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正怀人

   今天是祖父的忌日。早晨，我坐在窗边，回忆起很多事，下笔时却又不知从何说起......

   在四川和重庆，十月的天是阴沉的。

   医院是一个承载“轮回”的地方，承载来而复去的生与死，甚至有点儿教堂的作用。逝者的弥留之际像一场慢速且无声的电影，四周似乎很安静，因为喧嚣被旁观者的心屏蔽，而时间在旁观者急促的呼吸与脉搏间流逝。你只能作一个旁观者，旁观生命连同反映生命体征的参数随着时间一点一点消失......

   接下来的步骤在麻木甚至无意识中按部就班地进行，那是一种游离状态下的忙碌——除了必要的迎来送往，还要起草悼文，敲定刊登在《日报》上的讣告与发放给亲友的生平措辞，规划告别仪式流程，了解“镰刀铁锤旗”覆盖的“禁忌”......这些“琐事”构成了逝者最后的“特权”（或者说“哀荣”），但它对逝者是没有意义的，只是生者的安慰，只有死亡本身是逝者的安慰。

—— 林徽因

  在这个“碎片化”的时代，人作为整体被联系得空前紧密，作为个体却又被不断隔离，葬礼成为了仅存几个维系现实社交的平台之一。

   直到夜晚，在空荡荡的灵堂内，面对冰冷的遗体，才能安静地自处，又回忆很多事：

   与曾祖父类似，祖父这一代经历且直接参与了时代最剧烈的变革。这种“剧烈的变革”几乎无法用“洪流”来刻画（也就是通常所谓“时代的洪流”），我只看到频繁的“跃迁”。就像《日瓦戈医生》里的主人公，一个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遭际可以如此丰富，但生命依旧很渺小——所幸渺小并不意味着卑微，连他在“特殊时期”遭受的“苦难”在今天都是可以炫耀的“资历”——不仅是看文件与待遇，“苦难”也是有“级别”的。

   这些“苦难”很多部分是不可说的，需要“为尊者讳”。但这里的“尊者”并不是逝者本身，因为我们必须接受一个事实：在逝者之上还有“尊者”。我深知规划的告别仪式里，有很多“过场”是为逝者所不屑甚至厌恶的，但有些“过场”我们必须走或者必须这样走——安慰生者。

   在我的印象中，祖父偶尔回忆“苦难”时总是淡然的，淡然意味着没有怨恨，但不等于没有愤怒——这或许是知识分子的“可悲之处”，尤其是他这样“不纯粹”的知识分子——在他选择的道路的同行者中，他是知识分子。在此之外，他又不是（除了知识，他还有过“权力”）。

   在整个葬礼中（尤其是告别仪式），我们需要回避他的“愤怒”。我把灵堂的哀乐换成了《南开校歌》，那里有他最美好的回忆；告别仪式的乐曲换成了《太行山上》，那里有他引以为傲的“黄崖洞兵工厂”......他的一生经历了很多事，也做了很多事，似不足为外人道，我只在灵堂上放了一本他晚年主编的纪念文集《张伯苓与重庆南开》，那里联通了他的青葱岁月。

   在“特殊时期”的“特殊环境”中，祖父还饶有趣味地写了一篇改造传统算盘的文章，其中有这么一句：忘却帝王千万，人民常怀鲁班。作为一个五十多年“原地踏步”的“行政八级”（1950s），他只能算“帝王将相”的“尾巴”（作为“三八式”，在“红星牌”和“解放牌”之间）。而在“特殊时期”，他是“敌人”，连作“人民”的资格都没有，更别说“鲁班”了。

   对更多看到或看不到的人而言，他的一生只是被精炼成讣告上的几行小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