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通往时间深处的幽径

——评《六个字母的解法》

文/崔洁莹

原文载《侨易》第二辑，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过去”为什么如此桀骜不驯？

——纳博科夫《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

一、为什么是奈斯毕特？

“这本书的确不是关于纳博科夫的”，刘禾在《六个字母的解法》作者见面会上这样解释，她甚至进一步宣称，自己也不是纳博科夫的粉丝。然而，这部甫一面世便引起热烈讨论的“跨文体”作品的确以纳博科夫为叙事主线展开，^[1]作者浏览资料、寻访诸国遗迹旧址、请教各地专家学者，都为了回答一个问题：纳博科夫笔下神秘的奈斯毕特（Nesbit）是谁？倘若不是纳博科夫的超级粉丝，作者持续数年的探索热情似乎就难以解释，她为什么要找奈斯毕特呢？

奈斯毕特是纳博科夫1919年流亡至剑桥时遇到的同学，信仰社会主义，只有在谈论文学时才能消除与纳博科夫因政治争论引起的不和。事实上，他所代表的小社会——一战后剑桥知识分子群体——才是真正吸引作者思考的对象，由对奈斯毕特的探寻展现与其关联的历史面貌也是这本书的主旨；另外，作者痴迷于纳博科夫在奈斯毕特身上玩的文字游戏，即化名Nesbit反过来看就成了易卜生名字的拼写(t)Ibsen。本着对侦探小说的热爱与敏感，作者尝试揭开这六个字母隐藏的秘密，并将解谜的思路与过程呈现在写作中，回应纳博科夫向读者发出的游戏邀请——或者用作者的话说，是下棋的邀请。^[2]她也相信，从纳博科夫留下的字谜那里能够牵出一战后的许多历史之谜。只要有心阅读，以上两点原因在书中都不难发现。然而除此之外，还应注意的是“奈斯毕特是谁”这个问题本身的“偏”与“难”，选它作为叙事主线，亦体现了作者对历史的深思。所谓偏，是说奈斯毕特这个人物在纳博科夫笔下并不那么关键。翻阅纳博科夫的自传《说吧，记忆》，就会发现奈斯毕特所占的篇幅只有寥寥几页，针对他的叙述也较为平淡，除了有那个被作者当成主要线索的烟斗细节之外，就是关于他不成熟的政治观点，远不比上描述童年时代法语女教师时表现的那般动人和深刻，这直接导致了作者在开始探索之旅时的困难——纳博科夫留下的线索太少了，更不用提可以参考的前人论证，对大多数读者来说，弄不弄得清这个人物是谁无关紧要，也自然容易忽略。并且，正因为这个问题在宏大且极为复杂的历史背景下指向一个作家用寥寥数笔勾勒的普通个体，要解决它就尤为不易。因为个体的思想与命运轨迹往往伴随无数的偶然和意外，这意味着遵循因果逻辑的理性分析往往在谜团面前束手无策。要回答这个问题，对于数十年来都在从事学术研究的作者来说无疑是个挑战。然而，恰恰是这个有些奇特的难题成就了这本书独有的魅力，它关涉重大的历史场景，却居于现有的历史叙事之外，促使作者抛开强调概念、逻辑与铁证的学术研究路径，借由一个未曾被讲过的故事，还原纷繁迷离的历史景观。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她要找的是一条“通往时间深处的幽暗小径”。^[3]由此可见，无论纳博科夫还是奈斯毕特都不是作者此趟思想之旅的真正目的地，而是引领她另辟蹊径的探照灯。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1899-1977）

