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三个宪法日到来之前，聂树斌期间杀人案翻案了，理由是，证据不足，疑罪从无。这件事彰显出我国正在依宪治国。尽管由于王书金案的出现，“证据不足”的说法不完全成立，但是疑罪从无的判例，意义很大，希望中国以后坚持这里的原则。

坚持这一原则，让我想到另一个问题，上科学网的，许多人是当老师的，你们想到了自己经常面临“疑罪从无”的选择吗？我说的是你们每年要参加学生的考试，考试难免出现作弊现象，最近20年，许多学校在考试中贯彻了“疑罪从有”的原则，有怀疑作弊的，就“绝不手软”。有的学校规定学生考试不得带草稿纸，如果自己带来草稿纸，就算作弊；有的学校规定考试期间不得外出，外出了就算作弊。是的，在草稿纸上、考试期间上厕所都可能作弊，但是更大的可能未作弊。所以要疑罪从无，保护大家。一个法律主要是为了保护更多的人的，不是为了惩罚人。中国 古代的“法家”，最终为民众抛弃，就是他奉行整治人、惩罚人的X管理模式。

在这方面我是有深刻教训的。30多年前，我大学毕业，考研究生，在上海市X中学，进了考场，我把自己带的茶叶放到水杯里，因为我在地质队养成工作前喝足茶的习惯，可是监考的老师，马上把我的水杯带走，他说：“茶叶是兴奋剂，考试不允许吃兴奋剂。”弄得我很不是味。于是，我那场考试没有成功。后来，大约15年前，我是系主任了（那时候系主任还算处级），有个学生考试，考试期间要求上厕所，上了厕所后，感到累，他想让风吹吹，在教学大楼门口坐了一会。监考老师认为他出来时间太长，足以作弊，马上按规定报告教务处。我作为系主任，出面说，这学生作弊证据不足，主张疑罪从无。结果教务处负责人在会上连我都批，可能因为我当时与他同级别，后来批评就停了，“官位”保护了我，而我退缩了，自己平安了。 后来，这个学生精神面貌一直不好，对学习失望了，研究生没有敢考，好像女朋友也气走了。我不知道他最后的就业怎么样？

还有一个切肤之痛。大家记得科学网上曾经有个很活跃的院士，得到大家尊重，但他总是与对我不友好，还写了篇反对我提倡监考不能搞有罪推定的文章。一个海归怎么会不认可无罪推定呢？一次，我借机问起他原因，这时才知：原来曾经有人匿名在《新雨丝》上丑化过几位院士，包括他，我出于义愤，也出于对他们几个人科学成就的推崇，给《新雨丝》发信指出那篇文章的事实不能成立。没想到，这位院士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怀疑是我出尔反尔，唱了白脸唱红脸。他怀疑的理由，竟然是我为什么会为他们辩护，怀疑人间有正义感的人。事后，他不再攻击我了，但是我们也不交往。他走了后，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写纪念文章。朋友，我能怎么写，写他学术水平高，我写过引起了误会。写他人品好，可是他的误会反映了他受阶级斗争为纲影响深。我能写出他些什么呢？原谅我不写，惟祝他在天堂里安好。

这件事让我想在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把人性的正义感强奸了，生出了“疑罪从有”、“处处阶级敌人”这样的怪胎。今天我们知识分子希望“依法治国”，“依宪法治国”，首先要从我做起，对学生考试，坚持疑罪从无，不要无证据地抓作弊，坚决不搞有罪推定。我曾经肯定，治国要搞Y管理；苏维尔奉行X管理理论的模式，害了俄罗斯，害了中国，也害了管理治国者自己。

今天正好我讲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考试，我不去监考，因为监考对我来说，让我有太多的痛苦的回忆了。

   疑罪从无，这是一个现代文明国家的起点。我欢呼我们民族的这个进步，欢呼宪法日的建立。这点算我的教学经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