属于外部税，可以由政府制定法规收取。通俗地说，这种税不直接从老百姓口袋里拿钱，所以政府有权制定法规来收取。而印花税属于内部税，即直接从老百姓口袋里拿钱，要经过议会批准。

咱们实事求是地说，英国政府也不是完全不按规矩办事。首相先是征求了几位殖民地驻扎在英国本土的代表（他们并不是国会的议员）的意见，这其中还包括大名鼎鼎的本杰明·富兰克林。这几位代表据说都是保持沉默，并没有表示反对。然后，法案还要拿到国会讨论、批准。

英国政府也有它的道理，咱们在北美殖民地出人、出钱跟法国人打仗，不就是为了保护在那里的讲英语的同胞嘛。现在母国钱紧张了，你们就支持一下吧。

过了不久，1765年3月英国国会通过了《印花税法》。

消息传来，《印花税法》遭到了北美殖民地人民的强烈抵制。

可能有人会问，既然英国议会通过了，殖民地的人民为何还有理由反对呢？原来，按照当时的惯例，殖民地的外部税的征税权力是在英国国会，而内部税的征税权力是在殖民地的当地的议会。

为此，殖民地的精英代表想到了一个理由：他们在遥远的英国国会里没有直接的代表，是被非法剥夺了作为英国人的权利。且当时仅有3%的男人拥有投票权，因而他们拒绝纳税，直到在政治上有充分的代表时为止。简单地说，就是“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

1765年11月《印花税法》生效后，殖民地的人民采取了各种方法进行抵制。包括罢工、罢业，抵制英国货，惩罚销售印花票的商人等。

说实在的，英国政府当时想收的税还真心不高，据说平均到每个人也就是1先令，总数也就是大约几万英镑。可是，北美殖民地的人认为，不是多少的问题，今天开了这个头，赶明儿，英国政府又不知会制定什么政策来向你收税。

1773年在波士顿，爆发了“波士顿倾茶事件”，一部分民众趁着夜色偷偷地溜到英国商人的船上，将准备运进殖民地的茶叶倾倒到海里。用意是抵制从英国本土进口（其实是来自中国）的茶叶（如果殖民地从其他国家进口就是走私）。消息传到英国本土，国王当然是大怒，立刻派军队前往殖民地镇压，最终点燃了美国独立革命的导火索。

北美13个殖民地的人民在华盛顿的领导下，最终战胜了英国军队，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国家。而“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随后也成为了西方国家制定税收政策的一个核心理念。

其实，“No Taxation WithoutRepresentation ”的理念就来自英国，还是英国政治的基本原则。

时间上溯至13世纪，当时的英国国王也是因为连年战争而国库亏空，想到向各个贵族要钱。没完没了地要钱也惹恼了贵族们。最后在泰晤士河的兰尼米德草地上，国王与25名贵族代表签署了《大宪章》，王权由此受到限制。其中就包括国王征税之前要和贵族们商量。您别看似乎是一个简单的事件，《大宪章》的签署在人类宪政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后来渐渐地，英国的政体改成了君主立宪制。1689年英国的《权利法案》规定，未经国会同意政府不得征税。

无代表，不纳税的道理很简单。从理论上说，税收是把人民财产的一部分转移给国家，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先于国家的性质，国家凭什么让人民交出自己的部分财产呢？如果国家仅仅凭借暴力或者强制力征税，则与强盗无异。

说的得通俗一点，钱在我的口袋里，你要问我要钱，总得先和我商量吧？

所以说，税收的正当性来源于人民（纳税人）的同意。只有经过纳税人的同意，最终在制度上转换为税收法定。

可问题来了，人民的人数众多，总不能一个一个地去商量吧。于是就想了一个办法。即由人民通过选举自己的代表，由代表组成议会。然后再由议会制定法律来确定税收的征缴，并由议会监督税收的使用。所以说，如果议员不是人民选出来的，这个国家没有任何正当性向人民征税的。

好了，借着这个话题，说说咱们国家的纳税问题。税负水平是高还是低，先暂且不论，税收制度形成过程就显得很不合理。国家现有的几十种税的收取与费率，绝大多数都由政府发布的“条例”、“暂行条例”规定的。更确切地说是由财政部来制定的。仅有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等极个别的税种由全国人大通过的法律规定。

2000年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明确规定，税收等基本制度只能通过人大制定法律。遗憾的是，该法律当时留了一个余地：全国人大以及常委会对尚未制定法律的事项，也可以授权国务院先制定行政法规。

其实，这种授权本身在法理上是站不住脚的。自己的事自己做，特别是对至关重要的征税权力，人大必须负起份内的职责，更不应交给天性就是爱多收税的政府去决定。放眼世界，把征税权交给政府自个儿掌握的，绝对罕见。还好，200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取消了对国务院发布税收条例的授权（知错偷偷改？）。这意味着此后国务院无权单方修改原有税种费率或开征新的税种，必须提交全国人大审议制定为法律。

但事情到这里还没有完。征税权重新回到全国人大后，咱们就可以放心了吗？就冲着他们当年将权力下放给国务院，咱们是不是可以有这么两个合理的推测：一个是不上心（懒得管），二是没有能力（不知如何管）？

再看咱们国家的代表。首先，众多的政府官员（现在的比例超过三分之一）担任着人大代表（已经比前几届少了一些）。而除了官员以外，人大和政协有很多像申大妈、刘翔一样的代表（委员）没有多少议政能力。这样，权力转了一个圈子，基本上又回到政府的手里。再者，还有很多的明星代表，他们手里还有块地，而咱们最多只能有快递。他们怎能代表咱们呢？

人大代表还应该是专职的、专业的。大多数的代表，平时忙自己的事，偶尔去转转。税收这么专业的问题，收多少，怎么收，他们怎么能搞定？

最后的结论是：既然要“代表”咱们去和官府商量税收问题，首先他们不能是官府的人；第二他们要有时间、有精力和有能力，不能是业余的。第三，他们是咱们选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