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过去了，无官一身轻，轻贱的轻，没有名分给人去拜年，也没有人来拜年，除了年前给少数师长拜年外，就呆在家里，看了些汇率与通胀、气候保护方面的文章，这是年前上级布置的工作。不过也发扬了个人爱好，听了场音乐会，当然还收发短信，有些短信还是诗歌，因此也读点诗，以表明自己无官一身qing的qing是清高的清：

        读的第一首诗，妻看了说：“忧伤，忧国忧民的。”读的第二首诗不用多说，其中两句可以看出含义：“果然一大觉，潜影深山中。”妻说了，怕老婆的我当然就品了品诗，突然觉得这两个诗歌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两个端点，不是一般的知识分子，而是清高型的知识分子。中国还有一类知识分子，谁是？《铡美案》里的陈世美就是，他们是没有脊梁的伪知识分子，至少是浑浊型。

        中国的知识分子，按孔夫子、孟夫子的要求是要把“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的伦理追求的，从屈原到王安石直至周恩来都是这样的类型，他们成为了中国社会的脊梁。然而这样的脊梁往往是孤独的，就以成功的周恩来为例，现在对他有不少垢语。他们往往不为社会特别是权力所理解。在被社会和权力否定后，这些知识分子或者变得浑浊了，或者坚持清高，做到“果然一大觉，潜影深山中”。陶渊明、郑板桥就是这样的。

       知识分子的清高，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辉，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弊病。何以见得，有诗为证：

       我听见，听见美国在歌唱，我听见各种各样的五花八门的歌。

       机械工人在唱歌，每个人都唱着他那理所当然地快乐而又矫健的歌；

       木匠们在唱欢乐歌，一边唱一边丈量着他的木板，他的房梁；

       泥水匠在唱，无论是准备开始工作还是放下工作，他都自由地哼着自己的歌；

       船夫在他的船上唱着，唱着那一支支船夫们世代相传的船歌；

       于是，舱面水手们在汽船甲板上唱起自己特有的新歌；

       鞋匠坐在他的凳子上唱歌，做帽子的人站着唱歌。

       唱歌，唱歌。

       丁丁伐木声伴着年轻的伐木者的歌；

       那可爱的牧童在在早上的朝晖里和牧归的晚霞里唱歌,

       唱的是他们在野地上午休看着白云后面的太阳轻轻哼的情歌；

       白发的母亲和年轻的少妇一边工作一边唱歌，

       这歌声交织姑娘们在缝纫或洗衣裳时唱出甜美歌声，汇成一条清澈地翻动浪花的河。

       啊，美国，每个人都唱着属于他或她而不属于任何其他人的歌，

       白天唱着属于白天的歌——晚上这一群体格健壮、友好相处的年轻人，

       就放开嗓子又唱起他们那矫健而又悦耳的歌。

        这首诗是美国诗人瓦尔特 惠特曼的《我听见美国在唱歌》。这首诗歌没有忧国忧民、没有消极避让，有的一种积极向上的激昂。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不会写这样的歌的，因为知识分子的清高让他们看不到伐木工人也在唱歌、看不到缝纫你女工也在唱歌，也不愿意“听见各种各样的五花八门的歌。”旧的体制使得他们或者像屈原悲愤地投入汨罗江，要么像王安石，循着一条个人关系网前进，让浑浊型的知识分子顺着这种个人关系网攀上他，蔡京就是这样的，他曾经是王安石在信任的人，也是最终毁掉王安石事业的人。屈原是孤独的，王安石更是孤独的，被欺骗的更孤独。周恩来怎么样？在公开文字记录中，周哭过三次，一次是秘书告诉他“总理呀，（地下党）除了华北的都当右派了”，第二次次是“亲密战友”从飞机上摔死时，为什么哭？两次都没有说原因，第三次说了原因，他对自己的小超说，革命了还几十年，人民还这么穷。这时他快去世了。

         这些故事告诉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的清高是难于维持的，这起因于在他们可以忧国忧民时喜欢蔡京那样的马屁精，最后坚持清高，就落得“果然一大觉”了。因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导师孔夫子没有明白一个道理：

         啊，美国，每个人都唱着属于他或她而不属于任何其他人的歌。

         治国、平天下需要统一的意志，需要“驯服工具”，需要只会唱领袖歌的。孟夫子似乎明白了，他说不要“行仁义”，要“由仁义行”。于是，我们的农民皇帝朱元璋下令，把他赶出了文庙。接下来，他儿子派三保太监下西洋，什么也没有留下；再接下来有个叫哥伦布的人半自发地唱着自己的歌也去了“西洋”，历史记载说“哥伦布发现了美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