二、被重述的历史

一条没人走过的小路虽然往往曲折，但也时常充满奇妙的发现。在作者笔下，奈斯毕特的面容直到最后一刻才真正出现，而围绕一战后中西方知识分子群体的历史之谜却在寻找奈斯毕特的过程中一个个被牵出。在谈论这些话题之前，作者在后记中的一段自述值得引起注意，即虽然书中展示了个人化的阅读趣味和思索揣度，但作者在提笔之前就有了一个预期的目标群体——“学术界之外的读者”，^[4]确切地说，是中国的普通读者。这意味着将一战后的西方世界与同样正在经历巨大变革的现代中国相联，纠正常见的文学、历史误读与成见也是这本书的重要意图。因此，徐志摩的剑桥被屡屡拿来作为对照就在情理之中了。对许多中国读者来说，徐志摩描绘的剑桥都藏在记忆深处，构成对这一遥远地方的最初印象，并且这一印象并不随着时间改变，因为它在徐志摩的笔下就被去除了历史性，仿佛一个超越时间的存在，并被冠以“浪漫”的名号流传至今。作者想要为这一印象补充的正是当时围绕剑桥产生的各种历史话语，它们中有相互的冲突与压迫，也有前卫的试验与创新，纳博科夫与奈斯毕特在当时就生活在那个并不多么浪漫和平静的剑桥。在作者看来，徐志摩对剑桥的情感投射在于他无缘真正融入充满硝烟的剑桥生活圈，反倒自己创造了一片绝然不同的文学风景，然而一个游学生由诸多因素对剑桥产生的浪漫误解竟深深影响了中国几代普通读者，这恰恰印证了作者在一开始就对历史下的判断：意外与巧合产生的作用往往出乎预料，导致人为的因果推理常常不大灵。而改变中国读者心中那个被经典化的剑桥印象，显然是作者通过创作想要达到的效果。

本着还原历史真相的愿望，作者寻访当事地点与人物，在一个个于上世纪20年代留名剑桥的知识分子身上找寻奈斯毕特的影子。毫无疑问，这会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但每一次错误都为那段纷乱的历史增添了视角与细节，同时也匡正了误解，并且它们最终都指向了一战后西方世界的两种重要倾向，即全方位革新的冲动与固有等级制度的挺立。例如有抽烟习惯的李约瑟最终被排除了“嫌疑”，但随着对他的研究而牵涉出的的剑桥裸体协会与开放婚姻的生活方式却成为奈斯毕特时代的重要补充。或许再没有什么比水中突然冒出的几个青年裸泳者更能颠覆徐志摩那“康河的柔波”了，在一战后的英国，反叛的年轻人成为社会变革的一股强劲力量，他们从政治参与、家庭伦理、性别等级、日常生活方式等角度全方位地向传统宣战，但这其中又包含着种种的阻力和冲突，可以说是进步与压制俱存，生机与危机同在。对这一点，作者在不断的寻访过程中保持了清醒认识：李约瑟们的裸泳没给他们添什么麻烦，但家里藏一部《尤利西斯》就可能被校长和检察官盯上。（巧合的是，书中提到那个因在课堂上念了一段《尤利西斯》而被训话的倒霉教授竟是大名鼎鼎的文学批评家F.R利维斯，此事发生在1925年，正是《了不起的盖茨比》在美国出版的时间。虽然已是畅销作家，但菲兹杰拉德这部伟大的作品在当时却反响平平，可见体现对当代社会生活的深刻洞见的作品常常不能被及时地接受。）开放婚姻看似大胆新潮，但其背后可能隐藏着基督教婚姻及其所维护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度的坚不可摧——即便在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美国的同性恋婚姻合法化推进不仍然陷入种种争议吗？由此可见，看似无关宏旨的个人生活选择也能够和国家意识形态的推行和维护息息相关。在作者笔下，李约瑟、贝尔纳（另一个奈斯毕特“嫌疑人”）这群科学家不再只是埋头科研的天才，而是积极参与或被卷入了有关信仰、意识形态和权力的争斗。例如剑桥左翼科学家与右翼团体从未停止过较量；卡文迪什实验室的克里克和沃森夺取了女科学家同事的实验成果，成为留名历史的DNA双螺旋结构发现者；科学家C.P.斯诺总爱揶揄人文学科研究者，最后在五十年代终于写出著名的《两种文化》一文，从而承接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赫胥黎与马修·阿诺德关于文学与科学的争论，再一次为科学在统治阶层争夺领导权；甚至奥威尔也脱不了干系，他向英国谍报部门提供的黑名单上就有剑桥左翼科学家，并最终成了作者寻找奈斯毕特的重要线索……随着叙事的推进，思想变革与等级压制之间的张力越来越紧，意识形态的争斗似乎伸向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在遇见每一个可能的“奈斯毕特”及相关人物，并介绍他们不同的思想背景与立场后，作者试图说明，在各种思想和权力派别激烈交锋的年代，政治上或左或右的选择对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几乎是一道必选题，而在这选择的背后也都有一段混杂着个人经历与社会环境影响的心路历程。正如作者所言，1919年是一团理不清的乱麻，在政治经济的大变革下，有人失去家园，一生流亡。有人奋起反抗，发动革命。弗吉尼亚·伍尔夫在《自己的一间屋》中甚至说连餐桌上的气氛都不同了，人们心中的稳定感消失不见，罗塞蒂、丁尼生那样的诗人不会再有。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选择很难离开其背后社会政治力量的牵制。“纯粹从心理的角度出发去揣度一个人，那是一条走不通的小径。”^[5]这是作者在寻找奈斯毕特途中的收获。

