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琰《包昌火情报思想剖析》（情报杂志，2013（6）：1-5）一文说，包昌火先生在《中国情报学发展的重要篇章—包昌火情报工作论证集萃》一书的序中对他的情报思想做了归纳，其中有一条为“把信息转化为情报和谋略作为我国情报工作和情报学研究的核心任务，而非信息和知识的组织，后者是图书馆的世袭领地”，对于这句话，笔者有种错综复杂的感受。
   一方面，个人印象（或者说直觉）是，“信息和知识的组织”这一块，情报学及情报工作者的贡献似乎较图书馆学及图书馆工作者的贡献要大一些；另一方面，“图书馆的世袭领地”一说，似乎将成或已成历史，在当下，“图书馆”在此领域并不具备竞争力。话语权似乎已被有关数字资源服务商占据，所谓“内容为王”。
   有朋友A指出“可能要站在更加宏观的角度理解这段文字。我觉得主要问题还在于对情报的理解。作者定义的情报和我们传统理解的情报不是一回事。”，朋友B解读为“包老师这个判断是他提倡Intelligence的一个延续，情报学与图书馆历史上不是一家，现在也应该各自发展。中国情报学如果中国情报体系一样是被‘做空’的学科，现在正本清源是要中国回归‘耳目、尖兵、参谋’的本性。如果我们把情报定义为一种信息的形式（比如分析的结论），或者知识的形式（比如供决策的报告），情报学体系最终必然成为信息学和知识学。”。
   对于情报学，我纯属打酱油的。种种自定义的情报，似乎更多的为一家之言，至少在目前是这样。对于“图书馆的世袭领地”，假如用“信息和知识的组织”描述也许宽泛了不少，进一步描述，笔者认为也许可以说成是目录学（研究目录工作行成和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范畴，其具体内容包括文献揭示与组织、书目编撰、文摘编制、索引编撰、综述编撰、书目情报服务、书目工作组织管理、书目导读等。然而这些“传统的”、“世袭的”领地当前愈来愈边缘化，诸多工作要么“外包”了、要么萎缩了，要么顾不上了……
   图书馆学学术研究领域，一派繁荣景象。然而，当前好些研究成果，形式上很完美，实质是“华而不实”。更像科学研究方法训练成果，而非具备问题意识的研究成果。