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问：为什么科研人员争着做官呢？

    因为不能排除一部分人是为了能做点事而争官做，所以从好的方面想，接下来可以继续问：科研人员不做官能做事吗？

 

    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现实问题。

 

    答案之一是：科研人员不做官的确也能做事，但通常难做事，很难做事，做同样的事需要更多更大的付出。原因在于主宰这个社会的主流崇尚人的尊卑贵贱，而且按官级来划分人的尊卑贵贱。特色社会特别讲究关系网，更讲究官系网；学研界丝毫不落后，它与时俱进，将各种大大小小的学研形式、过程和制度演变发展成了地道的官制，并实现了由官系网彻底调节控制关系网的高级程度。由官系网调节关系网是学术界对传统和现代的官本位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即使在学术界，官吏们也已经不同程度地成为官本位的人格化身，如同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身一样。这种人格化身随心所欲的艺术般的展现和对人们大小社会生活的无情控制，要令那只懂得 “护身符”的贾雨村和那个不学自通的门子感到极大惊诧和无地自容。同时，也令那些做了官能做事想做事的好官做事极难。

 

    官员会回避做官和做事两者之间关系的问题，连顶级官员也只是对学生娃娃说两句要做事不要做官的话，而创造不做官也能很好做事、创造民权制约官权的社会大小环境和条件的问题被忽略。这表明，科研人员不做官能否做事的答案在官方和官人内心那里必然是否定的，因为实际行动是最好的说明。权力圈子的维系和排挤是当今社会流行的手艺。现实社会做官大多需要投名状。官权的分配和争斗，最能反映人们的思想、立场和对人的真实态度。民权枯萎，官权必定横行。既然官权决定官权，官权与民权的对立和不相容便越益严重。投名状的实质内容也越来越糟糕。

 

    科研人员不做官能做事吗的答案，为什么在官方那里必然是否定的，还可以从现行的各种“人才计划”那里得到直接的说明。不难看到“人才计划”层次越高，吸引力越集中于“人上人”的必要条件---金钱和官权，而后者还可以决定更多更长远的东西。在某种角度上这是（官方）事实求是的一种具体体现，两者缺一不可。有人呼吁大量“纯粹科学家”的出现。假定“纯粹科学家”是个能够成立的合理的概念，可以确定，如果没有相应的社会条件，“纯粹科学家”在特色社会能够活下去的机会微乎其微。

 

    覆盖在金钱拜物教或商品拜物教上面的神秘面纱早已被揭开，钱权（金钱）力量的性质不再那么神秘。但官权在学研界依然有一种难为人们所知的神秘性质，尽管实践过程本身是对这种性质的揭示。

 

    此外，一个国家如果在政治、经济、精神和文化方面走向或重新走向殖民化和半殖民化，那么官权不仅会谋求与资本的联盟，也必然会寻求与洋权的结合。以洋权为靠山，为科研人员套上更为沉重的锁链，以巩固和稳定官权及其所能带来的个人利益最大化。国家如此，教学学术科研界也难逃此命运。这是一个现时已经展开的过程，只不过其形式和内容在不断的调整和变化而已。

 

    科学也好、教育也好，文化也好，谁能说它们与社会制度无关呢？科学教育文化、如同人们的政治经济关系一样，是社会形态的有机组成部分，既是决定性的因素，也是被决定性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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