在重述历史的过程中，现实时间和历史时间的穿插是这本书的一个特征。昨日的世界没有真正离去，它仍在对此时此刻的世界施加着影响，人类社会也并不总是沿着上升的道路一直在进步，这是作者通过历史与现实的对照不时流露出的反省。实际上，当叙述者第一次叩响剑桥海外圣经公会档案部的大门就因证件不齐吃了闭门羹的经历时，作者已暗示了她将要描绘的是怎样一个不平静的剑桥。历史与现实一再交织、重叠，沮丧地坐在图书馆门口台阶上的作者与一个世纪前走过一块不对她开放的草坪，因而遭到教区执事责难的伍尔夫之间有了穿越时空的联结；康河的裸泳者没被惩罚，21世纪伯克利的“光身汉”马蒂尼兹却多次被捕，死在了监狱；徐志摩当年所见的“黑方巾、黑皮袍的风光”与作者在剑桥教员高桌晚餐上遇到的黑袍教授形成有趣的对照；纳博科夫不被文学奖青睐和奥威尔作品的畅销也提醒着读者对当今文学、文化机构作用的思考。这些直接或隐含的对应关系无不说明虽然作者寻访的是历史，却时刻把愈发万象丛生的当代世界纳入思考范围，其现实批判的意图昭然若揭，也因而增添了作品的厚重感。

李约瑟（1900-1995）

三、”MOOREEFFOC”

在寻找奈斯毕特的途中，挫折是难以避免的。有好几次，作者以为找到了答案，结果却突然发现是走上了岔路。这种幡然醒悟的心理过程让作者联系到了纳博科夫在《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中的一段描写，即小说中的奈特寻访母亲旧日的足迹，结果找错了地方而不自知，在感慨万千之时突然被一只掉落的钳子砸到了脚，似乎在提醒他犯了错误。作者对这一细节尤为钟爱，这大概与她自己的研究经历十分相关。实际上，《六个字母的解法》一定程度上就是对《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的戏仿之作。纳博科夫写的也是一个关于寻找的故事，小说中的“真相”也包裹在重重迷雾之中，不时把主人公戏弄一番。纳博科夫用钳子提醒读者，通往“过去”的道路不会是一条凭理性就可照亮的直线，而往往是由许多偶发事件和其它复杂的因素共同构成的曲线。因此，看似严密的逻辑链条也常有例外，要解开历史上的谜团，光靠因果推理是不够的。纳博科夫常常在作品中布下让人意想不到的局，而他自己在20年代的剑桥知识分子群体中也是个例外。即便当时的局势迫使人在政治上站队，纳博科夫却始终对政治疏离，与许多流亡欧美的俄国贵族立场迥异。很难说，是不是这种刻意对政治和社会现实保持距离的文学态度让持有不同文学观的作者始终对其持有保留意见，但显而易见的是，越是追寻奈斯毕特的踪迹，梳理20世纪知识分子在大局势下的心路历程，作者越能体会到纳博科夫的与众不同，因而更加感到历史命运与个人选择的复杂性。在这种复杂性面前，历史学的实证方法与因果推理就显示出了局限，因而让作者看到了文学的机会与价值。也就是说，在实证分析无法抵达的地方，应该借助文学想象的翅膀唤起灵感，去解开那些历史的谜团，而这也正是作者在书名中暗指的“解法”。

