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博文说到选择的问题，我的观点是，在个人与企业、个人与学校这种关系上，个人处于弱势，所以从法理上讲，应该有照顾弱势群体的条款，否则承诺可以无效。

当然这个是从法理上讲了，但是从道德上讲呢？有人会问，我们讲君子一诺千金，这个美德难道就不要了么？当然还是要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人生而自由，也总是有行使选择的权力的，当人的想法改变时，原来的承诺，很多时候难以履行，这个时候，我们也应该允许人行使自由选择的权力。比如说我当初报送研究生，那时候我确实想好好做学术。但是一年以后，跟课题组接触之后，发现做学术并不适合我。或者说一年以后，家庭经济情况突变，需要我去挣钱。或者说一年以后，在国外的恋人向我求婚，我答应了，但是需要解决两地分居问题。等等。情况变化，要给人选择的权力。但是之前作出的承诺，怎么办呢？当然我们还要尊重。那么你要说，这两点是矛盾的啊？

真的矛盾么？看起来如此，但实际并非如此，解决方案很简单，就是通过沟通，把这个“诺”取消掉，让它无效。毕竟，我们是人，不是机器人，也不是法律条文，我们是可以沟通的嘛。以我自己的例子来看，我老人家刚来美国的时候是在A校。当时选导师的时候，导师就跟我说，我知道你们清华的学生都不安分，喜欢跳来跳去，你想来我这里可以，但不要把我这里当跳板。我说当然不会，我来这里就是要在这里拿博士学位的。我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想的。但是一年之后，我订婚了，在做了半年空中飞人之后，我决定换地方，换到内人附近，最好同校。当我跟导师提出这一点之后，他毫不犹豫的就同意了我离开，而且对我申请的学校都提供了推荐信。我又去找当时的系主任写推荐信，系主任说，晓明同学，我觉得我们系已经很好了嘛，你为什么要走呢？是我们做的还不够好么？你不要着急走，先跟我这个系主任讲一讲你不满意的地方，我们可以改进嘛。我说这个系真的挺好的，我恐怕以后遇不到这么好的做学术的地方了，但是我要结婚，要有家庭，请你理解。系主任立马就说，那我就不需要劝你留下了，你离开是应该的，你要的推荐信我都给你写。当然这个例子还有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内人到我这里来，这样我就信守了承诺，但是内人那边又会需要更改她的承诺，所以，这种沟通和改变，总是要有的。

所以说，我们是人，不是机器。人，都会有改变主意的时候，只要及时沟通，让各方都有所准备，让各方的损失降到最低，那么是否按照原来的协议走，还是我们产生一个新方案，这都是可以谈的嘛。。。

当然，我知道有人肯定会问，那如果有人，他本来就不想来读，只是想占个保送研究生的坑以防万一，那么找到工作以后，再编个理由说有各种变故不来念，那你怎么限制他呢？他的离开给导师课题等等带来的损失又如何弥补呢？这个我想有几个层面的回答。其一，法律不承认诛心之论，所以法律层面上，还是我上面说的，对弱势群体要公平。其二，如果这个人真是这样欺骗，那么道德上可以谴责他，甚至可以从道德层面上限制他，比如在我上篇博文中，有人说，学校可以跟用人单位讲，说这个人答应了在我们这里读研的，没有信守诺言，理论上讲，学校确实是可以这样做，我觉得没有关系，我想，用人单位也会给应聘者解释的机会的。如果应聘者解释合理，那么仍然可以聘用，如果解释的让人觉得有问题，是在骗人，也可以选择解聘，我觉得理论上都可以。

但是最后我还想说个其三。这个研究生招生的问题，我是这么看。我家旁边有个普林斯顿大学，其化工系还算是美国不错的，但也不是最好，10-15名的样子吧。普林斯顿的化工系，每年录取博士生差不多40-50人的样子，你知道每年有多少人来报道么？10个左右。。。。。。我看普林斯顿化工系的科研，也没受太大影响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