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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赤字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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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联合早报》
（2009-11-22）
● 张从兴 中国周记
中国能否尽快摆脱“文化赤字”并实现“文化盈余”，与中国是否有“高水平的中译外专业人才”之间，其实并没有必然的关系，关键是在中国文化本身。不久前，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王晨在中国翻译协会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中国的历史文化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中国理应对世界文化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但现实情况是，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和文化传播严重“入超”，“文化赤字”很大。
王晨所谓的“文化赤字”，是指中国人在世界上表现中国核心价值观、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的文化产品及中国文化的对外影响力仍然有限，中国文化的对外影响力与中国的国际地位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比还有不小差距。
他认为，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和对外交往的不断发展，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提高对外传播能力，越来越显得重要而紧迫。
在他看来，中国缺乏翻译人才是造成“文化赤字”的关键因素，因为翻译是对外交流和沟通的桥梁，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纽带。不论是对于中国尊重文明多样性、吸收世界各国文明成果，还是对于介绍中国发展、中国模式，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翻译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可是，中国翻译界目前却面临着突出的人才问题，特别是对外传播事业中亟需的高水平的中译外专业人才，相当匮乏。翻译人才队伍的严重“断层”造成翻译质量上的问题，影响了中国的对外形象。
软实力未必和国力成正比
王晨所言有一定的道理，因为翻译确实是沟通不同语言的民族之间的“桥梁”，但是他可能忽略了这点：历史上很多伟大的翻译工程或翻译事业，并不是由“文化输出方”进行，而是由“文化输入方”承担的。
以世界历史上时间跨度最长，规模最宏大的翻译事业——汉传佛教译经事业为例，作为“文化输出方”的印度几乎很少主动把佛经翻译成汉文，再“输出”到中国，反而是作为“文化输入方”的中国，既有朝廷迎请梵僧、胡僧入华译经弘法（如：东汉之竺法兰、迦摄摩腾，南北朝之鸠摩罗什、真谛），也有华僧远赴天竺求法，把梵文佛经带回国翻译（如东晋之法显、唐之玄奘、宋之义净）。到了20世纪，把藏传佛教经典翻译成汉语，给汉传佛教补充养分的藏汉译经事业，也不始于雪域的喇嘛或仁波切，而是汉地僧侣和居士如：能海、观空、法尊、隆莲、任杰等。
对外文化交流和文化传播，是否与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成正比，也有可议之处。从历史上看，长期四分五裂的古代印度，其“国际地位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显然无法与以“大一统”为常态的古代中国相提并论，可是却能成为佛教文化传入中国的“文化输出方”。
至于能海上师和法尊法师等汉地僧侣，在民国年间去学经求法的藏地，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就更不用说了，因为当时的西藏还是农奴制社会。可是，就是这样一个生产力极其落后的雪域高原上诞生并发展的藏传佛教，仍然能够成为向汉传佛教补充养分的“文化输出方”。
而谁也不能否认，作为世界三大宗教文化之一的佛教文化，并非“文化软实力”。
美国的例子
换个例子，美国是当今世界经济最发达，学术也最发达的国家之一。这一点应该没人会否认。可是，美国并没有把足以体现“美利坚文化软实力”的俗文化产品（如：好莱坞大片）或雅文化产品（如：马克吐温、海明威等小说家的小说，塞缪尔·亨廷顿、约瑟夫·奈等大学者的学术著作）主动翻译成外文。
别的外文不说，把美国的好莱坞大片、小说、学术著作，翻译成中文的，估计不是中国大陆人，就是台湾人，再不然就是香港人。
由此可见，中国能否尽快摆脱“文化赤字”并实现“文化盈余”，与中国是否有“高水平的中译外专业人才”之间，其实并没有必然的关系，关键是在中国文化本身。
如果中国的“文化软实力”能够为当今世界的文化困境或文化危机提供独具特色且深具创意的解决方案，即使不翻译成外文，外国人也会争先恐后地主动学习汉语，直接感受中国文化的魅力。
最后提一句，相信王晨所谓的“中国文化”指的是当代的中国文化，若是指传统的经典文化，那大可放心，无论是五经之首的《易经》、四书之首的《论语》、老子的《道德经》，或是孙武子的《孙子兵法》，等等等等，在世界各地早就有了很不错的外文译本，而且不止一种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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