本文开篇就已提到，Nesbit这六个字母隐含的文字游戏是把它倒过来看就成了(t)Ibsen,它和奈斯毕特的烟斗一样，是作者牢牢掌握的解题思路。而在文学史上，纳博科夫的玩法并非首创，早在19世纪，狄更斯就记述过他在青年时代发现一家咖啡馆玻璃门上的”COFFEE-ROOM”从反面读就成了”MOOR-EEFFOC”，于是后来就常常从反面看，独自沉入一种阴郁的幻想。从狄更斯开始，”MOOREEFFOC”成了一个特别的词，英国作家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托尔金（J. R. R. Tolkien）都用过它来描述从一种特别的角度看待平常事物，从而得到奇妙效果的那种状态。纳博科夫巧妙地把MOOREEFFOC用在了自己那位老同学身上，在Nesbit这六个字母中暗示他批判现实的艺术主张，并夹带了些许嘲讽的意味。于是，Nesbit这个看起来平淡无奇的名字在颠倒字母顺序之后就展开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新世界。实际上，作者在整本书中的叙事都和纳博科夫文字游戏下暗含的思想差异与冲突紧紧相连。由此看来，作者确实和纳博科夫下了一盘好棋，不仅破解了密码，还把编码背后的深层背景挖掘了出来。然而不能忘记的是，“六个字母的解法”是不合常规的，它就像狄更斯在伦敦街边咖啡馆的偶然发现那样，颠覆了人们习以为常的那种看世界的方法，因而造就了《六个字母的解法》这种“跨文体”的实验特征。在书中，作者秉持了学术研究的严谨作风，查阅大量资料，对许多文学史上的成见保持着警惕。但另一方面，她大胆使用了想象力和洞察力，在历史叙事中时时插入对现实的考量，使作品既有文学的趣味，也不失于轻薄。

在陷入六个字母的破解困境时，作者曾联想起纳博科夫的一段描述：一个死结无非是绕成一团慵懒而优美的线，人若非要用笨拙的手指去解，就有失败且受伤的风险。在《六个字母的解法》中，作者选择了一条通向时间深处的幽暗小径，因而数次遇到困境和迷惑，恰似用手指解开死结的过程。奈斯毕特的真容终于在书的结尾出现（虽然它并非通过实证得出的结论），而在寻觅过程中出现的许多谜团还有待被进一步思考和解释。不过对于这部开放式的实验作品来说，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并不是它的目的，充分展现历史的复杂性，引导读者从全新的视角看待过去并思考现在才是更重要的。

【注释】

1. 刘禾在作者见面会上提到“跨文体”是一位批评家的说法，她对此表示了接受。

2.  《六个字母的解法》中提到了纳博科夫写小说像布棋局，刘禾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的采访时也谈到自己通过写作与纳博科夫下棋的意愿。采访内容详见：http://www.wtoutiao.com/a/449571.html。

3. 刘禾：《六个字母的解法》，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23页。

4. 同上，第241，

5. 刘禾：《六个字母的解法》，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118页。

    

    

《六个字母的解法》，刘禾著，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The Nesbit Code）

作者简介：崔洁莹，中国人民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