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当推为格物致知自古第一人，但他亦有“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之过错。子羽虽貌丑，却在长江一带修德，门下有弟子三百，名闻于诸侯，孔子悔当初以其貌不扬而不予重视。

        韩愈反对佛老，不信鬼神，在其《原道》、《论佛骨表》中多有表现。元和十四年，韩愈因谏迎佛骨，被唐宪宗贬为潮州刺史。可是，他刚到潮州不久，听说境内的恶溪中有鳄鱼为害百姓，却造祭坛、摆祭品、撰《祭鳄鱼文》，用鬼神之术来驱逐鳄鱼。

        看来，知易行难，知行不一，古人也莫不如此。近日重读毛主席1937年撰写的哲学名著《实践论》，比早年学习此文，感受更为真切。撇开文中的阶级性因素不说，单就其哲学价值考量，觉得还是很有道理的。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行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言下之意，行萌生知，知指导行，行证实且修正知，这样，知行不断互促递进下去。

        进一步地说，在人们格物致知的实践长河中，没有绝对真知，只有各个认识阶段的相对真知。由于在某个特定的认识阶段，知有正误之分，行也有正误之别，因此，要做到知行一致就更为困难了。

        《实践论》中有一段文字，指导性很强，记之以自戒。“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识里手’，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适足见其不自量而已。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决定的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