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孔不入的官本位和裙带主义科学体制，使得从事独立自主的科学研究难上加难。官，也成了学者学术权利和权力的必要的甚至首要的政治实现形式。众所周知，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知识分子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了。 然而，随着政治和经济的两极分化，工人阶级在内的平民大众地位的戏剧性变化，直接当官做老爷，或官商一体化却成了新的成员摆脱其“工人阶级一部分”的命运的一个重要途径。于是乎，官本位在学术界得到了空前的强化，其中院士制度也逐渐演变为“官”制。没有实现这一步转化的至少要作为 “毛”依附于官这张“皮”才能混下去。而官则须继续学术下去；有更多更好的“毛”贴着，“皮”才能更加光滑闪亮。于是科学研究活动处处充满了官本位和裙带主义的格调。

这方面多年没有实质性的改进。大人们对此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不是去努力创造营建科研人员能更好从事科学研究的大小社会环境和必要的研究条件（比如，掌握大量科研资源的部门和官员有必要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学习借鉴，提高科研资源分配的合理性和正义性），却总是喜好在科学或学术研究的技术层次方面予以强力干预和指挥。比如，应该研究或不应该研究这样那样的问题（有所为，有所不为）；应该如何如何地交叉、联合攻关；应该如何如何地搞中心建基地；应该如何如何地思考问题做科研。可笑的是还有个别学官主张生物学者运用物理学研究的思维和方式方法去研究生命科学问题。科学研究怎能获得应有期望的发展并为社会的发展进步做出更好更多的贡献？即便如此，大人们个人政绩和学术“GDP”的欲望却变幻莫测，“诺贝尔奖”情结反复出现比较说明问题。不满之下，将原因归结转移到尚有一点点自主性的学者或科研工作者身上。从事独立自主的科学研究的学者由此被看成了“单打独斗”或“单兵作战”的心胸狭隘、眼光短视的“小生产者”。

科学研究的性质和内在特点决定了我们不能把科学研究工作者看成是“单打独斗”或“单兵作战”的“小生产者”。科学研究工作者关注的本身就是科学研究的前沿，其眼界必然只能是世界范围。至于他们如何交流、互通有无、互助合作，那时由科学研究的具体情况和具体的社会条件决定的，而不是随心所欲的就能解决问题的。科学研究（项目）不同于工程项目，“聚众斗殴”或“大兵团作战”可以攻关解决一些工程项目问题，但不能解决科学问题。如果“聚众斗殴”或“大兵团作战”或捆绑似的“打斗”能够解决科学问题，那么，各种重大的医学和生物学上的理论和实际问题早就会解决得差不多了。胰岛素的人工化学合成是一个生物化学工程的问题，它是通过“大兵团作战”而取得的，几乎代表了整个国家的生物学实力，成了那个年代中科院上海生化所，乃至中国生物学界的一个“标志性成果”。但胰岛素的人工化学合成从当时生物学发展的水平来看，已经不是一个真正的科学问题，不具科学未知问题的特点，其工程或技术性特点却十分显著。显然是不能把它当作解决科学问题的范例。

其实，标志性成果从小到大的伸缩性极大，小到每一个意义明确的新颖科学发现都是“标志性成果”；大到许多“诺贝尔奖”算不上是“标志性成果”。以生物学为例：达尔文的进化论，孟德尔的遗传定律的发现，遗传密码的揭示，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和阐释，RNA向DNA的反转录的发现，有多少其他“诺贝尔奖”成果够得上这种里程碑式的“标志性成果”呢？所以，“标志性成果”情结是“诺贝尔奖”情结的转化结果。

在官本位和裙带主义盛行的现实中搞“聚众斗殴”或“大兵团作战”，不难判断，更多的只能把科学研究引向贵族化和强化人身依附的道路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